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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其鑫: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思考及啟示
——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為中心的考察

 

我國少數民族主要聚居于中西部的廣大農村地區,不僅貧困率高,而且貧困人口一直占全國貧困人口總數相當高的比例。這既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宗旨,也極不利于民族平等和社會穩定。因此,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成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加大了少數民族地區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力度。這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致力于實現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核心,毛澤東在建國初期就對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問題進行了思考。19559月至12月,他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以下簡稱《高潮》)一書,分上、中、下三冊,搜集了全國各地農業合作化的典型材料,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取自少數民族地區。對于這些材料,毛澤東不僅親自修改文字和擬定題目,還以“編者”的名義分別作了按語。因此,《高潮》中關于少數民族地區的材料,不僅是少數民族開展農業合作化的優秀案例,也是毛澤東思考和規劃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直觀體現。本文以《高潮》中的少數民族地區案例及毛澤東的按語為中心,結合相關文獻,歸納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思想觀點,從而為當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可資參考的思想啟示。

一、肯定和發揮少數民族群眾的主體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后,針對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確定以“慎重穩進”為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針,以保障少數民族地區民主改革的穩健發展。隨著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大規模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經濟建設接踵而至,而一些少數民族鄉村地區在實現農民所有制以后又出現了新的貧富分化和剝削現象。這從客觀上要求少數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一樣,以“慎重穩進”為工作方針,開展社會主義改造,以維護各族人民內部及各民族之間的平等和繁榮發展。

在毛澤東看來,“慎重穩進”是基于少數民族地區實際而制定的工作方針,在民族工作中發揮著積極作用,但一些漢族干部在執行這一工作方針過程中,抱著一種大漢族主義的“恩賜”思想,不僅拔高漢族對少數民族的“幫助”,而且片面對待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和落后性,從而低估和輕視少數民族發展社會主義的主體性與積極性。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快速推進,若不及時糾正這種大漢族主義思想殘余,將會延誤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高潮的到來。于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加大了對民族政策執行情況大檢查的力度,而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真討論研究中共中央統戰部19537月通過的《關于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隨后又于195410月向黨內批轉了這個文件,其中指出:“只有先進民族的幫助,并不能徹底解放少數民族,因為不進行社會改革,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所受的壓迫就還不可能最后獲得完全的徹底的解放,社會不可能向前發展,過渡到社會主義也就不可能。”由此,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得到了確認。

19553月,毛澤東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幫助。那種以為只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助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從而進一步肯定了少數民族在社會改革和建設中的主體性。7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明確主張:“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后退。”在這次會議上,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社會主義改造在政治上實現了“脫敏”,會后各自治區黨委書記陸續返回本區,向本區各族干部和群眾傳達了迎接社會主義高潮的精神。

隨后幾個月內,全國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掀起了農牧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在此過程中,各少數民族地區涌現出了許多少數民族群眾積極創辦和發展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的典型案例,其中部分優秀案例被毛澤東編入了《高潮》,并加了按語。比如在《翁牛特旗建立了十二個畜牧業生產合作社,使牲畜大為發展起來》一文介紹,翁牛特旗的蒙古族干部和牧民群眾通過學習黨的政策,逐漸認識到雇工經營和放高利貸等所帶來的消極影響,轉而組織起來,建立和發展牧業合作社,從而成為牧區社會主義改造的典型。對此,毛澤東作按語指出,“這一篇寫得很好,可供一切畜牧業合作社參考”,高度評價了蒙古族群眾創辦和發展畜牧業合作社的實踐。此外,毛澤東也在《鄉、村干部有能力領導建社》一文按語中,對新疆維吾爾族干部和群眾走農業合作化道路的積極性給予了高度評價,并借此批評指出:“有人說,在少數民族中不能實行合作化。這是不對的。”同時,他還指出:“我們已經看到蒙族,回族,維吾爾族,苗族,壯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經辦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幾個族的人民聯合辦的合作社,并且成績很好,這就駁斥了那些對于少數民族采取輕視態度的人們的錯誤觀點。”

可以說,上述兩個按語基本上體現了毛澤東尊重、肯定和發揮少數民族群眾社會主體性的思想觀點,并可以歸納為三方面內容:其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改革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既不能照搬漢族地區的工作方式,也不能片面強調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和落后性,否則會忽視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趨勢和低估少數民族群眾發展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其二,在民族工作中一味強調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和落后性,實質上是“對于少數民族采取輕視態度”,因為這不僅貶抑了少數民族開展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主體性,而且會固化少數民族的受助性,從而衍生出“只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的大漢族主義思想,進而會延緩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發展。其三,少數民族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中有其自身的主體性。黨和政府應該相信少數民族群眾有能力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同時審時度勢,為少數民族人民群眾開展社會建設提供良好的政策條件和環境,并讓少數民族群眾樹立起將社會主義事業當作自身事業的精神意識。

二、發展合作社及集體事業,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

毛澤東在《高潮》一書中所選定的少數民族地區農、牧業合作化典型,基本展現了社會主義集體化振興少數民族鄉村社會和促進各族人民共同繁榮發展的積極作用。歸納言之,通過《高潮》中少數民族地區或民族雜居區的合作社典型,毛澤東主要表達了以下思想。

(一)確立互助合作的生產和管理方式,提高少數民族的生產和生活水平

整體上,相對于漢族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一直處于較低的發展水平。隨著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推進,這一差距逐漸體現在生產和管理體制及其社會主義集體化的程度之上,因此毛澤東才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究竟怎樣才適合,要好好研究一下”,以利于推動少數民族和漢族平等共同發展社會主義。

而實際上,毛澤東通過《高潮》中的典型范例,向人們展示了適合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合作社體制,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特質:

一是,合作社可以有組織地整合少數民族群眾的勞動力及其他勞動要素,實現生產的集約化、擴大化和技術改進。以內蒙古和新疆牧區的畜牧業生產合作社為典型,它們通過建立統一經營、計劃、支配勞動力和民主管理的方式,促進勞動力、勞動工具和牲畜等要素的有序結合,分工和分業合作、防疫、滅狼、抗災保收等工作皆得到合理安排,“牲畜有專人看管,因而減少了死亡……節省了勞動力,可以騰出人來種漫撒籽,解決了人力不足的困難”,調動起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牲畜產量,擴大了產業經營的范圍,從而為生產技術改進準備了充分條件支持,使合作社的生產潛力得到了挖掘和提高。

二是,合作社可以幫助少數民族群眾建立合理的社會管理和分配制度,發展社會主義的集體關系,為促進生產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營造條件。其一,在管理上,《高潮》以新疆伽師縣各區鄉的農業合作社為典型,主要是因為它們實現了貧農與中農的團結和組織起來,在各項事務上堅持民主協商和互利原則,糾正合作社事務中各種排斥貧農或侵犯中農利益的現象,從而建立貧農和中農互助、互利的社會體制;其二,在分配上,《高潮》以內蒙古翁牛特旗畜牧業合作社為典型,主要是其對社員入社以前的入股分紅問題處理合理,堅持實行以勞動力分紅為主的原則,適當照顧牲畜的分紅收入,并以畜產品和農副業產品進行分配,這樣“既照顧到社的生產,又照顧到社員的便利”。

《高潮》中展現的少數民族農牧業合作社,在制度設計上都貫徹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并通過少數民族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實踐而運行起來,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成效。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少數民族地區創辦農牧業合作社的原因所在,其本質是讓少數民族群眾充分參與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以此推動少數民族地區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二)發展多民族合作社和多種經營,促進各民族群眾的團結協作

我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交往和交融過程中,逐漸形成多民族雜居和交錯聚居的民族格局,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推進,一些民族雜居區出現了多個民族聯合創辦的合作社。毛澤東對此十分關注,他在編輯《高潮》時專設一個“民族雜居地方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分類,收入《荔波縣板考鄉民族雜居區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驗》和《亹源縣回漢兩族農民組織的團結農業生產合作社》兩篇材料,并在《鄉、村干部有能力領導建社》一文的按語中對多個民族聯合創辦合作社的實踐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因此,19551011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在731日的省、市和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決議》,正式肯定“在多民族雜居的地方,可以組織單一民族的合作社,或者是民族聯合的合作社”。

毛澤東之所以肯定發展多民族合作社,其原因之一在于其能夠把各族群眾組織起來,建立更加團結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高潮》收入的《亹源縣回漢兩族農民組織的團結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文就介紹了青海省亹源縣回族自治區境內回、漢兩族農民群眾聯合創辦 “團結社”的基本情況。該文介紹,“團結社”創辦起來后,回、漢兩族社員不僅繼承互相尊重彼此風俗習慣的傳統,而且成立兩族共同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協調民族關系,比如其主要工作就是組織集體勞動,讓回、漢兩族共同參與合作社的建設,通過集體勞動而加強彼此之間的民族友誼,提高生產水平。總之,“團結社”的創辦和發展使回、漢兩族群眾“增加了只有互相團結才能得到各民族共同幸福生活的信心”。

此外,毛澤東一直強調,通過組織起來可以實現生產的集約化,進一步發展多種經營,從而在農業生產之余,把剩余勞動力投向林業、牧業、副業和漁業等生產領域,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而多民族合作社發展多種經營,其目的還在于可以實現各民族之間的分工和分業合作,讓各族群眾把本民族的優勢產業和勞動特長相互協作起來,構建族際互助的生產和管理體系。《高潮》收入的《荔波縣板考鄉民族雜居區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驗》一文就著重介紹了這一方面的具體情況。該文指出,荔波縣板考鄉的漢族、布依族和水族農民通過組織起來,聯合成立了多民族合作社。在此過程中,各民族群眾由于在生產、生活和風俗習慣上彼此不同(水族喜種雜糧,布依族善種棉花,漢族什么都種;少數民族早晨要割牛草而出工較晚,漢族早晨不割牛草而出工較早),對合作社的集體生產和經營產生了一些疑慮。對此,合作社黨支部開展宣傳教育,讓各族群眾通過民主協商,重點解決各項生產資料入社的分紅收益問題。同時,由生產隊統一安排和調整具體的生產環節,協調各族群眾的勞動時間,實現分工和分業合作。經此,漢族、布依族和水族共同創辦的合作社營建起了團結的集體生產和管理秩序。

以上典型案例根本目的是要表達社會主義集體化可以促進民族團結的思想觀點,而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讓各族群眾聯合和組織起來,一起參與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由此實現平等和共同繁榮發展。1955223日,即主持編輯《高潮》同年,毛澤東在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談話中就表達了這一思想和精神,他指出:“在我們內部各民族互相學習,親密團結,共同建設,那末我們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國都有希望。”

三、尊重少數民族地區鄉土文化并促進其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有著多元的民族文化格局,因此開展農業合作化及其他社會改革而振興鄉村,需要結合不同民族的傳統鄉土文化來具體實施。19551023日,在主持編輯《高潮》時,毛澤東在接見西藏地區參觀團、西藏青年參觀團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既要尊重少數民族的意愿,比如宗教等文化現象,“社會主義建立以后還會有人信。對于宗教信仰,政府是不干涉的,也不能隨便取消的”,也要積極引導,“不能一下子搞社會主義,要分好幾步走”。也就是說,一方面要尊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要調動起少數民族群眾開展移風易俗而實現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積極性。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在《高潮》相關材料中得到了具體的直觀體現,并主要有兩方面內容。

一是,積極引導移風易俗,實現少數民族鄉土文化習俗和社會主義相適應。比如,在《試辦三個畜牧業生產合作社的經驗》一文中,新疆三個典型的畜牧業生產合作社就實現了牧民傳統生活和合作社事業的有機結合:一方面,按畜牧業經濟特點辦事,尊重少數民族牧民的傳統文化,合理安排一些傳統牧業的生活品生產和勞動;另一方面,由少數民族干部積極引導,讓群眾自主開展社會主義教育而認識到,雖然發展集體經濟會改變一些傳統文化習俗,但這會“從根本上改善牧民的生產和生活,改變牧區的落后面貌”。又如,《荔波縣板考鄉民族雜居區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驗》一文也介紹了該社少數民族群眾參加合作社過程中積極開展移風易俗的經驗,比如:傳統上,布依族和水族婦女要用“姑娘地”種棉花,為自己出嫁做衣裳和棉被,因而對合作化過程中的“姑娘地”入社有所顧忌。而合作社經過各民族的民主協商,讓各族群眾認識到合作社統一生產和經營可以創造更好的收益,特別是“由于棉花地入社可以增加收入,少數民族婦女都愿意把它入社”。正是在這種集體主義的協商環境下,少數民族群眾充分認識到,開展移風易俗不僅可以促進民族文化發展,而且可以促進鄉村振興的集體事業,從而才積極和自主地開展移風易俗,使民族文化適應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二是,漢族以身作則,尊重少數民族的鄉土文化習俗。毛澤東一直強調,漢族干部和群眾務必克服大漢族主義的思想殘余,在民族團結問題上以身作則,這樣才能和各少數民族一道共建社會主義。《高潮》中《亹源縣回漢兩族農民組織的團結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文就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并具體展現了漢族和回族農民團結共創鄉村振興的積極景象,而漢族干部和群眾自覺尊重回族的傳統習俗尤其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比如:基于回族的宗教習俗,合作社和漢族社員在飲食、交往等各種日常生活中對回族社員給予了許多特殊照顧。對于維護民族團結,漢族社員要肩負起更大的責任,漢族社員若有違民族團結的言行,合作社還要對其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教育。由于漢族干部和群眾在維護民族團結方面的以身作則,回、漢兩族之間建立起了更為緊密的團結關系,共同發力,為彼此共存的鄉村振興事業創造了良好的發展前景。

以上材料及內容非常直觀地體現了毛澤東主張尊重少數民族鄉土文化并使之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觀點。具體言之,他認為,只有如此,少數民族群眾才能充分調動其自身的積極性去開展移風易俗,使自身的鄉土文化實現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為鄉村文化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更好的條件;而在此過程中,漢族干部和群眾務必克服大漢族主義,尊重和平等對待少數民族的鄉土文化,這樣才能幫助少數民族開展適應社會主義的移風易俗,共同參與振興鄉村的社會主義事業。

四、加強鄉村基層黨組織和少數民族干部隊伍建設

在毛澤東看來,實現少數民族地區的有效治理,關鍵是要實現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而工作的重點在于基層黨組織建設,并且要培養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隊伍,為黨領導少數民族群眾開展鄉村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條件。他在《高潮》中所選入的少數民族地區材料基本都體現了這一治理思想。

(一)以合作社黨組織為基礎,構建促進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治理體系

在《高潮》一書中,毛澤東主要選入了內蒙古、貴州、青海和新疆等地區的少數民族合作社典型。而這些合作社的屬地主要有內蒙古的翁牛特旗、貴州省荔波縣的板考鄉、青海省亹源縣的回族自治區、新疆省疏附縣的色滿區和伽師縣的各區鄉,以及烏魯木齊縣、烏恰縣和新源縣的畜牧區等地方,都成立了黨支部,以黨支部作為合作社各項事務的領導中心,十分注重黨組織的建設。其中,《鄉、村干部有能力領導建社》一文就充分展現了基層黨組織在處理少數民族鄉村各項事務中的基本情況和經驗,主要是讓區、鄉級的合作社黨支部發揮聯系群眾和組織群眾的基礎作用,實行集體領導,及時將基層情況反映給上級黨組織,而南疆區黨委、縣委等上級黨組織主要負責統一領導和協調各區鄉事務,并指導貫徹和落實相關政策,從而構建起具有高度組織性和動員性的鄉村治理體系,為少數民族地區的農、牧業合作化提供政治指導和行政保障。

(二)培養具有振興鄉村業務能力和政治覺悟的少數民族干部

毛澤東一直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干部,新中國成立不久,他就要求有少數民族存在的地方黨委開辦少數民族干部訓練班,并指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隨著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事業的推進,他又在1956212日同藏族人士談話時指出:“民族區域自治地區要搞建設,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可見,政治和業務是毛澤東關于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兩大要求,而《高潮》中的相關材料也表明,培養具有一定業務能力和政治覺悟的少數民族干部,是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必要條件。

在政治方面,少數民族干部主要須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維護民族團結。無論是生產和工作中,還是日常生活中,少數民族干部都要嚴格要求自己并教育群眾,必須維護民族團結,比如:亹源縣團結社的回族干部在處理回、漢兩族糾紛中,對影響民族團結的社員及其言行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教育,十分重視維護回、漢兩族群眾的團結;荔波縣板考鄉農業合作社的布依族和水族干部之前因社內事務而互相“鬧意見”,但在黨支部的教育下,他們從維護民族團結出發,建立起“彼此商量、互相尊重、共同領導”的工作關系,從而“各族社員看見社干部團結得好,生產的勁頭也就更大了”。二是堅持社會主義路線。對于少數民族干部而言,在農、牧業合作化時期,堅持社會主義首要是組織和發動群眾發展農牧業合作社,領導各族群眾實現共同繁榮發展。其中,伽師縣各區鄉的少數民族干部經過黨組織的教育,認識到只有依靠貧農和團結中農,才能擴大和鞏固合作社的群眾基礎,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從而改正了之前不依靠甚至排斥貧農群眾的錯誤做法,轉而樹立貧農群眾的組織和政治優勢,讓貧農群眾和中農群眾團結起來,共同開展合作社的建設。

在業務方面,少數民族干部主要須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搞好群眾工作。在《高潮》的少數民族地區材料中,對于少數民族干部而言,搞好群眾工作就是在開展合作社的各項事務中緊密聯系群眾,切實維護和協調好群眾的利益。二是為黨和政府聯系少數民族群眾搭建橋梁。少數民族干部出身于本民族和本地區,相較于漢族干部,更熟悉在地的民族和社會情況。因此,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和實現干部的少數民族化,有利于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在少數民族地區的貫徹落實。比如《鄉、村干部有能力領導建社》一文就指出:為了積極響應黨中央關于開展農業合作化的決策,疏附縣色滿區黨委組織各鄉、村干部進行政策學習,要求干部們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樹立“眼睛向下看”的工作方法。隨后,這些干部分赴各鄉、各村領導和發動群眾,組織起來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績。毛澤東專門為此寫下按語,對新疆農村的維吾爾族干部培養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

五、啟示

由上可知,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觀點和思想,是其基于長期的調查研究和思考而提煉出來的,并通過其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而充分展現出來。在毛澤東看來,書中案例不僅是少數民族積極開展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典型體現,也代表著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發展方向和美好圖景。而筆者認為,這對于當前少數民族地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還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是肯定和發揮少數民族群眾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主體作用。不可否認,聚居于廣大農村牧區的少數民族群眾貧困人口相對較多,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推進脫貧攻堅工作的主要對象。但毛澤東一直提醒,少數民族群眾也是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事業的主體力量,同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推進脫貧攻堅工作若要取得成功,還需要依靠少數民族群眾發揮積極的能動作用。因此,這就啟示我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改變舊的思維,就是要把少數民族群眾從扶貧工作中的被“扶”地位,轉變為自主“脫”貧的主體地位,從而才能調動起少數民族群眾自主發展的積極性,為振興少數民族地區鄉村社會夯實力量基礎。

二是鼓勵發展互助合作組織,增強少數民族群眾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在毛澤東看來,發展農牧業合作社可以為少數民族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制度上和組織上的支持,特別是可以實現集約化生產和發展多種經營,助推少數民族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當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深入推進過程中,少數民族群眾大多采取個體的生產和經營方式,這是很難在市場經濟中獲得較好生存和發展的。而毛澤東的思考啟示我們,為了提高少數民族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有必要鼓勵少數民族群眾發展鄉村互助合作組織。這是因為,鄉村互助合作組織不僅能夠讓少數民族群眾組織起來,依靠集體從而提高生產和經營能力,而且能夠依據習近平提出的“種養加銷全產業鏈”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思路,構筑起組織化的產業發展體系,提高經濟效益,為振興少數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筑牢經濟基礎。

三是推進鄉村文化建設,煥發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鄉風文明。在農、牧業合作化過程中,毛澤東一直主張,既要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習俗,也要積極引導其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以此促進少數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繁榮發展。對于當前日益受到重視的文化建設而言,毛澤東的思考有著范導式的啟示。也就是說,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固然是要尊重,但為了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促進,我們應意識到,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在傳承基礎上還需賦予其時代內涵——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使其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如此才能煥發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鄉風文明。

四是加強鄉村政權建設和少數民族干部培養,提高少數民族地區治理效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輕視甚至忽視少數民族地區的鄉村基層政權建設,特別是黨組織弱化和虛化,致使基層治理能力大為下降,很多問題得不到及時而有效的解決,從而令少數民族地區鄉村社會成為滋生各種矛盾的溫床。進入新時代,雖然黨對鄉村的堅強領導得到了重建,黨的鄉村基層組織也進一步健全,但毛澤東的思考啟示我們,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的鄉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還需要培養一支政治和業務能力過硬的少數民族干部隊伍,以幫助貫徹落實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加強黨和少數民族群眾的聯系。須知,一支政治和業務能力過硬的少數民族干部隊伍,不僅是維護民族團結的示范者,也是建構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治理體系的政治主力軍。因此,提供政策支持,讓他們投身于實際工作之中,才能使少數民族地區的鄉村治理體系有力運行起來,進而才能提高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效能,為少數民族地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保駕護航。

(作者: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博士后,哲學博士。)

網絡編輯:彩虹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19-06-23 2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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