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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家樹:震撼蔣介石心靈的警世危言

 

 

一份報告引出的徐佛觀

1943年初冬,重慶黃山委員長官邸。蔣介石正在伏案閱讀一份至關重要的延安觀察報告。說不清他是第幾次重讀,以前漏掉的、現在認為是重要的他都用毛筆劃上橫杠或注上眉批。閱后在報告的扉頁作了如下批示:

“此乃本黨某同志對中共情形實地考查所得之結論。某同志一面為三民主義之忠實信徒,一面對黨派問題,素無成見:故其所得結論,較客觀而深刻。某建議部分,亦頗有獨到之處,可發人深省,故特為印發,供本黨負責同志之閱讀研究。其中所加之圈點,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啟發奮勉也。”隨后按鈴叫進侍從室秘書唐縱,要他速將這份報告連同批示印成小冊子配發全黨高級干部;同時要調來報告執筆人徐復觀的全部個人資料。

徐佛觀湖北浠水人,生于1903年,原名秉常,字佛觀。徐佛觀出身耕讀人家,父親以鄉間塾師為業,20歲以前跟著父親過著半耕半讀的生活。

1923年徐佛觀從武昌湖北省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擔任過小學教員。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北國學館。當時的閱卷人是國學大師黃侃,他十分欣賞徐佛觀的答卷。在講評中說:“我們湖北在滿清一代,沒有一個有大成就的學者,現在發現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們黃州府的人……”據徐佛觀當年的同學回憶:“徐先生天資過人,任何繁復文字,看過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領。限于時代環境和家庭條件,徐佛觀讀書期間還兼任小學教員,以彌補生計。”

1926年冬,北伐軍攻占武昌,徐佛觀放棄求學生活,參加國民革命軍,擔任營部書記。不過在軍旅中他關心的不是攻城略地的軍事問題,而是傾心讀書。他廣泛閱讀了《孫文學說》《三民主義》等革命著述。因被懷疑是共產黨而退出政治活動,繼續從事小學教育工作。1928年獲得機會留學日本,先后就讀明治大學經濟學系和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在此期間,他比較多地涉獵各種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著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徐佛觀因為參加抗議日本侵略活動,被日本當局逮捕監禁后,驅逐回國。為了生計,他經人介紹到廣西的國民革命軍中任職。兩年后離職,成為國民政府內政部長黃紹兢的幕僚。1938年春,徐佛觀出任國民革命軍八十二師團長,參加在武漢舉辦的軍官集訓。隨后,以戰地黨政委員會戰地政治指導員名義,考察鄂東地區和冀察戰區。曾短暫時間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的高級參謀,因派系斗爭,于194111月調到重慶中央訓練團任教員。通過蔣介石侍從秘書唐縱推薦給時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復興社總書記的康澤。經康澤委派,徐佛觀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

到延安看清國共底牌

194358日,徐佛觀、郭仲容同時受派擔任聯絡參謀,從重慶來到延安。他們經西安,進入陜甘寧邊區后,雇用毛驢騎到延安。

徐佛觀作為軍令部委派擔任駐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少將聯絡參謀,也是到延安軍銜級別最高的聯絡參謀,不擺架子,不唱高調竟然騎著毛驢進延安,與前幾任的拙劣相比,中共方面當刮目相看。

這期間,正是國民黨借共產國際宣布解散的機會,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紛爭,服從于以蔣介石為首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目的。正處于整風運動高潮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針鋒相對,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議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動。在國共雙方政治紛爭的歷史舞臺上,徐佛觀更有機會親身把脈兩個政黨陣營里的政治現狀,他將中共的思想、路線、方針、政策和他延安看到真實情況與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一作對比,便發現共產黨主政的邊區與國統區的差別之大令人咋舌:共產黨號召減租減息,國民黨強迫征糧征稅;共產黨實施平均地權,國民黨任其土豪兼并;共產黨啟發人民自覺參軍抗日,國民黨依靠堡長抓丁拉夫;中共與老百姓是軍民一家水乳交融,國民黨不擇手段,人心向共。在他看來,現在的國民黨就是“眼前道路無經緯,皮里春秋空黑黃”的秋后“醉蟹”雖然“鐵甲長戈”卻完全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之中。但是他必竟是一個堅定站在國民黨立場上堅決反共、又有心“補天”的清醒者,對于已陷入政治危機中還不能自省的國民黨,他不能不管,在表現出深深的憂慮的同時,使出渾身解數,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他認真閱讀中共二大綱領,并與國民黨一大綱領相對照,兩黨目標似乎沒有什么不同,都是打倒軍閥、平均地權、民族解放。孫中山先生也反復講,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然而,兩黨的本質區別究竟在哪里呢?他發現,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共產黨植根于平民百姓,國民黨在平民百姓中沒有根。徐佛觀認為,中共之秘訣,在于以農民黨員為發展組織之對象,故其組織能深入于社會里層。黨之組織深入于社會里層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種方式變社會為絕對之戰斗體,由此戰斗體中以產生軍隊,發展軍隊,于是軍隊遂能與社會結為一體。而國民黨則因黨未能在廣大之社會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會生根,因之軍事力量亦無法在社會生根,而浮出社會之上。為此,徐佛觀提出必須改變國民黨的組織發展方向,把已經淪落為局限于知識分子的“書生黨”,轉化為包括中產階級、自耕農和其他勞動者在內的全民社會黨。

關于執政黨對于整個社會控制力方面,徐佛觀認為國民黨政權只能稱得上一個“半吊子”組織,橫向不能到邊,縱向不能到底,縣級政權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紳土劣手中。“縣政府以上者為鄉原(愿)政治,縣政府以下為土劣政治。不僅不能形成國防、經濟、文化凝為一體之堅實社會,并亦不能與現實之軍事要求相適應。”所以,必須學習延安整風運動建立起來的中共一元化領導體制,“以一元化對一元化”。他關注到這種“黨、政、軍、民(民眾團體)之領導權,一元化于黨;而其工作之目標,則一元化于軍”,其結果可以大大提高團隊執行力。“其領導之方式,在黨內確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對于組織紀律性渙散的國民黨軍隊來說,是望塵莫及,自嘆弗如的。

徐佛觀通過觀察認為,延安掀起此次針對“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議活動,相比較而言,其軍事攻勢小,政治攻勢大,達到的主要效果是,“增強其干部軍隊對中央之敵愾心,使彼可隨時采取任何行動。在自衛口號之下,完成社會組織之徹底軍事化”。如果說前者是針對國民黨作和談破裂后的戰爭準備,后者則是借以完成整風運動的重要推動力。“整風運動即系一元化運動,即系思想一元化、領導一元化、工作機構一元化之運動”。

通過上述分析,徐佛觀診脈國民黨的癥狀是“半身不遂”。他說,黨團為國家民族之大動脈,新血輪。然血液之循環,若僅及半身而止,則必成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現象,中央有黨團,至省而實際效能已減,至縣則僅有虛名,縣以下更渺然無形無影,是黨團之組織,乃半身不遂之組織,黨團之活動,亦成為半身不遂之活動。故奸偽可以控制社會,會門可以控制社會,土劣可以控制社會,迷信團體可以控制社會,而本黨團反不能以獨力控制社會。此其故,在本黨黨員團員之成分,僅以知識分子為對象,于是黨團之組織,亦自然僅以上層為對象:故本黨今后組織之方向,必須為書生與農民之結合,以書生黨員領導農民黨員。于是黨之組織乃能深入農村,黨部乃有事可做。農村與都市乃能成為一體,智力乃能與體力冶為一爐。可不談民眾運動,而民眾自能與政府相呼應,以形成國防、經濟、文化一元化之實體。在此實體之上,可以戰斗,可以民生。此一發現,雖至淺至近,然黨團復興之路不外乎此。

所以徐佛觀的結論認為,抗戰以來,敵后國共兩黨斗爭之現象,“在我方最先為黨之失敗,其次則為政之失敗,最后則為軍之失敗”,而中共恰恰與國民黨的發展過程相反,他們是步步取得勝利。

基于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徐佛觀斷言,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之間必定有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和較量。對于這種嚴重危機,他認為,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以及民主派中間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種政治解決方案,都是無濟于事的。

既然各種政治方案都解決不了問題,那么,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一場軍事戰爭帶來的總較量,就不可避免。此刻,徐佛觀的腦海里浮現出半年前,正是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之際,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對此,毛澤東約見徐佛觀時義正詞嚴地警告:蔣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時出兩個太陽,我偏要出一個給他看看。“再過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誰手!”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徐佛觀大聲疾呼:“與奸偽之斗爭,不全勝即全敗”,“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不改造國民黨,決沒有政治前途的。”

這個觀點,對于執掌國民黨的蔣介石極其重要。后來,徐佛觀多次重復闡述并加以修訂完善,成為上世紀五十年代蔣介石丟棄大陸,退居臺灣時期,進行國民黨改造運動的重要理論依據。

在蔣介石看來,徐佛觀指出的問題,正是國民黨政權始終沒有妥善解決好的難題。徐佛觀提供的延安經驗,深深震撼蔣介石的心靈,也為他朦朧的意識挑高一盞希望的光亮,盡管有些渺茫,但似乎有解決的希望。

感嘆毛澤東“雄才大略”

抗日戰爭爆發后,徐佛觀成為國民政府內政部長黃紹竑的幕僚。此后大約五年時間里,他跟隨黃紹竑走南闖北,有機會接觸中共的多位領袖與高級將領。在直接參加指揮山西娘子關戰役,親眼目睹太原失守,國民黨軍隊渙散混亂,“在娘子關一役中,我深切體驗到,并不是敵人太強,而是我們太弱。我們的弱,不僅表現在武器上,尤其表現在各級指揮官的無能。無能的原因是平時不認真的求知,不認真的對部隊下功夫。”與國民黨軍隊的渙散混亂不同的是,徐佛觀看到的共產黨八路軍,從容鎮定,行動迅速,特別是一些高級將領們,其精神狀態與國民黨將領截然相反。有一次閻錫山在太原宴請國共雙方高級將領,徐佛觀“留心觀察,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面黃肌瘦。蕭克坐在我的左邊,從頸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這些八路軍將領們“對情勢的估計,比我們清楚得多。并且他們早已胸懷大志,當時是急忙展開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們的行動干凈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覺。

徐佛觀對中共領袖感知最深的還是周恩來和毛澤東。

有一次在石家莊,徐佛觀聆聽了周恩來關于國際形勢的報告,報告對當時國際形勢的精確洞察、中國抗戰未來的發展趨勢以及中國戰場戰略策略、階段實施,使徐佛觀心悅誠服。他對黃紹嬤說:“我們可能還沒有這種人才。”

194379日,延安各界三萬多人緊急集會,抗議國民黨軍隊企圖“閃擊延安”,進犯陜甘寧邊區的挑釁行為。為了使國民黨當局知道我們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決心,邀請徐佛觀、郭仲容參加大會。徐佛觀持國民黨立場,決不接接受吳玉章在大會發言中對于蔣介石的侮辱性言詞,要求公開道歉。遭到拒絕后,他帶領郭仲容在招待所里開始絕食抗議。為了緩和矛盾,中共先后派了幾位高級干部前來疏通甚至朱德總司令親自到場勸慰,關心他們的生活,仍然不能穩定他們的情緒。直到周恩來親自給他寫了一封長信解釋,并赴招待所作了一番傾心交談才終于解決問題。

為什么徐佛觀能接受周恩來呢?他認為周恩來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與人之間有真正的人情味,他個人生活相當嚴肅。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單對共產黨里的同志有人情味,與非共產黨的人接觸時也表現一種人情味,我想這是很難得的”。這種“人情味”,具體表現為永遠保持“人的立場”作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線。“和他談問題,他總是通情達理,委曲盡致,決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場。”哪怕是面對面聽著反對的意見,批評的意見,總是心平氣和,耐心地給予解釋,解釋了還不被相信,也只是說將來會慢慢解決的。

徐佛觀、郭仲容來到延安一周后,毛澤東在棗園會見兩位聯絡參謀,“同他們懇談國共關系問題,請他們向重慶、西安國民黨方面轉達共產黨精誠團結的意旨。”

據徐佛觀后來回憶,他在延安期間,與毛澤東有過五次以上的長談,并誠懇地請教很多問題。比如“應當怎樣讀歷史”。

毛澤東的回答是:“中國史應當特別留心興亡之際,此時容易看出問題。太平時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應特別留心法國大革命。”

對此,徐佛觀頗以為是。談到《論語》,徐佛觀詢問:“孔子的話,你有沒有贊成的?”

毛澤東想了想答道:“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辨)之,篤行之’,這就是很好的話。”

徐佛觀補充道:“應當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澤東也點頭稱是。徐佛觀記憶中與毛澤東談天閑聊時的印象都是好的。

時值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送給徐佛觀一本《整風文獻》。下次見面時,毛澤東問道:“徐先生看我們那種東西里面,有沒有好的?”

徐佛觀認真研讀過這些文章,回答說:“有。”“哪一篇?”

“劉少奇先生的一篇。”是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毛澤東聽罷表現出很驚喜的樣子,連聲說:“你覺得那篇文章寫得好?他在這里,我叫他明天來看你。”

第二天,劉少奇果然到招待所來看望徐佛觀。一個受命而來,一個關心軍事政治,彼此素昧平生,也就寡淡得很。留給徐佛觀記憶里的這位中共領導人形象是:“瘦瘦的個子,態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頓后,沒有談什么,所以再記不起一點談天的印象。”當時徐佛觀并不清楚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后來留心打聽,才知道他是理論和組織的重鎮,在毛澤東面前的分量,遠在周恩來之上。”

住在窯洞里,徐佛觀除了參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務參觀活動,把大部分時間用于研讀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獻資料,其余時間就是“讀通了克勞塞維茨所著的《戰爭論》”,并寫下不少讀書筆記。因此,又多了一個與毛澤東談話時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毛澤東在談論游擊戰術時強調說:“這不過是小規模擾亂戰,若指揮大的兵團,必要時在戰略上要犧牲一個兵團,然后才能保全兩個兵團,那就要壯士斷腕,立即決斷。”

徐佛觀對此不敢茍同,辯論道:“這在戰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現在德、意、日三國結成軸心同盟,與舉世為敵。假定一旦戰局逆轉,形勢險惡,到了非犧牲不可的時候,請問潤之先生,那究竟犧牲哪一國?誰來提議?誰來贊同?又有哪國甘愿犧牲?”

毛澤東當時沒有回答。那次徐佛觀告辭時,毛澤東送出窯洞門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別。

在與中共領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觀覺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歷史巨流的人,不以為毛有本領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認為“中共許多現象,只有順著歷史的巨流來加以解釋,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還說:“我們雖然身在海外,雖然反對共產黨,但是我們非常愛我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希望共產黨做得好。我們的國家,現在不錯,是站起來了。這個站起來,在我們的腦子里面,當然第一功勞,是毛澤東。沒有他的氣魄,沒有他的號召力,沒有他組織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為國民黨獻策“補天”

194310月,徐佛觀結束駐延安觀察員身份,獲準返回重慶。途經西安時看望胡宗南并作簡單交流后,就到寶雞等侯去重慶的汽車。未料胡宗南卻派人追到寶雞,一定要徐佛觀再回西安。數次宴請,胡宗南詢問有關延安的情況,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與延安進行對比。徐佛觀不善于溜須拍馬更無意于去做什么對比,只是告訴他:“延安的物質困難,但他們的野心甚大,做法相當有效率;勸他萬不可存輕視之心,并應虛心研究他們的長處,尤其是在領導方式上特別值得考慮。”還特別推薦延安整風希望他切實加以研究。為此,徐佛觀把毛澤東送給自己的那本《整風文獻》轉送給胡宗南。

從延安返回重慶,徐佛觀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里,多次表現出對時局的深深憂患。當初由康澤授命,回來后當然首先向他交差。沒想到這次見面,卻是彼此非常不愉快。徐佛觀告訴康澤,“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他聽了更不以為然”。多年過后,他對此依然耿耿于懷。“回到重慶后,我和當時負有較重要責任的人談天,認為國民黨若不改建為代表社會大眾利益的黨,共產黨即會奪取整個政權;而對付共產黨,決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斗爭的技術問題。當時聽我這種話的人,都以為我是神經過敏,危言聳聽,有一位先生還和我大吵一架。”

“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一腔熱情也難免松懈頹唐。既然“有心栽花花不發”,徐佛觀暫借重慶的南方印書館,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紙牌,等船東下。他決心一走了之,遠離軍政,與妻子會齊,以遂還鄉隱居之愿。

恰巧在這段極度頹唐無聊的日子里,竟然“無意插柳柳成陰”。經鄉賢陶子欽引薦,徐佛觀見到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何應欽。何應欽對其陳述聽得津津有味。追問:“你還到延安去嗎?”

“我最近就回鄂東。”徐佛觀冷靜地回答。

“有什么任務嗎?”“回去種田。”

何應欽給出的回答是:“不必回鄂東,等幾天好了。”

徐佛觀仍然回到嘈雜的南方印書館,狐疑不定地等待著命運的召喚。不久,就接到電話通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最高長官蔣介石定于當日下午五點在曾家巖約見。按時到達委員長官邸后,有位武官招呼他,向委員長報告,最好不要超過五分鐘。徐佛觀由小客廳走進大客廳,蔣介石已經站在那里。他答復問題時,心情不免緊張,總記著五分鐘的時間限制;但實際上蔣介石要他回答的問題,已經超過好幾個五分鐘。顯然,蔣介石很關注徐佛觀回答的問題,要他寫個書面報告。關于這類報告,已經寫過多次,都是泥牛入海無消息。這時徐佛觀還在猶豫之中,沒有馬上動筆。

19431117日晚10點鐘,徐佛觀突然接到曾家巖通知,委員長立刻召見。原以為是延安方面發生了什么重要問題,需要征求徐佛觀的意見。實際上,是蔣介石忙于安排各項工作,次日一早飛赴埃及參加開羅會議。“見面后,只問我家里的情形,拿起鉛筆來寫三千元的條子給我,叫我不要離開重慶。我出來后,覺得有些奇怪,送點錢給我,不是需要緊急處置的事情。”三天之后,從新聞里看到蔣介石飛赴開羅的消息,徐佛觀才明白原來是委員長臨行前的特自安排照拂。“這一點,倒確實令我感動,便打消了回鄂東的念頭,拿起筆來寫他所須(需)要的報告書。”決心為國民黨“補天”。

徐佛觀的報告書得到了蔣介石的重視和珍惜,決定重用徐佛觀。

1943年底,徐佛觀被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辦公室工作。三天后,唐縱又把委員長要求調用徐佛觀到侍從室第六組工作的手令拿出來。徐佛觀擔心自己一個鄉下人,忽然進入最高統帥的侍從室適應不了環境,還是選擇了留在參謀總長辦公室。1944年,徐佛觀隨何應欽出任陸軍總司令駐節昆明一個月,未能發揮什么作用,回到重慶后,正式進入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工作。

1945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期間,蔣介石調任徐佛觀為總裁隨從秘書。遠離政治潛心學術

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躊躇滿志的蔣介石挾國民黨乘抗戰勝利余威,正在做著如何消滅共產黨,統一中國的“金陵春夢”。跟隨蔣介石左右的徐復觀此時與蔣的心態卻大相徑庭。

早年,徐佛觀曾在武昌國學館跟隨國學大師黃侃等人系統學過儒家學說。1944年春,徐佛觀住重慶南岸黃角坳時,拜現代儒學“三圣”之一的熊十力為師。熊先生融會儒佛創立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不僅使徐復觀的學問更上層樓,并且受到“新唯識”洗禮的心靈也受到深深的震撼。他不得不對自己的命運再做反思。他認定自己的命運已經緊緊地捆綁在國民黨政權的戰車上,再無歸隱鄉間的可能,但實在不甘心就此與一灘污泥濁水相廝混。

想一想:“自民國三十年(1941年,引者注)起,對時代暴風雨的預感,一直壓在我的精神上,簡直吐不過氣來。為了想搶救危機,幾年來絞盡了我的心血。從三十三年(1944年,引者注)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黨政軍人物,我大體都看到了。老實說,我沒有發現可以擔當時代艱苦的人才。甚至不曾發現對國家社會,真正有誠意、有愿心的人物。沒有人才,一切都無從說起。”混在文恬武嬉“寧愿以片刻權力的滿足,不惜明天的碎尸萬段的天性”的群體中繼續從政?做貪官還是做清官?如果不能泯滅自己的道義良知,努力去做一個清官,那么,它的成本代價,有時候遠遠超過去做一個貪官和昏官。

他認為,近代中國貧窮積弱,國際上不斷遭受欺侮,國內政治紛爭,戰爭頻仍,社會混亂,人心浮躁,其病癥根源都是中華文化危機。要讓每一個中國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體面尊嚴的生存可能,那就是文化自省、自新、自覺,從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開辟出能夠化解現代化生活危機的中國文化新生之路,以弘揚中華文化來拯救中國社會和現代人生。

看透了這一切,徐復觀回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辭呈,退出國民黨政權的政界圈子。他從蔣介石那里得到一筆錢,然后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創辦一份純學術月刊《學原》,自1947年創刊,至1949年停刊,共出三卷。從大陸逃亡香港,按照熊十力先生當年將“佛”改為“復”的要求更名徐復觀。他從蔣介石那里又獲得九萬港幣的經費,于19495月創辦《民主評論》雜志,為五十至六十年代港臺地區新儒家思想提供了一個主要輿論陣地。迫于生計,1952年應約到臺灣擔任教職。此后,徐復觀以讀書、教書、著書為終身職業,并成為新儒學重要代表人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徐復觀的《中國藝術精神》《兩漢思想史》等著述傳到大陸受到學術界、讀書界的廣泛好評。

來源:《黨史縱橫20169

網絡編輯:藍天微風

 

發布時間:2016-12-08 22: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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