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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龍:駁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論”

 

 

“新帝國主義”概念是20世紀末以來學界分析國際問題的基本范式。盡管學界對此概念的分析各執己見,但存在基本共識,即普遍地以此概念描述強權國家對弱小國家的剝削和壓迫行為。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西方發達國家既定利益面臨新挑戰,“新帝國主義”概念的指代對象悄然發生變化,不再單純指強權國家對落后國家的壓迫,而是開始用來描述20世紀后半葉發展起來的新興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威脅”。西方輿論界的“中國新帝國主義論”便是這一變化的典型表現。這種論調涉及面廣泛,涵蓋“經濟侵略”“政治模式輸出”“文化滲透”“生態破壞”“科技威脅”等方面,干擾著中國和世界的正常互動交往。如果不從理論上揭露和批判其錯誤,那么中國全面擴大開放和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將會受到嚴重阻滯。

一、揭露西方中國經濟侵略論的荒謬

西方“中國經濟侵略論”認為中國深化對外開放新舉措是中國制造對外“債務陷阱”,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和實施“經濟威脅”的工具。如果不揭示其荒謬性,勢必阻滯世界經濟復蘇和中國深化對外開放進程。

第一,“中國債務陷阱論”既違背發展中國家債務事實,又偏離中國的全球經濟發展理念要求。“中國債務陷阱論”將“一帶一路”倡議看作中國利用貸款使一些國家或地區掉入債務陷阱的外交手段。這種論調反映了西方不合時宜的冷戰思維、“唯我獨尊”的霸權心態和僵化陳舊的零和博弈思維,存在明顯漏洞。首先,亞非拉國家“債務問題”形成的真實原因多種多樣,既有從其他國家和國際金融組織獲得的長期大量借貸和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等外部原因,又有本國經濟發展乏力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等內部原因。其次,從債務結構看,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債權人恰恰是西方發達國家或者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債權比重很低,不存在制造債務陷阱的可能性。近年來,斯里蘭卡、巴基斯坦、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政府官員或學者曾在多種場合證實不存在“中國債務陷阱”。2019331日,菲律賓財政部長多明格斯指出:“菲律賓不存在被中國債務‘淹沒’的危險”,“截至2018年底,菲律賓從中國獲得的項目貸款總額僅占菲總債務的0.6%。而相比之下,菲律賓從日本獲得的項目貸款占菲總債務的9%”。斯里蘭卡學者蘇尼·拉納辛哈指出,斯里蘭卡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并非源于中國貸款,實際該國從日本、多邊機構和國際市場借款的累積債務占比更大。由此可見,許多亞洲國家對本國債務結構以及債務問題的根源有著清晰認知,并非像西方輿論界那樣把債務危機的責任推卸給中國。最后,中國給予亞非拉國家或地區貸款的主要目的在于幫助它們發展經濟。亞非拉國家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提高本國經濟發展水平,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債務問題,中國愿意為此貢獻中國智慧。“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切入點,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為引領,旨在提振各國實體經濟,帶動沿線經濟增長,解決當地債務困境。

第二,“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論”曲解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論”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探索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驗曲解為國家管控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該論調認為,“盡管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導致中國私營部門迅速擴張,但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經濟將國家權力與資本主義的力量相結合繼續控制著中國經濟的制高點”。該論調僵化地認識社會制度和資源分配方式的關系,混淆社會制度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一般與市場經濟特殊的關系,企圖以政府作用和國有企業的存在否定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行動。西方輿論界以此概念描述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在將中國經濟拉入資本主義既定發展軌道,進而影響中國未來歷史進程,嚴重違背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和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現實。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選擇完全的市場經濟,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徹底消除“國有經濟”的作用,英國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都曾動用政府力量調配各種資源和采用各種手段,以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美國動用國家力量打壓中國企業的做法更暴露出美國不是純粹意義的市場經濟的特質。因此,歪曲中國國有企業的世界影響,否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性的論調違背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論”沒有從中國發展現實尋找評價中國經濟發展成就的依據。一方面,“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論”曲解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有因素和中國改革實踐的人民主體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就看到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成就應歸功于“中國文化的力量、中國的教育制度以及中國人民的工作熱情和創造力”。另一方面,“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論”忽視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不斷完善既是中國根據改革開放實際作出調整的必然結果,又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重要標志。它謀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為最終目的。在中國對外交往進程中,習近平強調:“中國發展絕不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我們絕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情。”因此,西方憑借主觀愿望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徹底納入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軌道,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的做法,就是無視上述事實。

第三,“中國經濟威脅論”誤解中國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目的。“經濟威脅論”蘊含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地區和組織以不平等方式對較弱國家實施剝削、壓榨甚至強占發展空間的霸權邏輯。西方蓄意用帝國統治話語分析中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認為中國的全球經濟發展戰略是一種對外威脅。2018619日,美國白宮發布報告子虛烏有地捏造“中國黑客竊取美國技術”言論,指責中國人才培養引進和產業升級計劃不僅威脅美國經濟,而且威脅“全球經濟體系”。20193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訪問非洲吉布提時宣稱“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可能威脅非洲國家主權”。這種論調詆毀中國的全球經濟發展戰略目的。西方還將中國帶動沿線國家共同致富的“一帶一路”倡議理解為中國為解決剩余資本出路而采取的“時空修復”方案,將中國不斷擴大開放的新舉措曲解為中國向西方資本家集團屈從的表現,這實際上是將中國對外開放納入西方“純粹資本邏輯決定論”范式,是對中國角色的嚴重曲解。它誤導了人們對中國全球經濟發展戰略的客觀理解,顛倒了“經濟威脅論”實施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在方法論上陷入了絕對主義。它盲目崇信“資本萬能”,忽視了資本與權力的辯證關系,忽視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運共同體的客觀趨勢,忽視了世界經濟不平衡發展需要世界各國政府共同應對的客觀實際。

總之,盲目地用“經濟威脅”等詞匯詆毀正在致力于推進世界經濟繁榮和共同發展的中國是不切實際的。在中國,資本不能為所欲為,應當接受國家權力的監督,服務于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中國秉持正確義利觀,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于謀求互相借鑒、平等相待和互利共贏的共同發展目標。“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常態化舉辦不以侵略、限制和壓榨沿線國家的發展為目的,而是在中國積極支持下實施的全面擴大開放新舉措,意在引導資本服務于世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推動各國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和合作共贏,為那些渴望依靠獨立自主力量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搭建新型高端平臺。這表明中國經濟發展舉措是中國推進世界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進程,是中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維護全球經濟規則、促進全球經濟自由和推動全球共同發展的積極行動。

二、揭穿西方中國政治專制模式輸出論的陰謀

西方拋出“中國政治專制模式輸出論”是世界各國圍繞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和維護而展開斗爭的縮影,大體表現在“歪曲說”“曲解說”“夸大論”等方面,反映了西方發達國家將經濟全球化的負面責任推卸給中國的意圖。如果不從理論上揭穿其陰謀,任其泛濫不僅會導致全球責任真空,阻礙全球問題解決進程,而且還會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世界意義,背離中國謀求建設公平正義世界的初衷。

第一,歪曲中國民主制度、忽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獨特性。西方輿論界希冀中國政治發展道路能與西式民主接軌。美國學者阿倫·弗里德伯格指出:“美國策略的終極目標是加速實現一場革命,即使和平革命也可,以此掃清中國的一黨執政政體,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取而代之。”這種論調將“民主和專制”范式作為評判世界各國發展道路正確與否的標準,是一種“二元對立”的邏輯悖論。盡管近年來那些曾經堅信資本主義民主象征人類政治發展模式終結的認識發生了變化,表面上擺出批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姿態,但“實質依舊是堅守自由民主制,試圖通過強化國家構建修補與升級自由民主制,為自由民主制進行再次辯護”。總體上看,這些論調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獨特性。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是真正的民主,是反對民主形式主義的全過程民主。它強調政治制度“不可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來抽象評判,不可能千篇一律、歸于一尊”,而應當在“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的基礎上來規劃設計,以探索出真實具體而又多樣化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扎根本國社會土壤。習近平指出:“各國國情不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根據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經濟發展條件,確立了國體、政體和參政議政形式,創立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建設系統的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不斷改革完善國家政治體制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這是“符合中國國情、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正確道路”。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把兼顧民主與效率作為評價標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不論怎么改革、怎么開放,都要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是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廣泛而普遍的制度,具有鮮明的人民價值取向。中國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作為評價民主制度的基本依據,提出“八個能否”具體標準,糾正西方評價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抽象形式主義”錯誤,為人類推進民主制度改革提供重要參考。

第二,曲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世界意義。西方將中國與外界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活動視為中國政治文明強行輸出的行動,歪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世界意義。時任德國外交部長的西格馬·加布里爾在2018年第54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指責“一帶一路”倡議是試圖在全球范圍內建立威權秩序,“試探和破壞”西方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地緣戰略工具。這種歪曲中國政治制度的做法與西方長期誤讀中國歷史密切相關。自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將專制政體與君主政體區分開并將中國視為“專制政體”以來,此概念被西方演繹為“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威權主義”等概念,并用于解釋中國問題,“從此之后,西方對中國政體的主流印象,變得極為負面”。例如,歷史上的“威權主義”側重于強調統治集團憑借國家強制力對被統治者的單向壓制,缺乏責任性和回應性,人民表達自己權利和訴求的途徑異常狹窄。這種思維“在相當大程度上遮蔽了我們對古代中國以至于現代中國的想象,似乎異常復雜的中國古代政治與中國現代政治可以簡單地用一兩個有關政體的名詞概括”。這種偏見對西方理解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產生影響,形成西方對中國制度問題的刻板印象。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指出:“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更加注重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把簡政放權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轉變政府職能的“當頭炮”,有力促進了經濟發展。當前,中國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之義,不斷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保證中國經濟發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國正在走出一條開放平等的民主發展道路,中國創造性地將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有機結合起來,不斷創新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新型民主制度,最大可能地調動改革實踐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匯聚推動中國快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的磅礴偉力。

第三,夸大中國全球政治影響力。西方輿論界將中國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貢獻理解為中國謀求主導世界格局的帝國強權行為。他們認為,中國“積極滲透美國的政治圈、教育機構與美籍華人社團”,“挑戰甚至損害美國的自由、規范和法律”。這種觀點是歪曲中國國情和現行全球治理理念精神要義的體現。中國的發展對世界不是一種威脅。首先,盡管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仍將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發揮的作用仍是有限的,在短期內難以取代西方某些發達國家的國際地位。其次,中國主張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引領新型全球民主政治建設。中國堅持正確義利觀,做到義利兼顧、以義為先,著力推進世界多極化,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中國堅持走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道路,堅定發展中國家謀求自主發展的信心。中國尊重世界各國按照本地區情況建設符合自身發展特色的制度模式的意愿,主張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各國的發展道路應由各國人民選擇”的發展理念。最后,中國致力于克服那種由單一國家或者私人集團操控下的國際交流對話模式的局限性,主張世界各國通過交流互鑒方式提升治國理政水平。中國特別注意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治理和處世之道營養,以開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規則制定、議題設置、理念創新和實踐驗證等各個環節,覆蓋全球性、地區性等領域,為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建設提供可資借鑒的全新選擇,為人類制度文明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三、拆穿西方中國文化滲透論的虛假性

西方“中國文化滲透論”是西方詆毀中國對外文化發展戰略的新表現,涵蓋“文化大躍進”“文化帝國主義”等方面。如果不拆穿這些論調的虛假性,那么它的盛行將會降低中國國際交往的信任度,破壞全球文化和諧共生和擾亂中國對外文化交往活動的有序開展。

第一,“中國文化大躍進論”無視中國對外文化政策的漸進性。西方有些人認為中國對外文化交往程度的深化是中國推進對外文化“大躍進”的表現,有人認為全球規模不斷擴大的孔子學院是中國在全球范圍輸出意識形態的工具,還有人認為中國可能在國際經濟權力真空下,借助“一帶一路”倡議輸出意識形態。這些論調跟西方長期形成的封閉僵化的價值觀密切相關。長期以來,西方秉持“文明優越論”,將西方個別國家的文明視為人類文明唯一形式,甚至采取質疑、否定、打壓和污蔑等方式審視世界其他文明,由此導致“他們解讀中國是基于他們自己是什么樣子,而不是中國是什么樣子”。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當前國際文化交往的現狀,使中國形成了一種漸進性文化外交理念。一方面,“中國文化大躍進論”是西方輿論界關于中國問題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國際翻版,是對中國文化交往“和合”理念的背離。中國反對憑借殖民戰爭和剝削掠奪推動文化輸出。從歷史上看,中國與任何非洲國家沒有殖民歷史,中國對非洲的文化交往行動從根本上不具備殖民掠奪屬性。另外,中國應當“加大揭露美國及整個西方的帝國主義歷史真相,組織撰寫系列文章揭露美國及西方數百年來的強盜史、殖民史、掠奪史、侵略史和戰爭史”,鮮明揭露西方帝國主義罪惡本性和這種論調的荒謬性。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學習中國文化是自發的、漸進的過程。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各方面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中國獨特的文明魅力日益凸顯,受到世界上許多反抗單一文明模式國家的極大關注。中國人民勤勞勇敢、開拓進取和改革創新精神的強大魅力吸引它們自發地積極學習中國經濟發展經驗和文化理念,推動本國發展。所以,中國對外文化交往不是一種“大躍進”,而是遵循文化多元多樣現實基礎上的漸進式交往,是在逐步了解、理解、認同和接受的過程中實現不同文化的漸進式交融。

第二,“中國文化帝國主義論”曲解中國全球文化交往理念的多樣性。西方部分輿論認為,中國對外文化交往是中國將傳統文化灌輸給世界人民和威脅其他國家內政的強權舉措,是中國推行文化帝國主義政策的組成部分。有人認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等媒介的宣傳行動使“美國的公眾輿論和公共政策偏離特朗普總統提出的‘美國優先’領導力”。這種論調將中國的文化交往政策框定在單一文化交往范式下,否認世界各國文化交往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如果秉持單一文化交往理念看待全球文化存在樣態,勢必導致否認文化多樣性和窒息全球文化交往生態體系的危險。中國獨特的本土文化決定了中國所崇尚的全球文化交往機制要在“和而不同”理念指引下建立,而不是一味要求別國或地區被動接受中國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相互融合使中國全球文化交往戰略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文化輸出方式,這些理念反對西方“強制灌輸”的文化輸出模式,強調“文明交流互鑒不應該以獨尊某一種文明或者貶損某一種文明為前提”,倡導全球文化交往主體的相互尊重和公正平等、相互理解和循序漸進,由此決定人們必須跳出狹隘的本土主義文明觀限制,秉持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開放包容、互學互鑒”“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等理念指引下推動各國共同形成立足本土、主體平等、方式恰當和目標共同的全球文化發展理念,促進全球文化交流、對話,駁斥西方輿論的質疑和挑戰。

四、識破西方中國生態環境威脅論的伎倆

西方“中國生態環境威脅論”試圖從生態議題、生態安全等方面歪曲中國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努力。若不識破該論調的伎倆,那么它將會曲解中國全球生態治理機制、理念和目標,阻礙建設清潔美麗世界的進程。

1.“中國生態議題控制論”與中國全球生態治理機制事實不符

西方輿論界認為,中國對亞非拉等國家或地區的生態投資和建設主要依靠國有企業力量,是一種政府操控的行為。20181213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博爾頓宣稱中國在非洲的活動是在環境和道德層面的“掠奪性行為”,這與美國的發展計劃背道而馳。上述謬論是西方國家轉嫁生態危機的托詞。

長期以來,在生態治理方案設定上,西方國家缺乏全球視野,制定的方案往往都是轉嫁危機,尤其表現為由“實物污染轉移”向“思想意識轉移”的轉化。當前西方正在將中國環境外交行動置于“生態帝國主義”范疇下,將發展中國家環境問題產生的矛頭指向中國,認為這是中國資本空間擴張的結果。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在生態議題設定上的支配和主導地位,折射出西方生態霸權主義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轉嫁危機的做法與中國主張的全球生態治理理念大相徑庭。中國拒絕采納霸權強權邏輯,反對在生態問題上采取雙重標準,不以損害一部分國家生態利益為代價換取本國生態利益訴求。中國將“綠色發展”理念作為參與全球生態治理的核心理念之一,將其貫徹到新型全球生態治理機制的構建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多邊合作平臺機制的運作中。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闡釋新時代中國的生態文明思想,并推動它與實踐相結合,作出“共建‘一帶一路’就是要建設一條開放發展之路,同時也必須是一條綠色發展之路”等重要論斷。這既體現中國正在綠色發展理念引領下,深度參與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增強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變革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積極引導世界各國共同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共存共生,又表明中國主張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引領下,積極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同世界各國深入開展生態文明領域的交流合作,推動成果共享,攜手共建生態優美的美好家園。

2.“中國生態安全威脅論”與中國全球生態安全理念相悖

西方輿論界將中國在亞非拉等地的投資指責為不顧及當地生態可持續性的惡劣行為,甚至有人提議要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征收“碳關稅”。這些論調嚴重背離中國全球生態安全理念。中國強調需從戰略高度認識保護生態環境對世界和中國發展的重要意義,既要深刻認清“人類是命運共同體,保護生態環境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和共同責任”,又要認識到“生態文明建設做好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加分項,反之就會成為別有用心的勢力攻擊我們的借口”。中國主張樹立尊崇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將綠色發展理念創造性轉化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等具體理念,并以此指導中國和全球發展轉型,共同構建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生態文明體系。

中國不斷創新國內生態安全保護制度,推動中國落實可持續發展戰略進程,同時努力完善全球生態環境治理法制規則,推出一批新型全球環境治理方案。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旨在改善環境質量、維護國家生態環境安全和人民群眾健康,這引起印度、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紛紛效仿。這不僅表明西方國家依靠轉移污染的傳統做法不得人心,而且還表明西方“中國生態安全威脅論”既無視中國致力于改變人類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現狀的擔當,更不符合世界發展轉型的潮流。

五、澄清西方中國科技安全威脅論的不實之詞

西方“中國科技安全威脅論”認為,中國科技迅速發展是在侵犯別國知識產權前提下獲得的,直接威脅各國安全、挑戰全球現有科技規則。這反映了西方對發展起來的中國的擔憂。如不揭穿這些論調的不實之處,它將會對中國與世界的科技合作與發展造成困擾。

第一,“中國侵犯別國知識產權論”罔顧中國重視科技創新的事實。近年來美國常常污蔑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美國有些人更是指責中國的科技進展是竊取美國技術的結果。這些論調罔顧中國長期重視和支持科技創新的事實。許多學者和研究機構已經對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科技的巨大進步作了分析。綜合看,中國科技進步的根本動因在于中國自身的發展。首先,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客觀需要生產高質量的消費品來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這刺激了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的不斷提高,為中國知識產權保有量逐年提高奠定堅實基礎。2019319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8年專利國際申請數量顯示,中國華為遠遠領先于其他公司,專利數量是處于第二位的日本三菱電機的約兩倍。其次,人民大眾的勤奮努力和開拓創新是中國科技迅速發展的內在動因。中國人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勇于攻堅克難、追求卓越、贏得勝利,積極搶占科技競爭和未來發展制高點”,這種強烈的創新決心促使一批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出現。最后,中國科技創新制度的不斷完善是科技創新活力迸發的重要保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取得突出成效,經濟的迅速發展激發大量創業群體的出現;風險投資的不斷增加為新興技術的產業化和商業化提供支持和保障;知識產權交易規則的日趨成熟為中外知識產權的交換提供公平的制度保障;適應人才發展的培養機制、使用機制、激勵機制和競爭機制的不斷創建和完善大大提升創新體系效能,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這些既說明過去中國的科技進步不是竊取別國成果取得的,而是建立在中國自身變革基礎上,有力駁斥了“中國侵犯別國知識產權論” 論調的荒謬,又為未來中國推動全球科技治理體系向著更加公平正義方向變革打下堅實基礎。

第二,“中國科技發展威脅各國安全論”污蔑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包容性和開放性。西方擔憂中國5G的全球推廣和應用將超越西方,試圖通過制造“中興事件”“孟晚舟事件”干擾和阻止中國科技發展。“中國科技發展威脅各國安全論”是西方科技霸凌主義的新表現,它的流行可能會泛化國家安全,損害各國和平利用新技術的權利,阻礙全球科技進步。實際上,這種論調過度夸大了中國科技能力的現狀,忽視了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包容性和開放性。習近平強調,“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絕不能關起門來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氣、借八方之力”,中國的科技成就是堅持自主創新與對外開放辯證統一基礎上取得的。中國秉持實事求是和開放包容的科技創新態度。一方面客觀承認自己科技創新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雖然近些年來發展迅速,但仍然與西方發達國家科技綜合創新水平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積極保持開放包容的科技發展態度,大膽借鑒和吸收西方科技發展成就,為本國科技創新注入新能量。中國將致力于構建開放包容的科技創新制度環境,搭建經濟特區、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等平臺,為國際科技創新合作開辟新空間。

第三,“中國科技發展挑戰或取代全球規則論”誤判中國對全球科技治理戰略的影響。近年來西方輿論界出現夸大中國的全球科技規則制定作用的趨勢。德國智庫墨卡托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報告顯示:“中國正在若干數字技術領域超越美國。歐洲則面臨非常危險的局面,面對美中這兩大超強對手,歐洲在技術競跑中有可能落伍。”這種論調假借高度評價中國科技成就之名,行捧殺中國正常科技發展之實。有學者指出:“雖然中國在科技領域取得突出進展,但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地位仍是無可爭議的……那種認為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科技超級大國的擔憂被過分夸大了,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中國摒棄西方國家狹隘的科技發展理念,客觀承認科技創新的多元化、民間化、自由化、靈活性和開放性,主張以“共商共建共享”引領全球科技治理體系的變革。中國的全球科技發展戰略不以挑戰和取代某國的地位為追求,而是以促進科技國際化為目標,使之造福于全世界。例如,在互聯網治理問題上,中國主張堅持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則,“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另外,中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突出作為是國內需求刺激的結果。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報告認為,中國在全球數字技術領域的“領頭羊”地位主要歸因于“中國市場體量龐大、擁有大量網民且較為年輕,為數字化商業模式的迅速運用創造了條件;不僅誕生了若干數字化巨頭,更形成了不斷擴張的數字化生態系統;政府為數字化企業提供了足夠的試水空間,同時也是數字技術的投資者和消費者”。這說明中國的科技發展理念以獨立自主為前提,建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基礎上。西方“中國科技發展挑戰或取代全球規則”論調實質是在惡意捧殺中國科技創新成就,與中國上述理念和中國發展實際相背離。實際上,盡管中國科技近年來取得重大成就,但就綜合科技實力看,中國與西方一些國家的科技發展仍然存在較大差距。“中興事件”表明“美國仍然有著絕對的技術權威并一直把控網絡技術的世界市場”,暴露出中國芯片技術落后的現實,表明中國仍需要在許多領域不斷創新,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既要在更高起點上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又要堅持“科學技術是世界性、時代性的”理念,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科技創新,全方位加強國際科技創新合作,積極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主動布局和積極利用國際創新資源,努力構建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共同應對未來經濟發展、糧食安全、能源安全、衛生健康、氣候變化的挑戰,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推動全球均衡發展。

六、結   

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論”是西方“中國威脅論”“西方中心論”“國強必霸”邏輯和二元對立思維的集中體現。它是對中國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目的的歪曲,是對中國謀求公平正義世界秩序的否定,是對中國的全球文化交往理念的誤解,是對中國的全球生態治理機制、價值和目標的背離,是對中國的社會主義自主創新道路的曲解。它顛倒了“新帝國主義”實施主體和客體關系,將被壓迫被剝削的對象故意扭曲為施壓者和強權者,實際上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維護私人集團利益和丑化中國的借口,是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矛盾無法得到有效克服的外在表現。這些論調的流行折射出西方話語霸權建構正在從一維向多維,從政治向經濟、社會、生態、科技安全等領域延伸,從總體上影響著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對此,中國應保持“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自信,在中西方合作和競爭的現實國際背景下冷靜機智地揭露西方關于中國的謬論,不斷提升中國應對全球風險的能力。中國還需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在辯證分析資本和權力關系基礎上推動全球經濟均衡發展,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引領下推動新型全球民主政治建設,在提升文化自信進程中推動人類文明的共存共融,在綠色發展理念引領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獨立自主和開放合作辯證統一中維護全球安全與發展。如此,才能排除種種西方謬論的干擾,為新時代中國推進全面擴大開放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5

網絡編輯:靜穆

 

發布時間:2020-12-05 2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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