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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珍:警惕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

 

 

近些年來,在西方學界、政界美化殖民侵略思潮的影響下,國內以美化殖民侵略、認為反抗侵略的行為妨礙了中國的進步為主要觀點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沉渣泛起。這些觀點一方面否定中國人民近代以來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努力,從而間接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實則是美化資本主義道路,鼓吹中國應該走西方的道路。對此,一些中國學者已經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給予了揭露和批判。但是,由于掌握著國際學術話語權的西方國家往往打著“學術創新”“利用新史料”等旗號進行文化滲透,再加上國內有的學者“四個自信”不堅定,學術研究活動深受源自西方的后現代史學、結構史學等影響,以至歷史虛無主義在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領域仍有市場。有鑒于此,筆者試就這一領域的歷史虛無主義問題進行研究、分析與批判。

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現象

通過對世界史、海外漢學研究等相關文獻的考察可以發現,當前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主要有三種表現。

1.宣揚西方入侵的主要作用是“促進中國近代化”

以美國學者費正清為首的西方學者將外國侵華史研究的焦點從過去的“戰爭”與“權利”轉移到西方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他們認為,西方對中國的舊機構、舊體制進行了所謂的“解構”,同時把西方觀念、西方機構設置引入了中國,進而實現了所謂的“重構”,并認為上述這些是在幫助中國進步。更有甚者,他們還將“條約體系”看作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的媒介。如,費正清提出,中國人對各種條約反應過度,這些條約其實僅是“西方想把中國帶入西方世界的一個手段”。又如,日本學者城山智子在《上海的房地產市場和資本投資(18601936)》一文中認為,上海租界促進了現代經濟制度的建立和市場繁榮。總之,在他們看來,近代中國在武力之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是絕對不能違背的,如果不遵守便是違背了國際法。以他們如此荒唐的邏輯進行推理,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的行為豈不是全都違法?

在上述錯誤觀點影響下,國內有的學者聲稱跳出舊的“革命史敘事”或“現代化敘事”范式,打著“新的史學研究范式”旗號,利用新近公開的所謂“私人日記”“私人信函”等相關檔案,對侵華分子的侵華行為進行所謂的“重新評價”,其實就是贊頌那些侵華分子及其侵華行為。如,有的學者認為,赫德雖不能被稱為完全的“功臣”,但也不至于是中國的罪人;有的學者說,赫德改革海關管理體制,幫助清政府籌建海軍、郵政事業、引進新式會計統計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海關、海軍、郵政等現代化;有的學者還說,赫德是清政府“一名比較忠實的客卿”,在與英國利益不矛盾的情況下,赫德做了一些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工作;國內有的學者甚至還從赫德的人格、情感、處事方式等方面“揭示他人性光輝與復雜的形象”。 上述種種解讀只能造成一個結果,即弱化赫德為英國服務、助紂為虐、侵略中國的本質。

事實是,赫德在聘用海關雇員時,實行“華”“洋”有別政策,故意壓低“華”員工資;他故意聘用不同國籍的“洋”員,目的是為了防止某一外國的雇員太多而形成強大勢力,以維護他在中國海關的專斷。甲午戰爭之后,各國列強競相爭奪中國海關操控權,1895520日,赫德在給英國政府的一個內部電報中,聲稱會牢牢把握主導權,“中國海關的主要特點是一個由不同國籍成員構成的國際性機構,而首要的條件是只有一個首領”。赫德想方設法讓清政府經他手中購買西式艦艇,并讓清政府聘用其親信訓練中國海軍,實則是想掌控中國海軍事業。赫德在1884年寫給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金登干的信中寫道:“你知道最近這25年來,我一直使中國陸、海軍的職位如不保留在英國人手中,至少也不讓它們落入可能對英國的利益施加敵對影響的人的手中……我特地不讓新建的海軍由非英國人來領導……我還是保持了英國人對中國海軍的領導權……與其說這是為了薪金和職位,不如說是為了把領導權掌握在適當的人的手中。” 歷史證明,近代歐洲急于把他們的文化、社會或者政治形式植入中國,這是他們殖民統治體系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從中國攫取更多利益。他們所謂的“推動中國現代化”,其實并未使當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得到繼續發展,反而使中國日益半殖民地化,把中國引向了災難深淵。

具體到條約問題,近代中國與西方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都是在西方列強的悍然入侵下屈辱的“城下之盟”。1858年,馬克思就鴉片貿易對中國的危害問題,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鴉片貿易史》系列評論時指出,當初清朝皇帝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下令禁止外國人輸入和本國人吸食鴉片這種毒品,但自詡文明的英國卻發動了戰爭。在非法的前提下談程序正義便是強詞奪理,西方殖民者沒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國履行這些不平等條約。事實上,很多時候西方殖民者連這個虛偽的工具都不要了。馬克思在評論英國侵略者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借口”時指出:“就算是中國人必須接納英國的和平公使入京,他們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國人這樣做,并不是違背條約,而是挫敗入侵。”

2.認為中國文化的出路是“全盤西化”

近代以來,西方大肆宣揚“文明優劣論”“種族優劣論”等觀點,并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解構,企圖迫使中國文明這一“他者”日漸低劣。對此,近代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給予了堅決反擊。如,李大釗認為,與過于追求物質利益的西方文明相比,對世界文明曾有“偉大貢獻”的中華文明有其獨到優點,必將“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

但是,國內的崇洋媚外者不但不拒斥歐美人的文明等級論,還甘愿承認自己是半開化民族,把加入文明國家的行列作為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緊迫目標,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如,汪淑潛在《青年雜志》上提出:“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違,絕無調和折衷之余地”,“舊者不根本打破,則新者絕對不能發生。” 陳序經在《中國文化之出路》一文中提出:“現在世界的趨勢,既不容許我們復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許我們應用折衷調和的辦法;那么,今后中國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徹底西化的途徑……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科學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頭,我們也不及西洋人的講究。”對于“全盤西化”的觀點和主張,中國的歷史發展已經證明是極其錯誤的。1940年毛澤東就中國往何處去及如何建設新中國等問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蘇東劇變之后,“全盤西化”思潮又有所滋長。在20世紀80年代,電視系列片《河殤》宣傳“全盤西化”論,聲稱“中華文明衰落了”,鼓吹中國只能擁抱“藍色文明”。到了21世紀初,又有人提出“中西文化論爭終結”論。如,有學者認為,中西文化論爭在理論上已經終結,中國應承認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在他們看來,中國需要認同西方主流文化,認可西方國際規則。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充分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制度優勢。然而,仍有個別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缺乏自信。2017年,一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宣稱美國空氣“多么香甜清新,有種奇異的奢華”,“之前在中國歷史課上學到的人生、自由對于我毫無意義”;2020年,一位高校教師被發現多年來在社交網絡平臺上多次發布、轉發“涉日”等錯誤言論,社會影響惡劣;在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2020年,一位中國留學生公然在社交軟件上侮辱國家、辱罵國人。

3.故意將中國邊疆地區的歷史“去中國化”

長期以來,西方學界往往打著新視角、新理論的招牌,在近代史研究中對“中國”概念進行解構,對中國邊疆地區的歷史“去中國化”。例如,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一書中,視清朝的大一統為征服的產物,并將清軍入關與西方列強的入侵等同起來。在這其中,所謂“新清史”學派最為活躍。他們打著所謂“內亞視角”“利用滿文文獻”的旗號,重新闡釋清朝歷史,解構清朝漢化傳統,并重構清朝在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地位。例如,美國學者歐立德在《滿文檔案與“新清史”》一文中認為,中國只是清朝的一部分,中國不等于清朝。歐立德把中國看作近代民族主義的“想象建構”,并強調滿族與漢族之間存在巨大張力,進而解構清朝與中國的一體性,乃至把中國視為清朝的一部分。 “新清史”學派還打著所謂“全球史視角”的旗號,聲稱“要從世界發展進程考察清朝疆域的變化”,進而稱清朝為殖民帝國,把清朝對中國邊疆的統治類比為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歐立德在《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一文中提出,滿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是“異族入侵破壞了中國主權”,清朝建立在“多元種族之上”。 總而言之,在他們看來,滿族一開始就不是中華民族的成員,清朝與英法等殖民帝國存在很大相似性。

“新清史”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邊疆地區雖然不是在古代的所有時候都在中原政權管轄之下,但一直與中原有著密切的聯系。據《國語·魯語》的記載,作為現代滿族的祖先肅慎部落在周武王時就入貢“楛矢石砮”。《左傳·昭公九年》也記載了周人在列舉其疆土四至時稱:“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從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來看,正是因為各民族間長期的相互交融交流,中國文化才壯大起來,也正是因為清朝時各民族充分融合,才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從中國歷史來看,漢族也是以往活躍在中國領土上多民族交融的產物,古時就存在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現象。一般來說,近現代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概念初始于清朝末期,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是對以往朝代中國觀的繼承和發展,因此,絕不能把“中國”等同于“漢族區域”。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黃興濤在《清代滿人的“中國認同”》一文中所言:“一旦掌控中原的王朝統治穩定下來之后,國人的王朝認同與‘中國’國家認同就趨于一致,特別是當其遇到‘華夷天下’之外的外國或外國人時,該王朝就代表‘中國’,并自稱中國和中國人,兩者實際上就變成一回事。”黃興濤說得很明確,“清朝”意指中國,清朝的統治逐漸將多民族熔鑄于一體。這也說明,清朝統治者繼承了以往朝代的中國觀。黃興濤在上文中還說道,《尼布楚條約》中多次使用“中國”以代稱整個清朝,而滿洲也被明確稱為“中國”的組成部分。晚清時期,清政府與其他列強簽訂的不同的條約中,作為國家名稱的“中國,或中華或大清國”經常交替使用。此外,清朝皇帝退位詔書稱:“今全國人民心里,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于前,北方諸將亦主張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這從某種程度上說明,“中國”一稱不僅得到國人的自我認同,而且也得到了國際承認,即使清朝退位也希望中國領土完整。這也說明清朝、“中華民國”只是中國歷史的某一時段。由此可見,“新清史”學者是在用族群認同取代國家認同,把“內亞”由地理、文化空間概念上升到政治空間概念,并以此來建構他們的“去中國化”理論,從而否認中國“多元一體”民族格局的事實。

清朝的邊疆治理與英法殖民擴張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新清史”打著所謂“全球史視角”的旗號,想突破中國原有的“王朝興衰周期論”和“西方線性論”,用所謂“文明互動的全球史”構建“清朝帝國”,將清朝視為“早期近代的世界性帝國”,并與同時期的英法等世界帝國進行類比。“新清史”通過對概念的移植與嫁接,一方面為西方的殖民擴張開脫,另一方面對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進行解構。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中原王朝雖然為了平叛或維護自身安全也動用過武力,但對于邊疆地區往往收取很少的賦稅乃至不收取賦稅,更沒有把當地人視為低人一等乃至進行勒索、壓迫。 清朝也沿襲了這一歷史傳統,這也正是清朝能夠鞏固大一統局面的重要原因。這與西方殖民者對距離本土往往相當遙遠的殖民地進行剝削壓迫乃至大肆屠殺形成了鮮明對比。從某種程度來看,“新清史”打著所謂“跳出歐洲中心論”的旗號,以“內亞”和“全球史視角”來分析清朝,并找尋“早期近代”的多元性。然而,“新清史”研究者極力尋找清朝與英法等殖民帝國的相似性,其實還是以“歐洲經驗”作為判斷標準,最終不免又落入“歐洲中心論”的窠臼之中。

故意將中國邊疆地區的歷史“去中國化”,其背后的政治意圖、意識形態意圖值得高度關注。早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學界一些人就把中國分為“內地”和“內亞”兩部分,其目的是使滿蒙“去中國化”,進而為其大肆侵略中國提供辯護支撐。不難看出,只要宣稱中國只是清朝的一部分,那么自然就會得出這樣一個荒謬的推論:清朝瓦解后,清朝統治的各部分疆域就有理由獨立。這實則是在質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破壞中國大一統格局,捏造中國分裂論。

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的實質、生成與危害

1.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是國際意識形態斗爭在國內外的反映,其根本目的是要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

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打著“新的史學范式”旗號,以所謂“學術創新”“還原歷史”“重寫歷史”為借口,利用外國史學理論與方法,任意歪曲近代外國侵華史的相關內容,以“促進中國近代化”言論代替西方侵略的史實;以“推動中國文明進步”言論取代西方侵華的殖民主義目的;故意將中國邊疆地區歷史“去中國化”等。其實質是否定中國近代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否定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根本目的是要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

2.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生固然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文化滲透以及西方后現代史學、結構史學等唯心史觀的影響有關,但根本原因是國內有的學者“四個自信”不堅定

蘇東劇變后西方國家加緊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顏色革命”,美國加緊對外文化擴張,大力推行文化霸主戰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各種媒介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告別革命”“美化侵略”“全盤西化”等言論甚囂塵上,目的是搞亂中國的文化意識形態。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尤其要警惕西方文化滲透的新變種。法國前駐美國外交官弗雷德里克·馬特爾(Frederic Martel)在其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著作《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一書中,用事實揭示了美國的文化戰略以及激烈的國際文化競爭背后所隱藏的政治意蘊。馬特爾認為,“世界文化大戰已經爆發”,這“是通過文化與信息的傳播來贏取新的地區影響力而展開的戰爭”。

與西方國家的文化滲透和“和平演變”相呼應,西方學界、政界也掀起美化殖民侵略的思潮,后現代史學、解構史學等唯心史觀受到追捧。后現代史學是尼采“不存在事實,只存在解釋”的現代翻版,其核心史觀即解構主義則來自尼采的虛無主義和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海德格爾曾提出過“拆解”概念,即現存的一系列概念應在“摧毀”式的拆解之后“重新定位”。在后現代史學、解構史學的影響下,中國國內有的學者在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也搞起了歷史虛無主義。他們否定權威,否定宏大敘事,進而在歷史寫作范式上否定“革命”范式,用“現代化”范式來取代。如,有的學者提出,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后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這是一個社會運行機制的全面改造過程。上述言論實際上是要把中國引向全盤西化的道路,對此要高度警惕。

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生固然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文化滲透以及西方后現代史學、結構史學等唯心史觀的影響有關,但根本原因是國內有的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缺乏自信。有的學者在國外留學期間,跟著導師學了歷史虛無主義那一套,回國販賣,奉為至寶;有的學者讀到相關歷史虛無主義的奇葩文章,不但不加以辨識和批判,反而心生羨慕,照樣學樣;有的青年學者盲目跟風,人云亦云,為了“出成果”不惜放棄立場迎合歷史虛無主義的偏好和口味;有的青年學者追求時尚、標榜另類,精美、精日等,其非主流思想情緒也就必然體現在學術研究中。上述種種充分暴露出這些學者政治信念不堅定,理論學養不深厚,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欠缺的致命弱點。

3.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迎合了西方“顏色革命”“中國威脅論”的需要,嚴重危害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在青年學生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精神污染”

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宣揚西方文明優越、貶低中華文明,有意或無意地為西方“顏色革命”“和平演變”代言,此行為正中西方反華勢力下懷,做了他們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故意將中國邊疆地區的歷史“去中國化”,說滿族一開始就不是中華民族的成員,為“臺獨”“港獨”“疆獨”“藏獨”制造借口;史學界有的學者搞所謂“學術創新”“學術反思”“還原歷史”“重寫歷史”,美化慈禧、琦善等人,并借助多種媒體發表與事實不符的言論,這可能致使不少人對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必要性認識不足。上述這些都嚴重危害到國家意識形態安全。

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歪曲歷史、顛倒是非,污染大中小學的思想政治課堂和歷史課堂,嚴重影響大中小學生正確了解中國歷史、了解真實的外國侵華史,嚴重影響大中小學生對外國侵略者所犯罪行的認識以及對外國侵略者真面目的認知。如,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6年初審通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現代詩歌散文欣賞》選入作品《漢家寨》,該作品的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宣揚所謂的伊斯蘭黃土高原、污蔑漢族侵占了少數民族生存空間。與之配套的教師教學用書中卻稱贊作者一直在散文中孜孜追尋著和執著維護著他所理解的“人道、人性、自尊、正義、平等等生存理想和血性、剛烈、犧牲、圣潔等生存精神”,大談他的抹殺黃土高原自古以來是中華傳統文化發源地、至今仍然是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居住地的歷史與現實的“伊斯蘭黃土高原”說法,還宣稱由于他在精神上有“內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樞紐、伊斯蘭黃土高原”三大支撐,  “又皈依了伊斯蘭教,所以在批判這個不義世界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散發出奪人力度和灼人熱度”。 這一問題直到2017年左右有人指出之后才得以糾正。

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是,包括新清史在內的對中國邊疆地區歷史去中國化的西方學說已經對中國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面對一些正直善良學者們的質疑,有的人還在極力辯護,指責人們的批評是宣泄民族主義情緒,有的熱衷于去中國化的中國學者甚至還得到追捧

堅定四個自信,有效抵御和防范

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干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 對于歷史虛無主義,我們在提高防范、加強監管的同時,要根據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的特點和實質有針對性地采取應對措施,從根本上進行治理。

1.講好中國故事,牢牢把握中國故事的敘事主導權,構建國際意識形態斗爭的中國話語體系

在當前的國際意識形態斗爭中,除了輿論戰、法律戰,還有敘事戰。把握敘事主導權,是贏得輿論戰、法律戰的前提和基礎。可以說,把握了敘事主導權,也就把握了國際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領導權。就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領域來說,如何敘述近代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如何講述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最終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故事,這個主導權必須由我們來把握。西方學者在書寫中國的時候,往往用簡單刻板的語言來描述中國,并進而將之構建成一種話語,把中國“標簽化”“妖魔化”,以期達到“分化”和“西化”中國的目的。這是他們慣用的伎倆,我們把握了敘事主導權,也就粉碎了他們的這一伎倆。

當前,我們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傳播體系、傳播方式、傳播實效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不確定性因素增多。人們所擁有的話語權、表達意識以及觀念沖突都是空前的;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個人等都具備了更加自覺的傳播能力,敘事主體更加多元化;越來越多的人改變了信息接受的習慣,社交媒體平臺幾乎顛覆了傳統媒體,受眾更容易受到片面信息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近代外國侵華史研究領域不僅要研究歷史,也要面對現實。要重視研究國際傳播的新情況、新問題,遵循敘事規律,講好中國故事,牢牢把握近代外國侵華史的敘事主導權。

2.歷史研究領域的科研工作者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學術研究,堅定“四個自信”,自覺抵制西方“學術新潮流”的誘惑

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 列寧指出“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毛澤東指出:“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別的什么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告訴我們,必須以實事求是和辯證的態度來分析歷史事件和人物,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全面客觀地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這些事實不是孤立的、片面的、隨意截取的,而必須是全面的、真實的、準確的。

歷史虛無主義不顧基本的歷史事實,隨意截取“史料”,斷章取義,任意打扮歷史,故意顛倒是非黑白,以求新求奇的方式,轉換“研究范式”等手段,否認歷史的內在邏輯,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實際。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尖銳地指出:“但文學家、藝術家不能用無端的想象去描寫歷史,更不能使歷史虛無化。文學家、藝術家不可能完全還原歷史的真實,但有責任告訴人們真實的歷史,告訴人們歷史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戲弄歷史的作品,不僅是對歷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對自己創作的不尊重,最終必將被歷史戲弄。”

要做到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就必須堅定“四個自信”。只有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堅定理想信念,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研究歷史現象和歷史問題,增強辨識歷史虛無主義的能力,提高同歷史虛無主義進行斗爭的勇氣和能力,自覺抵御和防范歷史虛無主義。

“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是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對于歷史學者而言,堅定的文化自信是自覺抵御和防范歷史虛無主義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文化自信,離不開對中華民族歷史的認知和運用。”這就要求我們正確認識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正確認知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史和建設史。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一直把東方視為落后、野蠻之地,他們的這種敘事實則是為其殖民擴張服務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的文化自信漸次得以恢復,正如毛澤東所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20世紀以來,西方國家采用各種手段分化、西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價值觀念滲透下,有的國家陷于分裂,乃至處于戰火紛擾之中。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黑天鵝”事件頻出,極端勢力和恐怖勢力嚴重影響國際安全。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這邊風景獨好。特別是在當前國際上疫情持續嚴峻的情形下,中國的抗疫成就充分顯示出制度優越性,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中國方案”。這當然源自我們自身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構建現代傳播監管體系,營造風清氣正的現代傳播環境

在互聯網+時代,新媒體使信息傳播異常快捷,同時也便利了歷史虛無主義錯誤觀點的大肆傳播,容易誘發思想界的混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要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新興媒體發展規律,強化互聯網思維,堅持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優勢互補、一體發展,堅持先進技術為支撐、內容建設為根本,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著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形成立體多樣、融合發展的現代傳播體系。”因此,在批駁歷史虛無主義錯誤思潮時,要依托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積極搶占輿論陣地,打造一批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型平臺,用歷史事實和科學理論主動回擊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言論,不斷提高新時代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網絡“意見領袖”和新媒體從業人員能量不可小覷,要主動團結,引導其政治認同。 因此,在批駁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時,要注重大眾參與及意見領袖的正面輿論作用,引導他們主動揭露歷史虛無主義的政治陰謀,敢于對各種錯誤信息亮劍,形成自覺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習慣,以消除歷史虛無主義的不良影響,進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價值。此外,還需要完善新媒體監管機制和法律保障機制,打擊非法和不良信息,祛除媒體各種雜音,加強各種媒體的監管和治理力度,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現代傳播環境。

4.開展歷史、哲學、美學、東西方文化等通識教育,增強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鑒別力和免疫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 歷史虛無主義打著“還原歷史”“學術創新”的旗號對歷史事實虛無化,并為反動歷史人物翻案,對此種行為必須要堅決給予徹底批判。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只有樹立正確歷史觀,尊重歷史、按照藝術規律呈現的藝術化的歷史,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才能立之當世、傳之后人。” 為此,我們需要開展歷史、哲學、美學等通識教育,筑牢抵御錯誤思潮的堤壩。一方面,把通識教育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結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于傳統文化、傳統美德和黨的革命史、建設史之中,使青年一代自覺抵制那些民族虛無、文化虛無和歷史虛無的錯誤思潮,樹立“四個自信”理念。另一方面,利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重大紀念日開展讀書會、故事會、重大時事熱點討論,讓青年一代于日常生活之中了解歷史事實,并形成尊重歷史的觀念,從而敢于在各種場合大張旗鼓地宣傳唯物史觀,變思想輿論領域的“灰色地帶”為“紅色地帶”。

文章來源:原稿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7

網絡編輯:靜穆 

 

發布時間:2020-12-05 2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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