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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康之:在風險社會中看民主政治

 

 

 對于人類社會中的政治以及社會治理來說,從君主民主的轉變是人類社會文明化的一次巨大飛躍。然而,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在危機事件頻發的背景下,在風險社會中,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題凸顯了出來,如果依然糾結于以誰為主的問題,顯然沒有什么意義了,因為在這種條件下是需要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行動的。在從君主向民主的轉變中,人民的身份從臣民轉化為公民,但人依然是有身份的,只不過是把具體性的身份改寫成了普遍性身份。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歷史性社會轉型中,人的身份面臨著徹底瓦解的局面,在每一項共同行動中,人都是以具體的角色出現的,即以行動者的角色出現。這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次更為根本的變化,必將使既有的各種思想路線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從君主邏輯中的思想路線顛倒為民主邏輯中的思想路線,所呈現出的是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而在今天看來,與全球化、后工業化運動所承載的新的社會變革相比,那場一直被人們認為是一場偉大的變革顯得那樣簡單。因為,我們所面對的任務不再是對社會進行邏輯上的顛倒。也就是說,如果對民主的思想路線再次實現顛倒的話,顯然無法承載起全球化、后工業化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和賦予我們的使命。所以,我們需要圍繞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題去開展一場全面的創新性思想建構,并為后工業社會的建構提供新的且可行的方案。具體地說,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在工業社會中走上了神壇的民主政治是否適應于風險社會,它能否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得到堅持并延續下來?

丘吉爾在為民主辯護時說:民主是一切可以想象出的政府中的最壞的形式,但除了那些迄今為止人類已經嘗試過的政體形式之外。看上去這個辯護是強有力的,是不容置疑的雄辯。可是,我們有沒有想到,當他在談論這個問題時,實際上是在談論歷史。歷史是在否定中前行的,我們有什么理由把歷史上曾經存在現已喪失合理性的東西與現存的東西放在一個桌面上進行比較呢?難道我們非要把從墳墓里挖掘出來的一件瓷器去與今日的景德鎮產品進行比較而挑剔其工藝上的粗糙么?對于民主,基于某種想象中的完美形態而去加以批評,是出于改善的目的。而且,之所以要提出批評,恰恰是以默認的方式肯定了它曾經擁有的現實價值。另一方面,在我們的心念深處,已經凝結起了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們相信既存的總會被一種更加完善的東西所替代,至少,新的現實對那些正在成為歷史的東西作出了否定,要求有新的建構去適應新的要求。所以,對現實存在的批評性審查,目的是要自覺地尋求那種更為完善的東西,使其轉化為現實性的存在。在工業社會中,人們建構起來的民主政治模式是值得這個社會中的人們去為之辯護的,也是這個社會中的人們應當加以極力維護的。然而,時過境遷,當人類進入了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在人類走進了風險社會時,則需要根據歷史轉型和風險社會的現實去重新認識和評定民主政治。

一、民主是有條件的

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舊的習俗和道德的衰弱不會與革命同步發生,而會表現出滯后的特征。在歐洲近代早期的革命中,清晰地顯示出了這一點。正如阿倫特所指出的,孟德斯鳩和歌德所描述的舊的習俗和道德的衰落經歷了一個半世紀才完成。經過150多年,歐洲社會的習俗最終消失,地下世界浮現出地表,從而在文明世界的政治和聲中才會聽到奇怪的聲響,我想,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發端于17世紀的現代,真正帶來了我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現代世界。”[1](p52) 應當說,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新舊觀念、規范、行為方式等各種各樣的沖突需要進行反復較量,才能出現除舊布新的局面。不過,得益于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摧毀了舊世界,實現了從君主制向民主制的顛覆性轉變。今天,我們再一次面臨著社會變革的問題,全球化、后工業化運動開啟了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變的進程。也就是說,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當我們已經陷入風險社會中的時候,這一歷史過程似乎再次復現。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那些在工業社會歷史階段中形成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對科學和民主的)信仰等等構成了新習俗,它是一種不同于工業化、城市化之前的習俗,對于工業社會的穩定和社會治理而言,有著巨大的積極價值。然而,正是這些,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蒙蔽了人們瞻望后工業社會的雙眼,束縛著人們前進的腳步,也致令人們在風險社會中進退失據。盡管此時人們已經意識到整個人類已經結成了命運共同體,意識到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項必須承擔起來的歷史性課題,而在行動上,卻總是采取回避的態度,甚至作出相反的行為選擇。阿倫特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是從對古羅馬的考察中去看傳統的生成及其對政治的影響的。在古羅馬那里,對過去的記憶關乎傳統,也正是在傳統的意義上,常識的發展找到了自己在政治上最重要的表達。從那以后,常識就由傳統所束縛和滋養,以至于當傳統的規范不再有意義,也不再能夠提供普遍規則以統攝所有或大部分具體個例的時候,常識便不可避免地委頓了。同樣地,正如我們共同的起源一樣,過去――我們共同的記憶,也遭到了被遺忘的威脅。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后工業化運動剛剛開啟的時代,更多的人是戰斗在反遺忘的戰線上的,以工業社會傳統衛士的形象出現,試圖把已經出現了的變革和正在發生了變革的這個社會拉回到舊軌道上去。而且,仰仗著話語權依然強盛的優勢,發出聲音時更顯得鏗鏘有力。癡迷于工業社會傳統中的受眾在人數上也是非常壯觀的,甚至在民主的邏輯中上演著民粹主義的狂歡。他們憑著常識而以夸張的方式去表達那些對全球化、后工業化及其演化方式的闡述的反感,即便是身受社會風險以及危機事件頻發之苦,也要捍衛來自于工業社會傳統的民主政治及其社會治理模式。雖然人們對民主政治傾注了無限熱情,但我們必須指出,民主是有條件的,并不是在任何條件下我們都只能選擇捍衛民主和只能過民主生活這樣一條道路,我們對民主政治的忠誠不能成為我們不顧現實的要求而認準了民主政治這一種政治生活方式的理由。斯洛特戴克在描述美國的政治特征時說道,美國政治以昂揚的姿態,趾高氣揚的態度登上講臺,極力宣傳著自己的動力,竭力宣傳著民族的苦難,行動之前便對于即將取得的勝利滿懷信心,總是在執行的過程中不斷自行修改成果的決算,單調發音且單方面列舉發起的打擊的正確性,另外,也總會把美國這一系列的犧牲者用形成慣例的莊嚴儀式進行安葬,而對于另外一方面為數更多的犧牲者,則只是草草地形式化的表達出一些遺憾了事……美國投入它的戰艦,去推行自身海上霸權,鞏固對世界的控制;像一個現代的殖民主義國家一樣,美國在使用它們的空中和太空力量,以期在完全不對稱的戰爭中,實現對完全無力與之抗衡的弱小力量的絕對打擊;像一個修士一樣的強權,主張自己的入侵權利,按其意識,把上帝賜予的禮物――在有些情況下,這個被叫做民主’――強制地塞到那些并不情愿接受者手里,如果可能,也不惜動用武力。至少美國的政客在表面上是這樣說和這樣做的:我認為是好的,送給了你,你就必須接受,如果你拒絕了這么好的禮物,我就一定要懲罰你。比如,中國在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取得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成績,這讓美國政客感到十分不爽。不是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對美國構成了威脅,而是因為中國沒有按照他們所指定的道路去取得這些成績。根據美國政客的邏輯,中國因為沒有走在他們指定的道路上,所以才是一種威脅。與其說他們感受到了什么威脅的話,毋寧說他們感到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對他們構成了羞辱。所以,要通過諸如貿易戰”“禁運”“炫耀武力和一系列過激行動等方式來教訓一下中國,據說這樣做是為了幫助中國取得更大的發展業績。這是在時間之軸的截面上所看到的情況,而在時間之軸的縱向維度上,當人們進入了全球化、后工業化時代,當人們置身于風險社會之中,會不會把工業社會中那種對民主的情感和信念帶過來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在這方面總是有著過激的表現。在18世紀的啟蒙時期,許多民主方案都是以理論構想和邏輯證明的形式出現的。在民主從理論轉變為實踐的過程中,代表(議)制模式取得了極大成功。盡管在后來的兩個世紀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民主理論探索,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修正方案,出現了精英民主制、多元主義民主制、協商民主制以及近期得到了許多推薦的參與式民主制,但代表制一直是貫穿于其中的主軸。艾麗斯??楊在證明代表制的必然性時指出,即使在由數百人組成的集會中,大多數人都將會成為更加被動的參與者,他們傾聽著少數人代表少許幾種立場與態度來表達意見,然后加以思考,進行投票。更確切地講,除了那種小型的委員會之外,各種來源于時間與互動方面的特征也導致了事實上的代表制。關鍵的問題還是民主政治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問題,如果不考慮可操作性的問題,固然可以暢想直接民主的各種優越之處。但是,無論多么美妙的想象,如果無法付諸實踐的話,都只能是空想。所以,對于大規模的公眾社會,就那些普遍關注眾多人口的問題進行討論,只能求助于代表制。可是,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急速運行的社會總是在把某個問題推展到我們面前時又讓它轉瞬即逝,在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時代,我們并不知道在何時何地有可能誕生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群體并需要代表去代表它,在幾乎所有任務都具有急迫性的情況下又如何容許人們圍繞某個問題進行從容的討論。所以說,代表制以及它所代表的民主政治,只是社會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寵兒。在風險社會中,當社會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特征時,關于民主政治的可操作性問題的思考就會讓人發現,代表制所要代表的東西因為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而喪失了。顯而易見,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由于流動性對社會結構造成的沖擊,出現了社會非結構化的境況,使得那些原先受到社會結構束縛的要素得到了解放,從而進入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在這樣一個自由的社會中,人們完全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羈絆而自由地選擇參與到哪一個合作行動體系中。此時,人們所要考慮的是如何通過自己的行動去增益于人的共生共在,參加到什么樣的合作行動體系中才能使自我的價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而不是計較于什么人能夠代表和怎樣代表自己的問題。事實上,從人類進入21世紀的情況看,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在流動性使一切實體性的存在都呈現出液化特征時,事物的固態價值開始變得模糊甚至不可捉摸。這個時候,行動的價值就會躍然而生,并去填補事物的價值退場后留下的空場。我們看到,在英國于1880年統一使用格林尼治時間之前存在著幾十種時間,統一到格林尼治時間的歷程是極其艱苦的。特別是在人權觀念和自治意識覺醒的條件下,每一個被要求放棄該城鎮時間的居民在心理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羞辱,他們感受到了尊嚴受到侵犯。但是,在二戰后民族國家興起的運動中,一些國家在使用統一時間時,不同地區的民眾卻沒有感受到羞辱,甚至沒有人對關系到每個人生活中的每一個時刻的這種重大問題表示質疑,那就是,在沒有經歷過充分討論和投票表決的情況下,權威機構武斷地決定了統一時間并強加給會延續很多代的全體居民。這反映了一種何等極端的霸權,卻未曾見到對此作出質疑的聲音。這說明,民主所關注的事項都需要在具體的時代背景下去把握其重要性,而且要以當時人們的心理取向和心理聚焦而言,并不存在任何時代、任何環境和任何語境下都必須通過民主的方式去做出決定的社會事項。所以,對于人們所面對的社會問題,是否選擇了民主的方式加以解決,并不是必然的。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傳統的關于政治主體和社會統一體的觀念變得模糊不清。到處都可以說,最重要的走勢已經脫離了既往的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今天的問題和解決昨天問題的人(其實實際上是明天的問題和解決今天問題的人)無法契合。我們無法設想工業社會以強勢話語形式出現的那些東西在解決今天的問題時有著優異的表現,無論是民主、法治還是推舉領袖和形成精英的方式,在何種程度上還能承載起我們的夢想,顯然是一個值得發出疑問的問題。在一個流動的社會中,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唯有變動是不變的,一切都因具體條件而定,一切被確定下來的也都只具有暫時的合理性。我們唯一寄托希望的就是時時創新,在創新的行動中去解決所遭遇的一切問題。所以,帶著工業社會的民主政治觀念的人是昨天的人,他們是沒有能力去解決今天風險社會中的問題的。風險社會中的人應當有這個社會中特有的觀念,并在這種觀念的基礎上造就適應于在風險社會中開展行動的能力,進而,才能解決這個社會中的問題。總的說來,如果不關心社會治理的實際而僅僅于書齋中品茶論道的話,我們是可以勾畫出最為理想的民主模型的,而且,我們也可以要求我們的社會為了民主而放棄一切。這樣的話,我們必須承認,一種理想的民主理論必須解釋在文化與社會地位存在廣泛差異的情景中實現溝通的可能性。這樣一種民主理論需要一種寬泛、多元的溝通觀,即溝通不僅包括對共識的表達和擴展,還包括對不被共享的意義予以提供和承認。可是,如果人們提出這樣的見解:民主并不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內容,甚至不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對于人類社會生活而言,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們立即就會發現,對民主問題表現出的過分關注,甚至將其神化,實際上是人的某種戀物癖在社會建構中的反映。我們不難想象,一個人在使用某種工具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他卻愛上了所使用的工具,每天凝視和端詳著他所使用的這件工具,希望把這件工具雕鑿得更加稱心如意。那樣的話,這件工具就成了他生活和活動的全部目的,至于本應做的事情,卻被忘卻了。對于人的社會生活而言,民主是工具而不是目的。關于民主問題的思考可以形成無比精致的思想,然而,一旦將思想放在實踐中,就需要考慮思想對于具體條件的適應性問題。比如,當我們從決策的角度去看民主時,就會看到,民主在實質上是一個責任分攤機制,通過民主的方式進行決策,意味著每一個參與到決策過程中的人都負有相應的責任,在人人都負有責任的情況下,出現了后果責任的時候也就無法進行追究了,這就是所謂法不責眾。在英國脫歐的問題上采取全民公投,意味著這一做法無論是對還是錯,全體公民都負有責任,而政治家則可以輕松地逃避責任。如果責任不是一種外在于人的設置和規定,而是來自于人的內在知覺的,屬于一種主觀責任,那么,是否需要通過民主的方式去分配和分攤責任?這無疑就是對是否使用民主的方式去分配和分攤責任作出了懷疑,而對這個懷疑的回答則是,民主的方式所具有的工具性價值已經喪失了。在風險社會中,我們認為,通過民主的方式去分配和分攤責任會存在著科學理據不足的問題,事實上,會因為不確定性而使責任無法進行分配。這樣一來,唯有行動者的道德意識,才能夠解決責任擔當的問題。社會差異化造就了不同的群體,而每一個群體都通過自己的代表進入了政治過程之中,這構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和特征。的確,在工業社會的差異化過程中出現了群體多元化的局面。應當說群體多元化有著三個方面的形成路徑,其一,原先的階級或階層進一步分化而成為諸多更加多樣的利益群體;其二,原先受到壓抑或掩蓋了的具有相似性特征的人群因表面化而構成了新的身份群體;其三,由于人的流動而在新的居住地形成了文化群體。雖然還會有諸如經歷、興趣、偏好、居住地以及精神上或物理上的相鄰關系等構成的群體,但上述三類群體是政治色彩較濃的主要群體,而且它們的要求和主張也有著較為明顯的政治色彩。到了20世紀后期,這種群體的多元化和多樣化達到了很高程度,以至于對傳統的民主政治以及政府的社會治理構成了巨大挑戰。不過,進入21世紀后,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卻又對多元化和多樣性的群體構成形式造成了極大沖擊,正在將這些群體撕裂,使它們分解成流動的、隨機耦合性的群體,而不是像在20世紀后期那樣有著相對穩定的存在形式。正是這一原因,社會的差異化程度再度被提升到一個很高的位階上。然而,從理論思考和政治運行來看,人們還停留在20世紀后期的群體多元化、多樣化的情境中,而不是將視線轉移到21世紀新出現的這種流動的差異上來。因而,對于因為流動的差異帶來的矛盾和沖突也未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甚至可以說,未能給予關注,更不用說做出深入的思考了。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構成了風險社會得以生成的原因。當我們置身于風險社會中的時候,怎么能任由這種不斷生產著社會風險的政治運行方式繼續運行下去呢?

二、行動者是自治的

歷史進步的動力包含在人們的理想之中,人們是根據自己的理想去建構世界的。但是,人們為了增強自己的信心,又往往會對理想本身進行論證,會到古老的歷史及其傳統中去為理想尋找證明和加以實踐的根據。比如,公民作為人的政治的以及法律的身份是在脫離臣民身份的過程中逐漸生成的,但公民卻不是一個完成了的身份形態,而是處于發展中的,是一種需要根據公民理想而不斷加以形塑和建構的身份形態。正是這個原因,促使人們一直去追求一種理想的民主生活形態,思想家們也受此激勵而去制作和不斷推陳出新民主理論,并努力將其轉化為社會實踐。然而,人類歷史卻有著某種超出了人的意志的客觀性和必然性的發展道路,它并不滿足于人的某些特定理想的實現,而是在運行到了某個時刻就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告訴人,那些特定的理想是不可能有著持續實現的希望的。也就是說,往往會在那個時候告訴我們,社會將要實現一次轉型,需要在新的起點上去確立新的理想。從全球化、后工業化運動中所呈現出來的各種跡象看,人的身份正在失去價值,不再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而是正在不斷地表現出了消極影響,甚至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社會轉型中發揮著阻礙作用。我們相信,到了某一天,公民身份的意義將會被作為行動者角色的功能完全取代,或者,公民作為一個概念將完全失去對人加以政治定位和法律定位的功能。不過,在今天,民主作為一種理想以及希望對公民身份進行不斷建構的理想,卻一直感召著人們和指引著人們的行動,為了防止人們對源于近代早期的偉大社會理想提出質疑,還總是到古希臘、羅馬等古代社會中去發現公民及其公民政治作為一種現實存在的證據。也許正是因為人們總是希望從歷史上去尋找現實存在的根據,致使農業社會的等級身份制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遭到顛覆之后卻仍然保留了身份。工業社會依然是在人的身份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社會治理也是建立在人的身份的基礎上的。在工業社會中,人的身份是與社會治理相關的幾乎一切設置的前提,也是社會治理活動得以展開的條件,民主政治生活正是建立在人的公民身份的基礎上的。所以,對社會治理的考察需要從人的身份變動中去作出解讀,對社會治理演進歷史以及前進方向的把握也需要在身份的嬗變中發現脈絡。當社會的流動性對人的身份的沖擊致使其瓦解的時候,當風險社會對身份作出否定而直接將風險加予人的時候,人們也許被置于一種無身份的狀態,那樣的話,建立在人的公民身份基礎上的民主政治還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就是一個必須作出回答的問題。身份是一種外在于人的規定,人的公民身份就是由民族國家授予和確認的。在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條件下,代際繼承可以使人的角色得以延續,因為人一出生就被置于某種由歷史以及社會關系所構成的世界中,并在成長中獲得一些給定的價值,而且在開展活動的時候必須接受既定的制度框架和遵守已有的規則。即便是在家庭中,享有和繼承前輩的社會角色、財富、人脈關系等,也會使前輩曾扮演的角色延續下來。只要民族國家沒有發生改變,歸屬于這個國家的公民身份也就會一代又一代地繼承下來。總的來說,各種社會過程與社會互動將個人置于諸種先在的關系與結構中,并且這種社會定位決定了他們是誰。然而,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這種角色和身份的延續變的不再可能,每個人在走向社會和成為行動者的時候,都要自己作出角色選擇,特別是在人不斷流動的狀態下,其身份對他而言已經不再具有任何意義。這也就是個人在歷史中的連續性的中斷。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因為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那些在歷史上曾經是人一出生就必然會被置于其中的習俗、觀念、價值和結構性的社會關系都轉換成了各種影響人們成長的可能性,在人們成為行動者的時候,所面對的總是那些具體性的任務和合作行動過程;在人們所進入的每一個合作行動體系中,所存在著的都是不同的環境,對人們提出的也是不同的要求。因而,所有那些影響和決定了人的外在性因素,都有可能隨時被更換。在表現形式上,也就是人們自己作出的自主選擇而不是來自于歷史的延續成為人所是的那個樣子。具體地說,就是人隨機性地選擇了自己的社會角色,不再受到身份的約束。自我選擇就是自治的理想境界,是對無論是外在性的規則還是獲得性身份規定等的超越。直到20世紀后期,艾麗斯 · 楊所看到的還是,通過賦予和限制行動所具有的各種可能性,包括使人們之間的優先次序與順從的關系得以可能,人們置身于其中的諸如階級、性別、種族與年齡之類的社會結構成為了個人生活的境況。正是這些限制,置人于他治的狀態。在今天,全球化、后工業化已經為我們展現出某種跡象,那就是,在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我們每個人所置身于其中的是一個開放的、流動的社會。除了年齡的因素可以形成對我們的行動者角色扮演的約束之外,其他因素都將消失,即便身份等外在書生 的規定成為某種在特殊的地方仍然能夠看到的社會現象,其影響也會被社會的網絡結構所消除。對行動者而言,正如艾麗斯·楊所說的,成為行動者就意味著,你可能會接受那些決定著你的生活的約束與可能性,同時,也可能會運用你自己的方式變革其中的某些事情。至少,你在與他人、與社會的關系中能夠主導自己,而不是被動地受到限制。這意味著你在自治方面擁有了主動權。其實,在社會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特別是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觀念的確立,對行動者構成約束的就只能是通過自己的行動而把自己融入到合作共同體之中的信念。這種融入不是失去自我,反而恰恰是自我的自主性的充分實現。民主政體中的實踐與其理論完全是兩回事,理論上任何人都能夠競選公職、成為領導者或建立政治組織,但是這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并不會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絕大多數人永遠不會這么做,而僅僅是生活在民主政體中,在這些政體中,其他公民被賦予權力去制定具有約束力的、會影響政治共同體的集體生活的決策。無論這種對積極政治生活的回避是一種自由選擇,還是一種集體行動的組織邏輯必然導致的結果,抑或是當前社會條件中的一種偶然且可修正的特征,事實依舊是:生活在民主政體中的絕大多數公民介入政治的方式表明,他們承認其他人才擁有權力、影響力、責任、突出的地位,以及出色的政治領導力和政府公職。這種情況看似根源于人們的主觀判斷,是自我基于對自身的判斷而作出的選擇,主動放棄理論上的自己應有的權利,實際上卻是由政體的結構及其運作方式決定的。并不是每個人天生地就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而是代表制給他們打上了一種深深的烙印,讓他們總是以為那些宣稱代表了他們的人可以替他們做好那些事情,或者,以為自己置喙無益,而且也沒有切實有效的參與行動的通道。特別是那些經過嘗試無功而返的人,則會將某種挫敗感保留終生,并勸誡和警示他人。結果,雖然民主是一個好聽的字眼,而生活在民主體制中的人卻對理論上開列出的他們可以行動的條目表達了冷漠。一旦對一切都持有冷漠的態度,他就會變得更加被動,聽憑他治。從歷史上看,在民主化初期,人們會被民主字眼激發出巨大的熱情,有著強烈的行動沖動,而在民主政體得以確立后,至多只在選舉日受到了高分貝的宣傳鼓動才勉強采取了行動,像看馬戲一樣欣賞著大選辯論和各種表演,盡管只是看客,卻被說成是參加了集會。在投票站,也是心不在焉地在某個候選人的名下勾劃了一下而表明自己盡了選民的責任和公民的義務。總的說來,絕大多數人并不對他們置身于其中的民主政治抱持嚴肅認真的態度,而這恰恰是這種政治的規訓把他們形塑成了這種人。我們必須承認,在工業社會的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條件下,這種政體以及由這種政體引發的公民政治態度并未帶來危及到了個人和社會生存、延續等問題,然而,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在每個人都有可能隨時受到突發性危機事件威脅的情況下,人們對自己的觀眾、看客的定位完全不可能了,而是必須成為行動者,而且是隨時準備行動的行動者。甚至可以說,在他人行動的時候,我已經以關注的方式而行動了,更不用說我以提供某些支持的方式而加入到了合作行動之中。客觀上講,在風險社會中,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每個人都應當是行動者,或者說,每個人都是天然的行動者。但是,相應的政體支持則是必要的,既有的民主政體顯然難當此任,以至于我們提出了合作政體的構想,期望它將是適應于和保證每個人都成為行動者的政體。合作政體無非是由每一個行動者的自治構成的一種狀態,而不是一種外在于行動者的約束機制。一種來自于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傳統極力推崇自治,要求把民主歸結為自治,或者說,把自治看作為民主的理想形態。雖然在近代以來的民主實踐中從未真正實現這種理想,而且法律的他治功能和屬性本身就是與自治相悖的,但是,從理論上看,關于自治的構想是可以在邏輯上解決民主政治的觀眾與行動者相分離的問題的。不過,也存在著這種構想無法逾越的障礙,那就是,作為法律之下的自治必然會遇到其法律從何處而來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仍然會陷入主流民主理論的爭議中,再一次把觀眾與行動者的分離納入到了視線之中。結果,所看到的情形就是,作為一個只是觀看政治的非參與者,觀眾并不做出決定,也不制定法律,因此,他們存在于集體性作者和自我立法的過程之外。也就是說,即使民眾在自治的意義上成了行動者,而他們賴以開展自治的法律前提,或者說,決定了他們成為行動者而不再是觀眾的法律,卻是在他們還是觀眾的時候就由他人提供的。即便那些法律是承襲自前一代或前幾代的,也是由那些不同于他們的人制定的。這就是托克維爾一系的民主自治理論必然要遭遇的理論上的尷尬局面。對于合作社會中的自治而言,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會陷入這種尷尬境地。合作社會中的自治是為了人的共生共在理念的自治,而人的共生共在是由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推展出來的客觀命題。它作為一種理念并不取決于人們的接受與否,而是一種客觀性的絕對命令。即便將此強行地說成他治的話,那個也應改寫成。總之,在政治上,合作的社會是自治的,而且這種自治更多地是在人們共享人的共生共在理念之下的自治,與法律之下的自治是不同的。顯然,從歷史上看,所有出現過的自治無非兩種:一種是共有理念下的自治;另一種就是法律之下的自治。基于民主理論而建立起來的自治模式屬于法律之下的自治。從這種自治的角度看,基于共有理念的自治是粗陋的和不具有可操作性的。但是,在合作的社會中,或者說,在這個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即便構想法律之下的自治,也需要把法律與法條區分開來,即需要在基本原則或理念的意義上來理解法律。事實上,這就是一種共有理念下的自治了。在歷史性輪回的意義上,它雖然是理念之下的自治,卻是對法律之下的自治的超越,屬于一種更高文明形態的自治。格林說,一種以自我統治的理想為基礎的道德及政治哲學依然是當代民主思想中的關鍵――確實,這一理想在實質上壟斷了當下從規范性角度對于民主的思考。各種各樣的民主模式――商談民主、多元主義、意見聚合派、參與式民主――繼續在為這個理想背書,并且希望實現這樣的政體:法律約束的對象同時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應當說,被認為是來源于亞里士多德的這一民主理想沒有錯,而且也一直激勵著民主理論家的不斷探索,只是現代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無法實現這一點而已。對于現代民主政體而言,出于可操作性的要求,只能采取代表制這種形式,致使政治生活的方式被形塑成了人們常說的形式民主,而來源于亞里士多德的這一理想也就無法實現了。鑒于此,只有寄望于實質民主的建立去實現亞里士多德的民主理想。正是對實質民主的追尋,促使我們去構想一種不再以民主命名的合作體制。合作體制將實現對形式民主的超越,它是實質民主的實現,也可以說是民主政體的完形形態。如果我們不是在極為寬泛的意義上使用自我統治這個詞的話,在這種合作體制中,人們實現了自我治理,成為自主的行動者。這也許就是所有民主理論中的自治理想的實現狀態。

三、霸權意味著危險

懷特認為,在科學研究方面,實證主義形態的科學是所有敘事中最為宏大的敘事。知識分子相信,嚴格遵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文化科學中的普遍的合理性標準就會產生普遍的真理、正義、繁榮和美。建立在實證主義哲學基礎上的實證研究更是以為,只要手中掌握了那些可以歸結為簡單幾個條目的方法,就可以應對一切社會問題。這不僅是一種迷信于方法的宏大敘事,而且已經轉化為了霸權主義,成了以科學代言人自居的學術霸權。宏大敘事是一切霸權主義的思想基礎,無論是政治民主的話語霸權,還是集權體制的權力霸權,都是源于宏大敘事的。是因為有了宏大敘事,才會有人從中產生出要求代表真理,代表正義的沖動,并付諸于行動。反映在民主政治中,就是要求人去代表人,而且總會有人站出來要求去代表由他人構成的群體。全球化、后工業化運動是走在去中心化的道路上的,正如吉登斯所看到的,全球化正變得越來越無中心化,不受任何國家集團的控制,也很少受大公司的控制。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在西方國家和在其他地方感覺差不多。全球化的地方性表現就是,在去中心化的邏輯中,不允許存在著一個發揮主導和支配作用的中心,因而,也就不需要通過代表的方式去形成中心。也許西方世界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才從熱情推薦全球化轉向了反對全球化的立場上。因為,全球化的去中心化意味著對霸權的沖擊,而這一點是西方霸權國家所不能接受的。即使在其國內,多少個世紀的政治家穩坐于政治體系中心的位置也受到了去中心化的挑戰,讓政治家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霸權本身就意味著排斥、壓制和獨斷專行,在風險社會中,任何一種形式的霸權都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話語霸權,對人的行為和行動的束縛是系統性的。我們認為,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這樣一場歷史性的社會轉型運動中,所遭遇的最大的話語霸權就是民主話語。我們看到,在描述美國制憲之父所創建的民主國家是如何最終走向了反民主之路時,伍德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盡管聯邦黨人的成就是偉大的,未來美國政治的成本卻是高昂的。最受歡迎的民主的辭藻可以為貴族體制做解釋和辯護,聯邦黨人運用這種花言巧語排除了美國理性傳統的發展。在理性傳統中,不同的政治理念與不同的社會利益之間是緊密地、名副其實地聯系在一起的。換句話說,1787年的聯邦黨人促進了美國政治中對任何貴族概念的否定,鼓勵了美國人的以下信念:民主之弊會被進一步的民主發展所解決。正如18世紀90年代的聯邦黨人最終惶恐地發現,自憲法創制以來,美國的民主不再被質疑、討論和受到挑戰,而是成為一種所有美國人和美國的機構必須毫不猶豫去遵守的堅定信仰。民主擁有了霸權,民主具有了絕對性,成了至高無上的非人格性的君主,是一種必須加以接受和不容懷疑的信仰,因而,成為一種失去了發展動力的、僵化了的治理方式和政治生活方式。其實,這不僅僅是美國政治所付出的代價,它同時也因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而被加予其他國家,讓幾乎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都為之付出了代價。在民主的霸權面前,幾乎整個人類都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讓批判精神蛻變成了迷信,從而使整個世界成為上演民主悲劇的舞臺。比如,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流行期間,美國卻巧遇大選,為了大選,就需要不斷地進行集會,因而致使更多的人感染病毒。從美國的做法看,為了一個人當選總統,是不惜讓眾多的人感染病毒的。在這場瘟疫流行期間,人們已經認識到每一個感染者都面臨著生命危險,但是,為了選舉,也就是為了民主程序,人的生命似乎并不重要。也許人的生命與民主政治是扯不上關系的,但在瘟疫流行期間,卻可以在它們之間進行比較。在比較中,人們是否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人的生命與民主政治的游戲,哪一個更為重要?民主政治使人墮入了一種死胡同中。在2020年瘟疫流行期間,美國在任總統心心念念中是如何連任的問題,根本沒有把抗疫作為重要事項對待。作為國家領導人,他顯然是不合格的,但是,誰來指出這一點,那就只能通過投票來決定。為了在投票中取得更多的選票,責任甩鍋、制造國際沖突、煽動民粹情緒等極其惡劣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而且是采取無賴的做法。可見,民主政治已經腐爛不堪,而人們卻因為對它的信仰而不愿意去看它腐爛的一面。格林認為,無論是理論上所構想的還是實踐中施行的民主,都只是到或到的民主。也就是說,只是看起來如此,實際上,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我們的政治聲音是某種我們很少演練的東西,只是在定期的幾次投票、偶爾的幾次民意測驗以及對我們關注的特定問題進行探究時才運用。如果我們的候選人獲勝了,或者我們的特定問題得到了滿意的解決,那么可以說我們的聲音確實被聽到了;但若因此就以為人民在說話,而非選舉獲勝的某些多數派或者組織良好的少數派在說話,那就無疑是太過自負的想法了。無論如何,關鍵之處在于:我們的絕大多數政治經驗(無論作為投票者還是不投票者)并不是參與到這種行動中或者決策制定中,而是觀看或者傾聽積極參與的其他人。其實,民主本身就包含著霸權,當人們投票結束而選出了領導人,投票者立馬就陷入了失語的狀態,那個經由他們投票選出的領導人就掌握了話語霸權。本來,民主一詞意味著人民是行動者,實際上,以公眾形式出現的人民僅僅成了觀眾。民主行動是以政治行動的形式出現的,成了政治家的行動。比如,當發生恐怖襲擊或者自然災害威脅到政治體生活時,多數人只能旁觀,希望那些有權做決策的權威明智地使用他們的權力,以惠及那些只能眼看著危機發生的廣大平民。這也就是說,大多數公民在大多數情況下并非用其聲音與政治發生關聯的決策制定者,而是用眼睛與政治發生關聯的觀眾。在一個社會中的全體成員被政治體制區分為行動者和觀眾的時候,而且觀眾于其中占絕大多數,那么行動的力量就是極其微弱的。面對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我們期望看到的是每一個人都成為行動者,通過每個人的行動去贏得人的共生共在。這樣一來,就會看到,民主體制實際上妨礙了每個人都成為行動者。民主體制通過代表制而將話語集中了起來,確立了代表的話語資格的同時也剝奪了人民的話語。失去了話語的人是不能夠成為行動者的。這是因為,作為行動者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擁有自主權,沒有話語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自主權。所以,民主政體中的人民即公眾并不是真正的行動者,他們受到話語支配,而且那種支配著他們的話語是以霸權話語的形式出現的。當我們在風險社會中去看政治的時候,當我們認為風險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當成為行動者的時候,我們是反對任何一種形式的霸權的。既然民主政治無非是一種話語霸權運行的體系,我們根據風險社會中的行動要求,也就希望用合作體制去替代民主體制。只有建立起合作體制,每一個人才能夠成為真正的行動者,才能積極地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開展行動,才能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貢獻自己的那份力量。當然,作為日常經驗固化的觀眾身份已經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事實,人們對這種身份的接受使得人們不愿意去扮演積極行動者的角色。格林指出,從技術的層面來說,觀眾身份這個難題反映在傳播技術(特別是電視)的興起上。這些技術通過將觀眾身份固化在日常政治經驗的結構中,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政治生活的行為。通過大眾媒體表達自身意義的組織和資源使得行動者與觀眾之間幾乎不存在任何轉換的可能,毋寧說是造成了一個只能觀看政治精英這個較小群體表演的半永久性觀眾階級。顯然,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特別是風險社會中風險無處不在的現實,決定了任何一個人都不被允許成為觀眾,每個人都需要投入到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動之中,這既是義務也是責任。工業社會的那種無論是通過政治運作還是技術格式化建構起來的觀眾,都不應被帶入后工業社會。在后工業社會中,一方面,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客觀現實要求每個人都必須成為行動者;另一方面,在民主體制的終結過程中取而代之的合作體制是具有充分的包容性的,是能夠把全體社會成員都包容到合作行動中來的。幾乎所有的民主理論家都抱持著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認為民主指的恰恰就是一種被廣泛地認為道德上優越于其競爭對手的體制,是向政治生活中注入了道德理想的體制。然而,在民主的行動者僅僅是那些社會精英時,作為觀眾的人民卻經常性地受到他們的蠱惑、愚弄,并煽動起來去達成他們的目的;他們操縱、控制著公眾的思想和行為,把他們個人的以及小集團的意志嵌入到公眾的頭腦中,讓公眾相信那些是公共意志;他們對公眾實施著無所不在的支配,動用國家機器去侵害公眾本應擁有和獲得的普遍性利益,卻將其稱作是公共利益實現的過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的以民主的名義開展的社會治理不僅是不道德的,反而是一種用溫和外衣遮掩了的暴政。如果考慮到這種政治在日常表現中是通過官僚集團的行政活動去加以演繹和進行詮釋的,那么,我們所看到的就是用科學化、技術化的方式去落實暴政的治理活動,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質上,它都是反倫理的,根本與道德扯不上什么關系。所以說,民主政治是一種與道德無關的政治,真正道德的政治應當在對民主政治的超越中誕生,它就是我們所構想的合作政治。只有道德的政治才不會謀求話語霸權,才會喚醒每一個人投入到行動之中,成為行動者,而不是聽憑自己被竊取的話語霸權的支配和控制。顯然,風險社會對人類所提出的要求就是每一個人都必須成為行動者,而且只有成為行動者才能融入到命運共同體之中,才能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開展行動。

文章來源:《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20年第5

網絡編輯:靜穆

發布時間:2020-12-05 2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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