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我的位置 > 首頁 > 思想爭鳴
梁孝:看中國為什么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 ——兼論“自由民主—獨裁專制”西方話語的誤區

 

2020年年初,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積極抗疫,迅速遏制住了疫情蔓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再一次顯示出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但有一種錯誤觀點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集中力量抗擊疫情,是因為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其政治體制是獨裁的,可以毫無顧忌地運用權力去推行各種違背自由”“人權的抗疫措施。持這種觀點的人沒有看到集中力量辦大事首先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而不僅僅是簡單地憑借政府的力量調集大量的資源。從根本上說,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的。離開人民當家作主,離開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離開黨的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真正做到集中力量辦大事。

一、國家動員型治理體系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物質基礎和組織基礎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從治國理政的角度看,它實質上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的一種突出能力,即在資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黨和政府能夠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全國一盤棋,統籌安排,解決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戰略性重大難題,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和自然災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集中力量辦大事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它的根本特征沒有變,這些特征包括:黨的領導,黨和政府具有控制、配置資源的強大能力,全國統籌安排,高度的社會動員。

在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國更加明確了黨、政府、市場、國企的各自地位、作用和相互關系,集中力量辦大事有三個突出特點。

第一,“必須堅持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這里要強調一點,黨的全面領導以其嚴密的基層組織為基礎。

第二,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提供公共服務,維持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

第三,在國企和民企的關系方面,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

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壯大國有企業,保障了國家對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行業和戰略性資源的控制,使國家在重大時刻能夠迅速地配置資源。

在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中,黨、政府和市場、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都發揮著不同層面的功能,優勢互補,形成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在黨的全面領導下,國家動員型治理體系既能保持經濟的內在活力和效率,又能保障國家配置資源的能力,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

這種動員特征及其保障體系是歷史形成的,只有從近現代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以及中國人民如何應對挑戰出發,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艱苦奮斗的近百年歷史,是中華民族求生存、求獨立、謀發展、謀復興的歷史,是奮發圖強趕超西方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總動員攻堅克難的歷史。集中力量辦大事形成于這個歷史進程中,是中華民族總動員的具體形式。它使中國能夠在非常落后的情況下,集中一切力量,克服艱難險阻,努力實現趕超西方的目標。革命時期,為了打敗擁有強大工業能力的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中國共產黨人深入廣大農村,發動群眾,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建立根據地政權。這些黨的組織和政權組織是以戰爭動員為中心目標的組織體系。中國革命走的是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后確立起全國性政權,在這一過程中,也形成了立足于農村基層組織的全國性動員體系。這是中國國家動員能力的組織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上,我們選擇的是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就工業化而言,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就是中國集舉國之力,統籌計劃,建立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30年。我國強大的國家統籌體系、國有大型企業體系都是以那個時期的建設成就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這是國家動員能力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極大地激發了我國的經濟活力,使我國走向世界,參與全球經濟分工和競爭。在這一過程中,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不斷增強。中國進入了趕超西方的新階段。然而,在中國與西方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產業實力、公司規模存在巨大差距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完全靠市場機制來實現趕超戰略,必須通過國家制定戰略目標,統籌戰略布局,集中力量,攻克發展中的難關。新時代的國家動員能力體系由此形成,它在維護國家安全、制定產業政策、推動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和自然災害等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

總而言之,國家動員型的治理體系是歷史形成的,它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和物質保障。

二、人民當家作主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根本動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人民當家作主,是我國動員型國家治理體系的內在本質。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極大地激發出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提供了最根本的動力。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取得抗擊疫情的階段性勝利,是因為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政府“獨裁”,可以不顧個人的權利采取一切行動。這種觀點完全沒有看到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支撐作用。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因為它不是簡單地集中力量,而是能夠辦大事,而且是在條件極其有限、投入極其有限的情況下辦成大事。這是一種高效率的體制。這種高效率必須通過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來實現。

中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取得了很多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離不開政府的統籌安排,但是,還要看到,這些成就更離不開人民群眾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大慶油田建設就是我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在工業領域取得突破性重大成就的典范。大慶油田建設采取會戰方式,由國家緊急追加財政撥款,由石油部集中技術力量和物資,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動員3萬退伍軍人補充建設力量。大慶油田建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建設者展現出高度的主動性、創造性和獻身精神。數萬人一起來到松遼平原的薩爾圖草原,在自然條件艱苦、后勤供應缺乏的工作條件下,立即投入工作。在三年困難時期,他們不靠國家,自力更生,種糧種菜,搞副業養殖加工,自己解決困難。經過大慶石油工人的努力,我國在1965年年底完全實現石油自給,而且形成自己的石油工業技術體系。在大慶油田建設的最初四年,“用于生產建設的資金占總投資的92.5%,而非生產性的建設投資只占總投資的7.1%,其中用于辦公室、住宅建設的,只占總投資的3.3%。”沒有石油工人高度的主動性、創造性,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是不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

獨裁政權確實能夠調集資源,但是,它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更不能以有限的投入辦成大事。這是因為,對于只能以暴力強迫人民做事的政權,人民會以各種形式進行反抗。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對馬來西亞一個村莊的農民進行了研究,揭示了農民對違背其利益的政府政策的反抗形式,并稱之為“弱者的武器”。在他看來,“相對的弱勢群體的日常武器有: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他們的行動拖沓和逃跑等個體行動被古老的民眾反抗文化所強化,成千上萬地累積起來,最終會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為是的官員所構想的政策完全無法推行。”

在社會主義中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在獨裁政權下,人民是沒有地位的。前面所提到的錯誤觀點正是忽視了這一本質差別。以政府相對于社會的“大”和“小”來解釋政府的動員能力,其根本錯誤也正在于此。

中國革命的歷史就是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成為國家主人的歷史。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人民民主政權。蘇區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抗日邊區的三三制政府和解放區的人民政府都是人民民主政權在不同革命時期的代表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全國性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的主人。當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時,國家的事情就是的事情,人民群眾就會煥發出巨大的熱情,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投入到國家建設中,為了未來的美好生活去克服各種艱難險阻。這樣,黨和國家才能在調集有限資源的基礎上,通過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來高效率地辦大事。

三、群眾路線為集中力量辦大事匯集人民的意愿和智慧

黨的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強調以人民為中心,保持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過程中,它匯聚人民群眾的意愿、熱情和智慧,為制定正確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提供保障。

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時,僅有人民當家作主的熱情是不夠的,還必須通過群眾路線,把人民群眾的熱情、愿望和智慧轉化為具體的決策,轉化為解決問題的具體可行方案。這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一切為了群眾。堅持一切為了群眾,就是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的根本宗旨,就是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同時,也只有在決策中堅持為人民服務,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體現人民的根本利益時,決策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才能激發人民的熱情。

第二,一切依靠群眾。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才能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取得最終的勝利。在革命時期,毛澤東一再強調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總結革命經驗時說:“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毛澤東把人民群眾視為中國革命的“上帝”。他在《愚公移山》里非常形象地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第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工作方法,是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相信群眾在工作方法中的體現。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堅持群眾路線,就要深入群眾,去了解群眾的真實愿望,去了解群眾對事情的認識,然后將其體現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在政策制定后,還要去征求人民群眾的意見。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說:“在人民面前,我們永遠是小學生,必須自覺拜人民為師,向能者求教,向智者問策;必須充分尊重人民所表達的意愿、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傾聽群眾的聲音,聽真話,聽批評,及時了解政策及其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時調整并不斷完善政策。

我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就始終貫穿著黨的群眾路線。在病患的救治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不分貧富貴賤,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治療費用個人部分由國家承擔。在抗擊疫情過程中,黨充分依靠人民群眾,進行群防群治。面對突發疫情,在對疫病了解不清的情況下,各級政府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智慧,群策群力,不斷總結經驗,完善疫情治理。在此次抗擊疫情的斗爭中,人民群眾以巨大的熱情投入這場人民戰爭。反觀西方某些國家的群體免疫抗疫策略,由政府決策,由專家擺出科學理由,這種政策本質上是放任病毒傳播。面對同樣的病毒,與生活和醫療條件優越的精英相比,底層民眾自然成了政策的犧牲品。這又何談自由人權?四、民主集中制保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科學、民主和高效民主集中制是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運用,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優越性之一,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提供科學、民主和高效的決策機制。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有機統一,為黨內正常開展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正如鄧小平所說:“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統一;沒有集中統一,黨就沒有戰斗力。我們黨要永遠保持集中統一。這樣的黨,才真正有戰斗力。但是,只有在民主基礎上,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才能夠建立這樣一個統一的黨,有紀律的黨,有戰斗力的黨。”

黨的民主集中制這一根本組織原則也是黨進行決策的基本原則。

一方面,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保障決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科學決策必須搞清楚問題,了解實際情況,才能制定可行的方案。黨內民主原則非常明確,對于黨的事務,每個黨員都是平等的,都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有進行批評的自由。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黨的民主原則要求參加會議的黨員要進行充分、坦誠、深入、嚴肅的發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同的意見要擺出來,展開爭論,充分交換意見。如果意見不能統一,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還要進行第二次討論,直到得出明確的結論。從黨的根本宗旨來看,黨員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從黨的根本利益出發,對討論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真實看法,使黨能夠了解真實情況,做出科學決策。

另一方面,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保障決策中心的權威和決策有效執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原則強調黨的領導核心的絕對權威,強調鐵的紀律。黨的決議必須無條件地執行。黨員個人必須服從黨的組織,少數必須服從多數,下級組織必須服從上級組織,全國的各個組織必須統一服從黨中央。這樣,全黨圍繞黨的領導核心團結一致,從而把全體黨員的力量,把由民主原則激發出來的活力凝聚為強大的戰斗力。從決策角度看,黨的領導核心避免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實等不良現象。在黨員充分發表意見后,就要根據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根據黨的集體領導,做出決議,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黨中央的權威、黨的紀律保障黨的決策能夠在各級組織中迅速貫徹執行,保障黨的各級部門分工合作,團結一致。黨內民主允許黨員對決議保留不同意見,并通過組織渠道提出意見,但是,在決議執行時,即使有不同意見,黨員也要無條件地執行。

無產階級政黨自誕生以來,民主集中制一直是其根本的組織原則。它最適合將黨和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來,形成強大的戰斗力。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在正常情況下,個人、團體和個體企業無法解決的問題,如整個重工業體系的快速建立、關鍵核心技術的創新、突發重大自然災害等。在一定意義上,它們都與戰爭有著某些相似的特征,要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決戰”,攻城奪隘。民主集中制的科學、民主和高效的決策機制正適合集中力量辦大事。

正因為有了民主集中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黨中央命令一出,全國一盤棋,協調一致,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相反,美國則是另外一種狀況。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共和黨領導的聯邦政府和民主黨控制的國會眾議院相互掣肘,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政策相互沖突,各州與各市之間的政策也不一致,在擁有發達的醫學科技、醫療體系和防疫體系以及準備時間充裕的情況下,美國竟成了世界上病人最多、病人死亡最多的國家。中美兩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差異,充分證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優勢。

五、正確認識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必須走出西方話語體系

 

中國成功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實再次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但是,有一些人把中國抗疫勝利歸因于政府“獨裁”。他們以抽象的“自由民主—獨裁專制”的西方話語來分析和評價我國的這一制度優勢,從而形成錯誤認識。這些錯誤主要有四點。

第一,“自由民主—獨裁專制”的西方話語以抽象的人為出發點,故意抹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中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

“自由民主—獨裁專制”的西方話語往往以抽象人性論為理論基礎,即認為存在普遍的、永恒的人性,由人性形成普世價值,由普世價值生成最符合人性的政治經濟制度。這種政治經濟制度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另外,這種“自由民主”與“獨裁專制”的斗爭被描述為一種歷史圖式。在歷史上,希臘與波斯的戰爭,就是“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與“獨裁專制”的東方文明的斗爭的起點。這種斗爭在歷史中一直延續。在這種理論看來,社會主義蘇聯和中國都是東方國家,實際上都是東方專制主義。它避而不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不談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第二,“自由民主—獨裁專制”的西方話語是一種抽象的評價尺度,它無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

這種話語認識和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式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以“自由”“民主”的抽象價值作為標尺評價制度、政策,凡是不符合這些價值尺度的事物就予以批評、否定;用“理想化”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也就是“理想化”的美國制度模式)衡量中國的制度。在二者的比較中,凡是西方制度有而中國沒有的,就是中國需要完善的,凡是中國有而西方制度沒有的,往往被理解為中國落后的原因,要盡快革除;按照西方制度演進的歷史,設定中國制度的改革路線圖。如果中國的制度變革不符合這個路線圖,就會被認為是改革“滯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動員型特征自然成為批評的對象。這種話語模式離開了國家治理能力評價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治理體系。它無視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所取得的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也無視一些照搬西方制度的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發展舉步不前的事實。因此,其無法正確評價中國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第三,“自由民主—獨裁專制”的西方話語是非歷史的,它忽視了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內生性。

任何一種有效的制度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不是人為主觀設計的,而是在解決時代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什么是這個時代的問題呢?就是人們在現有制度下,無法調動資源去解決問題,從而出現國家治理能力不足,導致巨大的社會危機。為了應對危機,人們必須提升國家治理能力。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就要變革現有的制度,使其能夠更大限度地調動潛在的資源,直到能夠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新的國家制度產生,新的國家治理體系也隨之形成。這是一個社會制度、一個國家治理體系由其內部逐步生成的過程,即內生的過程。因此,探討一個國家的制度、國家治理體系,不能離開這個國家在一定時期、一定階段內所要解決的問題,不能離開其所受到的生產能力和自然資源等條件的制約。

如果從國家治理能力的角度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會發現,“自由民主—獨裁專制”的話語模式存在認識論錯誤,它是一種非歷史的認識方式,忽視了制度生成的真實過程,離開時代問題,離開歷史人物所受到的各種制約來思考和評價一個國家的制度及其治理體系。

本文前兩部分實際上就是從歷史挑戰和資源限制的角度梳理中國共產黨如何動員人民解決時代問題,以及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治理體系如何生成,由此揭示其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的內在聯系。

第四,“自由民主—獨裁專制”的話語是西方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工具,而不是正確認識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科學理論。

對于“自由民主—獨裁專制”話語功能,持堅決反共立場的美國著名政治家尼克松曾直言不諱地說:“在與蘇聯進行意識形態競爭時,我們有一手好牌。我們的自由和民主價值觀在世界各地極有魅力。它們的力量在于它們并不規定人應該如何生活,而只是認為個人與民族應能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幾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 但是,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卻有另一番認識和評價。1972年,尼克松訪華的日程安排中有游覽長城。不料,前一天天降大雪,尼克松以為日程一定會取消。出乎尼克松意料,日程照舊進行。原來,一夜之間,北京市政府緊急動員掃雪,從釣魚臺一直掃到八達嶺長城。這時,尼克松看到的不是“獨裁”,而是中國驚人的國家動員能力和發展潛力。他在回憶錄里寫道,“我們必須在今后幾十年內在中國還在學習發展它的國家力量和潛力的時候,搞好同中國的關系。否則,我們總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敵人。” 意識形態斗爭中打的是“自由民主”牌,大國戰略縱橫捭闔中緊盯的是國家力量。尼克松的這兩種態度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從根本上說,就在于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而激發出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偉大力量。舉國抗擊疫情的人民戰爭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在新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進行各種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只要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保持黨的先進性,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定會發揮出其更大的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定會展現出其更大的優越性。

 

 

文章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7

網絡編輯:靜穆

發布時間:2020-12-05 22:51:00
彩神-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