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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振平:初心與復興——以毛澤東為例

 

  當今中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節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不僅站了起來,而且在經濟、政治、社會、科技、文化和環境等各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正在逐步發展和完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即將完成。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近幾年世界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建設實踐進一步證明了這一判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乃至突如其來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中國發展面臨的巨大風險,但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示自身優勢提供了契機。能否頂住美國霸權主義全方位打壓,能否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困難,在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上繼續前行,根本在于自身是否堅挺,在于我們黨和人民特別是廣大干部能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民為本,團結一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奮勇前進。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是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認真分析黨的創始人毛澤東早期的思想歷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初心是什么及怎樣形成的,也可以明白革命先輩們一生初心不變的原因。這對今天的中國有著重要意義。

  初心指的是一個人、一個黨最初立下的奮斗目標或志向。這種目標、志向的確立要經歷復雜的過程。

  毛澤東出身于湖南湘潭韶山沖的普通農家,幼時常住湘鄉外婆家,純樸善良且極富同情心的母親對他影響較大。他八歲開始上私塾,受到傳統文化的教育,同時早晚要放牛拾糞,不斷參與家里的農活,因此他對農民的疾苦深有體會,立什么樣的志成為少年毛澤東不斷思考的問題。1910年秋,16歲的他離開韶山赴湘鄉縣立東山小學堂讀書時,曾改寫了一首立志詩,留在了父親的賬簿里:“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詩表明了他不愿做庸碌之輩,但也還沒有明確的志向。然而,當走出韶山,特別是到長沙讀書,通過所學所見,毛澤東打開了眼界,體會到國家之危亡,接受了社會變革思潮的影響。從毛澤東一張還書條就可以看到他在關注什么。他借閱的《新民叢報》是梁啟超主編的廣泛介紹西方學術和政治思想的刊物,當年風靡一時;另一本鄭觀應著的《盛世危言》也是疾呼中國社會必須改良的新潮書刊。這些思潮對毛澤東的影響,從其中學作文《商鞅徒木立信論》也可以明顯看出來。該文一開始就說,“吾讀史至商鞅徒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開民智”正是康梁變法失敗后梁啟超總結教訓得出的結論。他在《新民叢報》第一號上發表的《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中就說:“然則為中國今日計,必非恃一時之賢君相而可以弭亂,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自不能為患,吾何為而患之。”

  19151月,日本政府提出了旨在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57日進一步向中國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時內答復,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為此,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學生集資刊印《明恥篇》。毛澤東在《〈明恥篇題志〉》中寫道:“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從中可以明顯看到他已將自己的志向與實現中華民族復興聯系起來。當時他還在一封信中寫道:“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濟”,并且激勵朋友“足下有志于此乎”。接著,他又在《至友人信》中表示“齏其躬而有益于國與群,仁人君子所欲為也”,并說:“弟近年來所有寸進,于書本得者少,于質疑問難得者多。”由此可見,中國積貧積弱受外國之欺侮的時局對于青年毛澤東影響至深,已經激起了他的獻身精神。

  毛澤東不是崇尚空談的人。他自小就記住了孔子說的“訥言敏行”,后來他為兩個女兒名字取名為李敏、李訥(毛澤東在延安時曾化名李德勝)。一旦確立了救國救民的遠大志向,毛澤東就以自己各方面的行動實踐著這樣的志向,并且持續進行艱苦的探索。關于這方面的事跡很多,譬如他努力以各種方式鍛煉身體,以備將來迎接艱苦斗爭。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強調要“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并指出體育運動不僅強筋骨,而且“足以增知識”“足以調感情”“足以強意志”,認為“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再如,他有意識地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發出了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寄發長沙部分學校,意欲結交對學問、時政感興趣、能耐艱苦、有決心,直至能為國犧牲的朋友。十分突出的是,他幾次利用假期約了要好同學,不帶分文到湖南鄉間“游學”,邊走邊了解民情、結交朋友,一走就是四五個縣好幾百里地。在主持第一師范學友會時,他還為工人辦夜校,不收費。1918年春,他又與志同道合者組織了新民學會。為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毛澤東自覺學習求知,在如饑如渴的學習中,他還十分注重方向和方法,重點在修身、哲學、國文、歷史和地理,且“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除了學習書本,毛澤東還不斷求教于老師,且不說對他影響最大的楊昌濟,就是黎錦熙先生五個月里他就拜訪了近20次,黎錦熙到北京后仍不斷通信求教。

  尤其要注意的是,毛澤東在1917823日《致黎錦熙信》中提出了“大本大源”的思想。他寫道:“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毛澤東還指出:“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于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為真志,而非盲從之志。其始所謂立志,只可謂之有求善之傾向,或求真求美之傾向,不過一種之沖動耳,非真正之志也。雖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生無志。”青年毛澤東的這段話道出了真諦。他所立的志是“動天下”之大志,不僅是主觀的意愿,而且必須符合客觀規律性,只有這樣才有實現的可能性,才真正值得以畢生的奮斗乃至犧牲來追求。而這樣的志又必須從大本大源上來探求,必須從哲學高度來思考社會運動發展的規律。這也就是毛澤東孜孜以求地仔細聆聽和閱讀楊昌濟先生所授《倫理學原理》(泡爾生著)的原因。

  筆者有幸在湖南參加社教,于長沙休整時赴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地下的校史室一見此書,頁邊密密麻麻寫著許許多多的批語。據《毛澤東傳》統計,該書約十萬字,批語就一萬二千多字。這是毛澤東在大本大源上思考和探索的記錄,而圍繞的中心就是“再造中華”。他的一段批語說:“吾嘗慮吾中國之將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體,變化民質,改良社會,是亦日耳曼而變為德意志也,無憂也。惟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雖然泡爾生的這部書是心物二元論,毛澤東受此影響也主張“精神不滅、物質不滅”,強調自我,強調精神的作用。他寫道:“吾從前固主無我論,以為只有宇宙而無我。今知其不然。蓋我即宇宙也。”“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人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謂。達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動,活動之所恁借,在于國家社會種種之組織,人類之結合。”這固然表明青年毛澤東的思想還不成熟,還在探索中,然而對一個要改造世界的青年來說有其可貴之處。他提出的“宗教可無,信仰不可少”觀點在今天來看依然有重要意義。人的信仰是和初心緊密相連的,它勾畫了人的奮斗目標,也是奮斗的內在精神動力。更加可貴的是青年毛澤東對于泡爾生的觀點有獨立思考和分析批判。如,他針對書中所說的“例如毋殺人,毋盜竊,毋欺誣,皆良心中無上之命令,有不必叩其原因之何在”,提出“此等處吾不認為良心,認為人欲自衛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觀念者”,已經顯示出唯物主義的觀點。

  “五四”運動推動青年毛澤東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而走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道路。

  1918年秋,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來到北京,通過楊昌濟先生聯系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到他那里當助理員,其間開始了解馬克思主義。1919年春,他因母病離京,送赴法的朋友到上海后,于46日回到長沙。一個月后,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消息迅速傳來,北京學生聯合會也派鄧中夏回湖南和毛澤東等聯絡。于是毛澤東等通過新民學會會員開會,決定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7月又由學生聯合會倡議成立了湖南各界聯合會……經過積極準備,湖南學聯又創辦了《湘江評論》,毛澤東是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在風云激蕩的日子里,毛澤東意氣風發,奮力工作,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許多精彩議論,這表明在革命歷史潮流中他的思想獲得了飛躍發展。在創刊宣言中他就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改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這種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接著,他又尖銳地提出:“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大無畏的氣勢,躍然紙上。這時他思想的重要飛躍就是從“唯我論”走向了“平民主義”。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就是連載三期的《民眾的大聯合》,強調以民眾的大聯合對付強權的聯合。雖然此階段毛澤東還是主張“呼聲革命”“無血革命”,尚未接受馬克思的“很激烈的”主張,但是他在文章的結尾寫下了一段至今仍然十分令人鼓舞的話語:“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的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

  “五四”運動極大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各種思潮都登上了政治舞臺,面對各種思潮,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苦苦探求。他既相信過無政府主義,也實踐過新村主義,既曾按胡適的實驗主義籌劃過一個問題研究會,也曾“絕對贊成‘湖南門羅主義’”。因軍閥張敬堯的鎮壓,毛澤東組織發動了驅張運動,還發起了湖南自治。然而在各種探索和思考中,他始終堅持自己選定的救國救民目標,正如在《新湖南》周刊第七號刷新宣言中說的,“我們的信條是‘什么都可以犧牲,惟宗旨絕對不能犧牲!’”在1920314日《致周世釗信》中,他寫道:“老實說,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

  然而,也就在這時期,為了驅張他第二次來到北京,與李大釗有了更多接觸,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19204月,毛澤東又因送赴法會友離京赴滬,并為湖南改造促成會征求在滬的陳獨秀的意見,而此時陳獨秀正在籌備建黨事宜。后來毛澤東回憶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從保留下來的文字看,毛澤東真正的轉折是在192011月。他于1125日寫信給向警予說:“政治界暮氣巳〈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121日他在回復蔡和森、蕭子升等在法會員關于激進派和溫和派的爭論時則明確站在蔡和森一邊,指出:“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1921121日,在回復蔡和森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信時,毛澤東更加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并表示“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從保留下來的新民學會會議記錄看,新民學會的轉折也在此際。1921113日,新民學會討論學會的奮斗目標和方法時就曾有過非常激烈的爭論,最后還進行了表決。毛澤東提出的“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目標,獲得了18人中14人的贊同。這清楚表明了他們的世界胸懷,同時也可以明顯看到在“下手處”改造中國。會上,毛澤東將當時世界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歸納為五種:一、社會政策(即社會改良主義);二、社會民主主義;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四、溫和的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五、無政府主義,供大家討論。表決結果,毛澤東等12人主張布爾什維克主義,兩人主張社會民主主義,一人主張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三人棄權。新民學會的投票非常形象地說明了“五四”運動的積極作用,“五四”運動推動了各種救國思潮泛起,同時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比較、分歧和痛苦的選擇中,一批先進青年走上了用馬克思主義救中國的道路。

  至此,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拯救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初心真正確立了起來。這是毛澤東的初心,也代表著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

  從救國救民的心態,到立志以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乃至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毛澤東這一思想發展進程至少告訴我們以下四方面道理。

  一是毛澤東乃至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是時代的要求。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雖然不斷改朝換代、分分合合,但是幾千年來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封建專制大一統基本格局沒有改變。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使中華民族愈來愈深地陷入民族危亡的境地。一次次戰敗,一次次的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不僅暴露了中國軍事、科技、文化和經濟的落后,暴露了封建統治者的無能,而且進一步暴露了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喚醒了一批只讀圣賢書的知識分子和先進青年。中華兒女不甘國家的淪亡,廣大民眾不甘繼續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多重壓榨,改革制度、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成為中國社會涌現的強烈呼聲。

  二是這一初心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自覺選擇。歷史是人的歷史,是人組成社會的生存發展史。歷史進展的基礎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人則有著各自的利益和各不相同的要求和愿望,并為此而勞作、奮斗。這些利益和愿望之間既互利互補,又有矛盾沖突,在階級社會里尤其如此。因此,歷史就在人們相互交往、斗爭或博弈中進行,并通過人特別是其中代表著歷史運動方向的先進人物的奮斗而實現其自身規律性。因此,一個人、一個黨選擇什么樣的奮斗目標極為重要。每個人固然有自身利益,但作為社會的人,其個體利益與階級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相互關聯,從唯我到大我,乃至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而犧牲小我,這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自覺選擇。這一選擇既出于對社會歷史的認知,也出于對祖國的愛和對窮苦百姓的深厚情感以及為真理和社會正義而奮斗的堅強意志。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大都經歷過艱難乃至痛苦的選擇,有的甚至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拋棄了自己的家庭。

  三是這一初心是接受歷史經驗教訓并在自身斗爭實踐中形成的。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系統回顧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歷史,并說道:“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這話道出了百余年路程的艱辛,也表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出于某種奇思妙想,而是實踐探索的結果。這一實踐既包含上百年各種主義和各種救國方案的試探的失敗,也包含毛澤東自己年輕時各種嘗試的親身體會。俗話說:“事非經過不知難”,毛澤東深刻地指出:“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紙上談兵”終究是不行的,“紙上立志也”是不行的,真正對于事物的認識應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真正志向的確立也應建立在實踐基礎上。

  四是“真欲立志”應向大本大源處探討,這是毛澤東立志過程中反復提及的重要觀點,也是他后來能立大志、真立志、立長志的重要原因。既然立志就要準備為之奮斗終生,這就不能不考慮此志是否抓住了世界(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這就必須對世界(社會運動)有深刻把握,不能停留于表象,被復雜多變的現象所迷惑,而要透過現象深入到對象的本質、對象的根本規律上去把握。所謂大徹大悟,所謂得道,所謂堅定不移,就在于從大本大源上把握了世界(社會)運動的規律性。因此,在學生時代,毛澤東就提出:“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學不可。”毛澤東一生鐘愛哲學,不斷學習研究哲學,因此站得更高,看得更遠。直到晚年,他依然反復強調:“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成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華民族復興之道。建黨之際的毛澤東雖然還沒有自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是后來經歷了大革命的失敗和土地革命的失敗直到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來的),但是他們選擇的道路和奮斗目標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解決中國獨立解放,人民翻身及民族復興等問題,實際上就是在革命斗爭實踐中探索如何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毛澤東從大本大源上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結果,也是他把中華民族的命運與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相聯系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革命,把人們對于人類歷史的認識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科學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從而使社會主義學說由空想變為科學,也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提供了方向和方法。正是沿著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經過中國共產黨人一百年的艱苦奮斗和探索,中華民族不僅站了起來,而且如毛澤東年輕時就期望的“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

  中國共產黨百年的奮斗史,也是不斷考驗中國共產黨人初心的歷史。在艱難曲折中,大浪淘沙,不少人經受不起考驗,畏縮了、叛變了、腐化了、墮落了,但是更有無數共產黨人為這個初心前仆后繼、英勇奮斗。如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復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是表達了堅定不移地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奮斗到底的決心。之所以今天要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是因為我們今天太容易忘掉初心和使命了。長時間和平安逸的生活會消磨奮斗的意志。長期執政加上傳統封建意識的存留,也會使一些干部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甚至沉醉于阿諛奉承,自以為是、氣滿志驕;而另有部分基層干部虛以搪塞,搞形式主義,乃至投上所好,收賄行賄、欺上壓下、以權謀私。這些都是對中國共產黨初心的腐蝕和背叛,會使復興大業功虧一簣。這就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加強對干部的教育,嚴肅黨的紀律,形成良好的選拔培育干部的制度。須知,沒有對祖國對廣大人民深切的愛,沒有對于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沒有遠大的理想和堅強的意志,是抵御不了這些腐蝕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每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都必須高度警惕!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網絡編輯:彩虹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21-02-01 2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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