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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麗霞、徐偉明:延安時期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三重向度

 

  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在“到延安去”的號召下,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這些文化人的絕大部分都是抗戰爆發后一兩年從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匯集到延安的。他們有的是受黨組織的派遣,更多的則是出于對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來”。由于不少知識分子出身于小資產階級或地主家庭,從小家庭環境優越,價值觀呈現出較強的個人主義色彩,話語表達表現出極強的自由主義偏好,其身份被定位為“小資產階級”,這就使知識分子的“整體表現”與延安時期集體主義政治文化格格不入。毛澤東明確指出:“為了實現文藝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這個目的,有些什么問題應該解決呢?那就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政策的指引下,為更好融入抗戰,知識分子通過參加整風學習、文藝論爭和“下鄉”運動等活動進行自我改造,從而使自身的價值觀與階級立場發生轉變,成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重要力量。

一、整風學習: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的價值重塑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吸收知識分子”的寬松政策。在黨和邊區政府的號召下,大量知識分子奔赴延安。據統計,“抗戰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四萬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初中以下30%”。雖然這些知識分子懷著抗日救國的革命理想投奔延安,但他們并沒有做好思想準備,“至于共產黨究竟是什么?社會發展的前途和規律又是什么?頭腦并不十分清楚”。大部分知識分子受限于教育經歷,理想化看待延安社會,價值取向也依然是個人主義。正如毛澤東所說,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并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在具體文藝創作中,知識分子“以個人生活為描寫的目標,而忽視了群眾的生活,這種‘心目中只知道有英雄,而不知道有群眾,只知道有個人,而不知道有集體’的‘個人主義’創作是違背‘革命文學’要求的”。可以看出,延安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多地被看作個人主義“代言人”,而個人主義與黨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相對立,這就使知識分子開展自我革命變得尤為必要。

  針對知識分子中盛行的個人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采取教育的方式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整風運動對廣大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場廣泛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更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觀念轉變、信仰升華的精神運動。在整風學習過程中,知識分子積極向上、主動學習、自覺改造。整風學習起初是針對黨內干部的思想改造,后來逐漸發展為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是知識分子深刻學習和領會集體主義價值觀的重要手段,既規定了知識分子學習和研究的“理論教材”,又要求知識分子對個人主義價值觀進行自查與反思。為了讓知識分子充分了解文件的精神和實質,黨中央提出“各位同志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后逐件或幾件合并開小組會討論,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門派人作報告”的嚴格要求,并在學習時間上也有嚴格規定,各機關學習和研究文件的時間至少三個月。其實,后來由于知識分子學習熱情比較高,學習時間還做了一定延長。這種學習方式促使知識分子開始領會中國共產黨的價值理念,使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思想消解于集體主義觀念之中,為他們重新確立個體價值和信仰奠定了基礎。同時,學習文件也有助于“精英”分子的思想統一。正如毛澤東在1942613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所講,“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在延安大見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無此種學習,極龐雜的思想不能統一”。

  自查與反省是整風學習的關鍵。學習和研究文件是知識分子獲取無產階級思想理論的基本方式,但要克服個人思想中的各種偏向,還需要知識分子進行自我反思與內省。恩格斯說:“要明確地懂得理論,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從親自經歷的痛苦經驗中學習。”知識分子如果沒有對自身的反省,是不可能轉變思想的。當時中央宣傳部要求“各地方與部隊中黨的領導機關,應該普遍負責領導所屬范圍內文藝工作者的這個學習運動,并檢討本身過去對文藝工作的自由主義或認識不足等缺點”。因此,知識分子在閱讀文件與討論過程中,不斷反思自己的學習與工作,反省自身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在整風學習階段出現了一股自覺反省的熱潮。“延安《解放日報》還刊登和介紹了許多人嚴于解剖自己的反省文章,如《學習》副刊第11期上刊登的鄧力群的《我來照照鏡子》、韓作黎的《我是怎樣反省自己的》。另外還有崔哲的《宗派主義傾向在我身上是怎樣具體表現的》、王思華的《二十二年來我的教條主義》等。”當時,自我反省貫穿于知識分子整個學習過程,以至于“反省”都成了人們的口頭禪。在整風學習中,大部分知識分子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與缺點,特別是自我檢查自身存在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自查與反省的本質是依照文件的價值導向,反思調試自己的信念與價值觀,使之符合延安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在思想和觀念上真正融入延安集體主義大家庭。這也是知識分子對自身價值觀念的重新定位與反思構建的過程。

  整風學習既有顯性的學習與認知,也有隱性的思辨與選擇。這種學習方式使知識分子在這種剛性的“價值規約”中實現了自身價值觀念的轉變,能夠讓知識分子在“學習—反省”中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價值理念,同時發現自身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個人主義思想的根源。當然,學習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知識分子能夠正確處理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的關系,在集體主義的感召下自覺進行思想的自我革命,從而真正在思想上融入延安的主流意識形態。何其芳認為:“碰到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矛盾時,則不是公開抗拒革命的組織,也至少心里要不舒服很久。而且往往驕傲自大”,“整風以后,才猛然驚醒,才知道自己原來像那種外國神話里的半人半馬的怪物,一半是無產階級,還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是小資產階級。才知道一個共產主義者,只是讀過一些書本,缺乏生產斗爭知識與階級斗爭知識,是很可羞恥的事情。才知道自己急需改造。”在延安,知識分子有這么巨大的思想轉變并非個案,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在整風學習中改變了自己原來的價值觀念。區夢覺在《改造我們的思想意識》一文中談道:“我們要改造成為一個堅忍耐勞,百折不撓的戰士。惟有經過這樣的改造,才能成為堅強的布爾什維克,才不辜負黨的光榮稱號。”在整風學習過程中,知識分子系統學習了無產階級思想理論,在反思與實踐中逐漸認識并接納集體主義思想。

  延安時期,由于原先接受教育和生活條件的優越性,知識分子群體容易發生脫離群眾的危險,甚至出現主動疏遠群眾的問題。這是知識分子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表現,與黨的執政思想和政策觀念不相符,延安知識分子需要重新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知識分子在學習研究文件與自查反省中實現了思想改造。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重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價值理念,并重新思考了知識分子的價值使命。

二、文藝論爭: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的話語轉向

  延安時期,大批知識分子涌入陜甘寧邊區,就“如何改造舊社會”問題形成了政治家與知識分子兩種不同路徑,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理念。一是啟蒙批判路徑,以知識分子為主體,試圖通過思想啟蒙和社會批判的方式達到改造舊社會的目的。二是革命政治路徑,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為核心,通過暴力方式推翻舊社會,建立獨立的新民主主義國家。這兩種不同的“改造舊社會”方式反映在文藝領域,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話語范式,并且隨著抗戰的發展產生了話語沖突。19423月,丁玲發表了《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發表了《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不同程度地對當時的延安社會提出了一些批評,但二人還是有差別的,毛澤東指出:“《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不一樣,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他們在認識上都有一定的片面性,王實味則在立場上有一定的偏向性,因此在話語范式上與延安的革命主流話語不同。他們的言論對延安的知識界造成了一定影響,甚至使駐延安的少部分八路軍官兵產生了一定的反感。據蕭軍回憶,毛澤東曾在給他的信中寫道:“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的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革命政治話語與啟蒙批判話語的矛盾沖突,使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文化政策作用下,逐步進行自身的“話語革命”,加快了自身思想改造的進程。

  中國共產黨話語權威的確立是在文藝爭論中完成的。抗戰以來,知識分子對“政治與藝術的關系”“文化與黨的關系”“作家的立場”等問題都有較多爭論,如陳伯達、周揚等與胡風、馮雪峰等就“文藝內容與形式關系”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在陳伯達看來,“只要內容是正確的,形式上的多樣性可以被容忍”,形式可以靈活些,特別是對待農民,他覺得可以通過創新文化形式來滿足農民的需要,使農民理解文化的內容。胡風和馮雪峰等人則認為:“形式會破壞內容,也就是說,現代的政治思想不可能通過傳統的文化形式來傳播,因為形式不可避免地會污染內容。”他們提倡用西方文化形式來表達,反對用傳統文化形式來表達,強調要改造中國傳統文化。這兩種觀點表面上是對形式與內容關系的爭論,本質上是不同立場的觀點之間的對立。陳伯達與周揚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而胡風和馮雪峰等則站在知識精英的立場。在這次論爭中,陳伯達與周揚的觀點與政治家的文化觀是一致的,后來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最終,陳伯達和周揚的思想占了上風,他們的思想后來也成為黨的文化政策的重要思想來源。

  在文藝論爭中,具有代表性的討論是19425月在延安召開的三次座談會(52日、516日和523日)。這場文藝論爭的實質是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話語斗爭。會議主要圍繞“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展開討論,學者們發言積極踴躍,討論非常激烈,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主要可以概括為兩種:一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強調文藝的獨立性,認為黨不能領導文藝工作。如,蕭軍認為:“政治、軍事、文藝也是一家。雖說是一家,但它們的輩分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領導誰。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社會砸的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二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強調文藝工作要服務于政治,堅持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針對文藝座談會及以前延安文藝界的爭論情況,毛澤東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對文藝“為什么人”“如何去服務”“文藝與政治關系”“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等問題進行了系統回答,同時批判了以蕭軍為代表的“重形式輕內容”的觀點。這次座談會從總體上肯定了政治標準要優先于藝術標準,而藝術標準要服務于政治標準。如果把政治看作內容,那么文藝就是形式。文藝要以內容為主,形式要為內容服務。這次座談會基本上確立了文藝工作者的任務和目標,系統闡發了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更加明確了知識分子的政治標準,知識分子要以政治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從而建構起了中國共產黨的話語權威。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不久,緊接著中央研究院于1942527日至611日又召開了“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起初集中討論黨內民主與黨內集中的一般性問題,后來很快轉移到對王實味的批判。毛澤東指出:“個別比較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較成系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胡喬木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的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立場。”李維漢也指出:“他堅持和傳播托派思想;利用抗戰困難在黨內散步悲觀失望情緒,制造謠言,破壞團結。”這種批判的實質還是無產階級政治話語對小資產階級個人話語的批判。這一批判的過程也是革命知識分子逐漸接受并認同中國共產黨革命政治話語的過程。在文藝爭論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非常重視知識分子,強調知識分子的重要功能就是宣傳和解釋黨的政策,服務于抗戰,讓廣大工農群眾能夠在政策宣傳中動員起來,從而取得抗戰與建立新政權的勝利。知識分子試圖摒棄政治去討論文藝“改造人”的功能,忽視了“一切服務于抗戰”的政治標準,導致因脫離現實而在論爭中無法確立自身話語的合法性,最終淪為帶有強烈個人主義的話語偏好。文藝要服務于政治,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而當時最大的政治就是革命抗戰,“一切服務于抗戰”也成為當時延安民眾的共識。正如陳云所說,“任何文藝工作都是脫離不了政治的。譬如寫光明寫黑暗的問題,就是一個政治性質的問題,也是文藝上的一個根本問題,不把這一類問題搞通,我們寫出來的作品怎么能代表一個時代,怎么能代表這個時代的群眾?所以那種以為作家可以不學習政治的意見,實際上就是否認文藝要服務于政治、服務于群眾的意見”。這就要求所有文藝工作者都要遵循這個政治標準,“一切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按照這個評價標準,知識分子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思考問題,把服務工農群眾、服務抗戰作為安身立命的根本。

  經過系列座談會的激烈論爭,知識分子話語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逐漸由啟蒙批判性話語轉向革命政治性話語。延安時期,“革命”是最大的政治。知識分子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扮演著向廣大民眾宣傳“革命政治”的角色。不難發現,知識分子的文藝作品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發生了變化。以往的文藝作品主要偏向個人主義敘事,而現在主要體現為革命戰爭和民族解放的敘事主題。文藝座談會以后,文藝界開始改變過去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在短短幾年間呈現出一派豐收的景象。如新秧歌的誕生,“《劉胡蘭》《鋼筋鐵骨》《血淚仇》《窮人恨》《十二把鐮刀》《無敵民兵》等主要以抗日為內容的民族形式的各類劇目相繼誕生。還有散文創作也開始了活躍繁榮的新階段。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田保霖》,周立波的《種谷記》,以及《洋鐵桶的故事》《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活在新社會》等,都是代表之作”。這些文藝作品都積極歌頌黨的正確路線和方針政策,歌頌新的時代、新的人物,揭示革命運動的發展規律。由此看出,知識分子在踐行“一切服務于抗戰”的準則中承擔著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重要使命。此外,知識分子的話語表達風格也發生了變化。以往知識分子的文藝作品追求浪漫主義的敘事方式,而延安時期的文藝創作主要采取服務廣大人民群眾的大眾化敘事風格。許多文藝工作者屬于小資產階級,他們的作品基本上表達了這個階層的思想和感情,因此讀者也是有限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指出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這也為文藝發展指明了方向。“就中魯藝的秧歌舞,因為形式更宜于直接接觸群眾,在延安市、延安縣的群眾與干部中,在南泥灣、金盆灣的部隊中,尤其受到了空前的歡喜贊嘆,那里面的歌曲,至今還在人們的口邊流傳著。”文藝論爭后,知識分子在話語主題和話語風格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轉變。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因對“社會改造”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兩種不同話語體系,這兩種話語在文藝論爭中,知識分子話語逐漸式微。究其原因,知識分子從抽象的定義出發,忽視政治現實從而淪為個人主義話語;中國共產黨則站在人民立場,堅持“一切服務于抗戰”的政治標準,符合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從當時抗戰發展的現實看,知識分子所尊崇的啟蒙批判話語必然會消解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政治話語,形成知識分子向革命話語轉變的主流態勢,這也符合當時革命抗戰發展的現實邏輯。

三、“下鄉”運動: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的身份建構

  如果僅有價值觀念重塑和話語范式的轉向,沒有身份上的改變建構,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就是不徹底的。知識分子隸屬于小資產階級,而非“勞動”階級。毛澤東認為:“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范疇的。”在延安時期革命情境中,工農群眾在政治身份認定上屬于革命的核心主體。由于知識分子的思想特點和階級屬性,他們在延安以一種“客居人”的身份存在,這使他們難以融入延安社會,與工農群眾有一定距離,容易出現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偏向。“我們文化界的同志,是從城市中來,是知識分子出身,或寫文章,或畫圖畫,或唱歌曲,或演戲劇,都自然而然會有城市風味,城市調調,甚至是外國風味、外國情調。他們不是不革命,不是不愿意大眾化,但是他們的情調與風味,卻與周圍的農村(而且是經過了革命的農村)的環境格格不入。”延安整風運動之前,知識分子看待問題多半從個人感情出發,輕視實踐,很少去研究和書寫工農兵群眾,而是一直保持著“言必稱希臘”的理論“權威者”姿態。知識分子要進行自我改造,就必須走進社會基層,融入廣大工農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毛澤東曾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知識分子身份重塑的有效途徑就是與工農群眾結合,這種結合本質上就是在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之間建立一種相同性或者一致性,通過這種相同性重新確立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知識分子需在勞動實踐的體認中獲得“勞動者”身份,從而實現知識分子的身份建構。

  為落實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19433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組織部召開了文藝工作者會議。這次會議主要圍繞“為什么下鄉、如何下鄉”的主題展開,陳云和凱豐分別就文藝工作者下鄉的重大意義和必須解決的認識問題做了詳細解說。陳云在《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報告中指出,文藝工作者的“知識實在是很少的。同志們現在都很年輕,知識少,不能成‘家’,這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現在不學習,不深入群眾,自以為差不多”。因此,文藝工作者要放下架子,積極與工農結合,與社會實際結合。在黨中央號召下,知識分子紛紛要求參加“下鄉”運動,決心服務于工農生產,向工農群眾學習,接受生產實踐改造,在服務過程中接受思想洗禮。陸定一認為,知識分子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之后,才能懂得農民的情緒與需要,了解農民的生活與語言,才會真正實現‘文化下鄉’”,并且希望知識分子能夠“真正到百分之九十的同胞中去”,“給他們以思想上政治上和技巧上很好的新食糧”。文藝工作者會議召開后不久,知識分子就帶著介紹信進入農村、部隊和工廠。在陜甘寧邊區,“詩人艾青、蕭三、劇作家塞克已赴南泥灣了解部隊情況并進行勞軍,作家荒煤已赴延安縣工作,小說家劉白羽及女作家陳學昭則已準備到部隊及農村去,高原、柳青諸同志已出發至隴東等地”,他們帶去了新思想和新技術,積極參與農村的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工作,幫助農民改造農村,如參加秧歌隊、開展識字運動、下鄉為農民治病等,有效地改變了邊區貧窮落后的面貌。同時,知識分子在非常原始的生產條件下參加農村的體力勞動,親身體驗農村生活的艱辛,發現農村發展問題之所在,有助于他們與農民群眾打成一片。許多知識分子都非常重視“下鄉”運動,他們把這種實踐體驗活動看作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認為在與群眾一起生活的過程中,能夠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同時,他們也踐行了毛澤東所講的“大眾化”路徑,“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經歷長期的基層實踐后,知識分子一改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開始走近工農群眾,把更多精力投入實際斗爭生活,投入對人民的描述和贊美中,這也在一定意義上加速了知識分子階級身份的轉變。

  從階級屬性來看,知識分子被認定為小資產階級。大部分知識分子懷抱革命期望從國統區和淪陷區奔赴延安,一直被認為是“客居人”。這種“客居人”身份與其階級屬性捆綁在一起,使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脫離。“我們和農民可以說是比鄰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窯洞,但我們卻老死不相往來,整整的四年之久,我沒有到農民的窯洞里去過一回。”“下鄉”運動主要在于拉近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距離,“拉近”的方式就是參加集體勞動。知識分子參加集體勞動不僅能夠接受農民教育,促進內心與思想變化,更重要的是能夠實現小資產階級的身份轉變。勞動“附著于‘無產階級’這一概念,展開一種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政治—政權的想像和實踐活動。同時,這一概念也有效地確立了‘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因此,知識分子能夠通過參與集體勞動獲取“勞動者”的主體地位,真正實現與工農結合,改變過去“客居人”的社會身份,重新塑造自身的社會認同。一旦知識分子“勞動者”身份得到確立,他們在階級情感上就會消除與農民的隔閡,反過來又能夠推動知識分子更好地融入工農業生產和革命抗戰事業。

  知識分子通過“下鄉”運動獲取了“勞動者”身份,但這種身份只是“形體”上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內心對勞動者的認同。如果沒有這種認同感,知識分子的身份轉變也是不徹底的。也就是說,所謂的“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就是知識分子以一種“勞動者”的姿態與工農群眾相處,在情感和工作上真正認同工農群眾。知識分子“下鄉”以后,在積極幫助群眾生產生活時,開始放下自己的“臭架子”,以往輕視勞動、自由傲慢和空談主義的思想觀念也在融入群眾生活過程中逐漸消失。他們在心理上也更易接納群眾,剛開始進入農村時,知識分子還會因為與農民在一起工作或生活而感到不自在、不舒服,在經過一段時間相處后,這一切似乎變得很正常。陳學昭在《體驗勞動的開始》中指出:“從不耐煩、輕視、害怕、抱怨,許多復雜不正確的心理,經過了一番矛盾的斗爭,今天我很耐心地坐在紡車旁邊紡起紗來了。我相信今天的延安,沒有一個女同志(除了生病的以外)不會搖紡車的,這好像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對于一些知識分子,從思想上怎樣來看待和參加這件事情,卻并不是很簡單的。”可見,“下鄉”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更為徹底。在經歷“下鄉”運動后,知識分子真正深入農民的勞動生活,并獲得了“勞動者”身份,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在這次運動中真正走近工農群眾,既服務人民群眾,又向人民群眾學習,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民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使知識分子實現了由“客居人”向“勞動者”的轉變,達成了中國共產黨抗戰之初吸收知識分子服務革命抗戰的目的。

  延安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指引下,知識分子積極主動融入教育改造過程,實現了價值取向、話語范式和身份確立的重大轉變。知識分子通過整風學習克服了自身缺陷,在集體主義規約下實現了價值信仰的轉變;知識分子的話語改造是在文藝論爭中完成的,其啟蒙批判話語在革命政治話語中不斷消解;經過“下鄉”運動的實踐洗禮,知識分子完成了階級屬性和身份歸屬的轉變。可以說,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過程,本質上是他們接受和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并與廣大工農群眾相結合,以大眾化的形式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路線,實現動員和凝聚廣大民眾參與抗戰的過程。延安時期,知識分子在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階級屬性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既在理論上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又在實踐中加快了邊區和諧社會的建設,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人才支持。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在復雜社會環境影響下,知識分子呈現出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特點,甚至出現價值不正確或立場不堅定等問題,這就需要加強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價值導向和政治引領。習近平提出:“要加強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使更多知識分子參與實際工作,激勵他們自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聰明才智。”新時代的知識分子應繼承和發揚革命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進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作者:解麗霞,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徐偉明,廣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網絡編輯:彩虹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21-02-01 2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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