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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永寧:建黨前后李達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貢獻

 

 

  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和側重點就是要立足中國國情,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運用到中國實際,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這一時期,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的先驅者,李達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貢獻有鮮明的特點:緊緊圍繞“運用馬克思學說改造社會”這一重大問題,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理論的系統闡述和中國國情的深入研究。他強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在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過程中,李達探討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中國社會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基本路徑。

 

考察中國革命形勢

 

  分析中國社會問題,把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這是探索中國出路的切入點和著力點。建黨前后,李達通過對中國勞動者問題、婦女問題、工商階級問題等方面的分析,批判了那些否認外國侵略,把中國社會癥結歸結為“貧乏”等錯誤觀點。他提出,國際帝國主義以及國內有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和剝奪,才是中國的“亂源”所在。不打破這些障礙物,中國要獲得民主自由、和平統一是沒有任何希望的。

  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不同,解決的手段也就不同。李達批判了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改良方案,認為這只能“略略緩和社會問題,并不是想根本的解決社會問題”;剖析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各種主張,認為他們是在“耗費有用的精神干那于革命無益的事”;抨擊了江亢虎的新社會主義,認為其實質就是“官僚的社會主義”“走狗的社會主義”。在探討社會主義運動的諸多手段哪種“宜于中國”時,李達提出:議會主義的手段“已經破產”;勞動運動的手段,“只于工業國相宜”;中國是農業國,“將來中國的革命運動,或者有采用勞農主義的直接行動的可能性”。

  針對借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而質疑、否定中國社會革命可能性及必要性的觀點,李達多次強調,在承認社會生產力決定作用的前提下,也應重視主觀努力對社會革命的促進作用。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中,他專門探討了社會革命的時機問題。他認為,對馬克思的“兩個絕不會”不能作形而上學的解讀。舊社會中生產力發展究竟有無“余地”,很難用具體數字精確衡量。一個國家的社會革命能否爆發并取得勝利,不僅取決于該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也取決于該國共產黨對革命形勢的分析與判斷,以及它自身的組織狀況和決戰勇氣。在多方考察中國革命形勢的基礎上,李達提出:“馬克思學說之在中國,已是由介紹的時期而進到實行的時期了。”

 

論證馬克思主義

 

  論證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世界歷史性理論,而不是一種民族地域性學說。這是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中國社會的基本前提。建黨前后,李達基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從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等層面,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理論相對于中國而言的普適性,為“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社會”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提出,社會革命是人類社會兩大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出,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是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從科學社會主義的角度提出,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沖突必然導致階級斗爭,其最終結局,就是無產階級建立勞農專政的國家政權。

  李達批判了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借中國產業落后質疑中國社會革命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的情況與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區別僅在于各自產業發達的先后、程度不同,而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卻沒有不同。在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中國產業化薄弱的情況下,要想通過資本主義開發實業,只是一種幻想。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已處于產業革命時期。經濟上由農業經濟進入到工業經濟,政治上由封建政治進入到民主政治,在國內,形成了“民主派和封建軍閥對抗的現象”;在國際,“中國就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而已”。在這種情形下,無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社會革命,在政治經濟上都是有“確實的根據的”。

  李達還批判了梁啟超認為中國無勞動階級,需發展資本主義以養成勞動階級,為將來社會革命做準備的觀點。他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著田主和佃戶兩階級。進入產業革命時期以后,又有了勞動階級,只不過是沒有組織罷了。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中,李達對中國社會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進行了清晰具體的描繪。他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不僅受著本國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壓迫,而且還受著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故無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社會革命是有充分的階級依據的。

 

探索中國出路

 

  揭露各種歪理邪說的實質,闡明馬克思主義的真相,讓馬克思主義理論掌握群眾,這是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中國社會的重要前提。建黨前后,針對人們急于了解社會主義但又不太清楚的狀況,李達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教育,并對各種錯誤思潮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深入的批判。他先后發表了《馬克思還原》《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等一系列文章,不僅對科學社會主義進行了系統闡述,而且還指明了科學社會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新社會主義以及修正派社會主義、正統派社會主義等的根本性區別。他幫助人們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各種錯誤思潮的界限,堅定了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李達比較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和法國巴黎公社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強調一切作戰計劃都是由參謀部籌劃出來的。要在中國進行武裝革命,就必須有嚴密的組織。他批判了第四國際不贊成無產階級建立獨立政黨的主張,明確提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柱石”“頭腦”,必須組織一個“精密的團體”作為指導人,來喚醒大多數無覺悟的工人。此外,李達認為,在中國進行社會革命,還必須“造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向共同的敵人作堅決的斗爭。

在探索中國出路的過程中,李達非常重視理論聯系實際的基本原則,強調“原理的運用,無論何時何地,都依照現存的各種歷史的事情而定”。在探討中國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時他提出,如果根據中國國情,并參照馬克思在1848年替歐洲各國共產黨所作的籌劃,是可以制定出一個政策的。革命勝利后中國無產階級政策的制定,應由“馬克思學說的原則和中國的產業狀況及文化程度”等來共同決定。李達的這些觀點無疑已經觸及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話語的脈動,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思想資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827

網絡編輯:保羅

發布時間:2020-12-13 2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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