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我的位置 > 首頁 > 思想爭鳴
侯惠勤:新時代的斗爭精神——意識形態批判能力

 

 

敏銳辨別和有力批判抵制錯誤思潮,可以概括為意識形態的批判能力。在建國之初,毛澤東同志曾嚴厲批判了黨內一些同志喪失意識形態批判能力的錯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批評的這種現象決不是個例,而是在共和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問題,需要認真看待。

    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在涉及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原則性問題的政治挑釁面前態度曖昧、消極躲避、不敢亮劍,甚至故意模糊立場、耍滑頭,等等。黨的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沒有態度,出了政治性事件、遇到敏感性問題沒有立場、無動于衷,豈非咄咄怪事!”盡管這些人打的是個人小算盤,上不了臺面,但也總要擺出一些能夠唬人的臺面上的理由吧。在這方面,我們過去聽到最多的就是所謂“一心一意搞經濟,不爭論”,“讓人說話,要寬容”,“人家的錯誤讓人家自己去說,要平等”等等。現在更多的是通過模糊理論邊界來模糊自己的理論和政治立場。

一、什么是泛政治化、泛意識形態化?

所謂的泛意識形態化,一不是指意識形態講得多,不能因為要防止“泛意識形態化”就可以斷斷續續講,有時講有時不講,而必須始終強調意識形態工作具有關系全局的極端重要性。“多”不是“泛”。正如鄧小平所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而事實證明鄧小平同志并沒有因此而泛化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二不是指意識形態講得寬,不能因為要防止“泛意識形態化”就刻意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限制在狹義的意識形態領域,而必須在各個領域全面落實意識形態工作黨委主體責任制。“寬”也不等于“泛”。意識形態之所以是黨的一項全局性工作,就因為它的影響力和作用方式是全方位的,決不僅限于精神文化領域。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意識形態更全面地通過理想信念、共同價值觀在經濟社會科技的發展和生活方式的培養上發揮重要作用。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必須一刻也不放松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看,黨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最大失誤就是一度沒有把思想政治工作貫徹到全體人民中,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不一貫、不徹底。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的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當年就是打著防止泛意識形態化的旗號而宣布“經濟領域不搞‘反對精神污染’”,其結果被證明此舉就是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打開方便之門,最終危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安全。鄧小平同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

兩個坐標:

第一,從主要矛盾和黨的中心工作的把握上加以辨認。是否泛意識形態化,客觀標準就是有沒有推倒黨關于現階段我國主要矛盾和黨的中心工作的判斷。在今天,只有改變黨的十九大關于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及黨的中心工作是全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論斷,而把意識形態工作放在實際上的中心工作位置上,才談得上泛意識形態化。復雜性:1、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是無條件的。1978年,我們黨決定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將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是基于以下兩個判斷:一是階級斗爭已經不是國內(特指中國大陸)主要矛盾;二是新的世界大戰“在較長時間內打不起來”或者“可以避免”。但是這里有兩個制約條件:一是國內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還將長期存在,如果處理不好,還有可能激化;二是新世界大戰能否打起來決定權不在我們,我們只能盡量維持并充分用好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也就是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不是無條件的,絕對的。不僅我們自己必須應對得當,而且還有賴于世界形勢的變化。 2、意識形態工作和經濟建設的關系,本質上是政治、經濟關系,準確地講是一定意義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關系。不變: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變:最根本的改變表現在誰為誰服務上。以革命時期階級斗爭為綱,就要首先遵循階級斗爭規律,包括經濟建設在內要服從階級斗爭的需要。雖然階級斗爭規律歸根到底也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但它畢竟不能等同于經濟發展規律。相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要首先遵循經濟建設的規律,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內都要服從經濟建設的需要。經濟發展規律既有適應生產力全球化需要,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共同規律,也有源于生產關系在根本利益導向和價值追求上有較為明確的差別,與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緊密聯系的特殊規律。對于前者,意識形態要起解放思想,勇于創新的作用;而對于后者,則要起把握方向,辨識道路的作用。

    第二,從是否混淆不同性質矛盾的本質界限上加以辨認。對于當今的中國,不僅階級斗爭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大量的社會矛盾不再具有階級斗爭的性質,而且即使是具有階級斗爭性質的矛盾,一般也可以不采取外部激烈沖突的方式,而是主要通過思想輿論斗爭去解決。問題的復雜性正在于此。

思想輿論方面的重大斗爭往往有著深刻的階級斗爭背景,甚至成為敵對國家顛覆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手段。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轉化為社會動亂以致所謂的“顏色革命”,容不得絲毫的麻痹大意。這也是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斗爭的原因所在。但是,重大思想輿論斗爭又是一種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斗爭:它以曲折的方式反映了道路、制度、政治立場的根本對立,但一般又采取非對抗的(道義制高點之爭)方式,大量表現出來的是認識分歧、學術爭論、價值偏好。因此,我們在堅持開展思想輿論上的斗爭時,必須始終注重嚴格區分政治原則、思想認識和學術觀點問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只有混淆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簡單地都貼上政治原則的標簽,用隨意上綱上線的方法去處理,才是必須防止的泛意識形態化。基本立場:重大思想理論問題,善于從政治上辨識,從理論和學術上說透,從思想陣地的爭奪守護上盡責負責;即反對放棄立場,也發對簡單粗暴。

 非意識形態化還是當前的主要傾向。

二、如何區分意識形態研究中的政治原則和學術討論?

就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研究而言,政治原則問題和學術觀點問題總是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的,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政治原則問題或學術觀點問題。但是,歷史證明,以學術性淡化政治性是容易產生的偏向。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幾次大泛濫而出現的重大思想斗爭,實質上都是以人道主義世界觀價值觀為表現形式的政治斗爭。這些斗爭的實質是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因而是嚴肅的政治斗爭,我們著眼于從政治去把握斗爭的性質是正確的。但必須看到由于它披著哲學價值觀的學術外衣,尤其是人道的原則已成為當今世界的重要價值共識,其鮮明的政治性容易被淡化。而出于忌憚妨礙學術上的爭鳴和實踐上的被動,以包容掩蓋了問題的實質則正是以往思想交鋒留下的后患。如何正確區分類似哲學世界觀爭論中的政治原則問題和學術觀點問題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的挑戰。

    首先,哲學世界觀對于黨的建設無疑是頭等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其中,哲學世界觀是基礎。能否堅持科學世界觀關系到黨的政治根基,這就是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為共產主義而奮斗。不能以學術爭鳴、解放思想為由消解作為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沒有一元論科學世界觀就沒有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就沒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和共產黨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思想基礎。

從歷史經驗看,蘇東劇變的根本原因在于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而否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科學性則是取消共產黨領導的理論準備。蘇聯解體前夕最為猖狂的反共言論集中在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攻擊,而哲學陣地失守則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崩潰打開了方便之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的世界觀、歷史觀遭到清算的結果,就是彰顯個人所謂自由的“人性解放”。個人主義哲學是西方所謂民主自由價值觀的依托,接受個人主義哲學,必然會認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價值觀。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才有堅持共產黨領導、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觀和執政理念,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民主法治的一致性才有理論根據,足以與西方意識形態相抗衡的社會主義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民意等價值觀才得以成立,從理論上說清楚做到“兩個維護”才有可能。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奠定了我們黨在理論上的初心、使命。必須旗幟鮮明地提出,對于共產黨及其黨員,世界觀歷史觀的選擇是重大政治原則,不能因其涉及學術問題就模糊立場,對錯誤傾向模棱兩可。

其次,雖然哲學世界觀對于多數個人而言屬于認識問題,但從思想認識性質上看則是關系到個人政治立場的根本問題,不能掉以輕心。一個基本事實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世界觀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自覺的,但不可能是“真空”的。不愿意學習和接受先進的科學世界觀,就必然陷入看似時髦實質淺薄粗俗的世界觀擺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研究家盡管可以采取他們所愿意采取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于:他們是愿意受某種蹩腳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愿意受某種以認識思維的歷史及其成就為基礎的理論思維形式的支配。無論是共產黨員還是非共產黨員,都應該努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而沒有哲學世界觀上的自覺追求,就難以堅定地向這一目標前進。

    跟著西方哲學鼓吹馬克思主義哲學“人道主義化”(實質個人主義化)者,盡管多數是思想認識問題,然而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他們大多對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感興趣;急于成名而又苦于功力不足,期盼走“創新的捷徑”;思維方法較為片面偏執,悲觀地看待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曲折發展,把西方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的暫時優勢等同于制度和文化優勢,無批判甚至狂熱崇拜西方文化和學術思想。也就是說,力推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過“人道主義化”從工人階級世界觀向個人主義哲學蛻變的人士,本身個人主義就比較突出。如果不從主觀上加以檢討,認識問題就會轉化為政治立場問題(尤其是共產黨員)。

因此,我們需要確立的第一個思想界限,就是世界觀問題作為認識問題的前提是個人具有自覺改造世界觀的要求和表現。如果借口世界觀問題是認識問題,滿足于思想上的自由放任狀態。甚至反過來,詆毀以致堅決抗拒世界觀改造,固守自發形成(實際上是本能欲望加西方思想滲透的產物)的世界觀,那么思想認識問題就必然轉化為政治原則問題。

 抹煞啟蒙運動的政治性質,把我國改革開放的思想解放引向“新啟蒙”方向,是今天哲學世界觀斗爭的重要動向。如果說,過去我們反對個人主義及其衍生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主要是人生觀方面的斗爭,那么今天,反對個人主義已經越來越具有政治意義。因為在過去,個人主義主要是個人的價值追求,而在今天,隨著知識分子越來越成為國家公務員隊伍的主要群體,個人主義則越來越在影響著個人的政治立場和制度認同的同時,發揮著重大的政治作用。如果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為“個人本體的實踐哲學”,將消解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一元化指導思想作用,抽掉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哲學依據,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基礎,渙散全黨全社會共同奮斗是思想基礎。對于這一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我們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由此,我們可以確立第二個思想界限,即確立世界觀問題上已經超出“思想認識”或“學術爭論”邊界的大概有:否定世界觀領域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兩軍對壘”,否定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打著“創新發展”的旗號,通過世界觀層面的所謂“范式轉變”根本顛覆馬克思主義哲學;打著“學術自由”的旗號,對世界觀領域的根本對立和原則分歧采取“非意識形態化”的方式加以淡化、模糊甚至抹煞;等等。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已經屬于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了,不能再以思想認識或學術爭論加以縱容,而必須旗幟鮮明地進行批判抵制。

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性和建構性如何內在統一?

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句式:批判性和建構性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點之一。這種表述的本意是要強調馬克思主義決不如它的對手攻擊的那樣,僅僅是一種否定性理論,而也是一種建設性理論。但是,用“批判性和建構性統一”作為辯護方式,毫無疑問地就把批判性和建構性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兩個外在因素,否定了它們內在的統一,即本質上是一個東西。就是說,如果把馬克思主義只表述為本質上是革命的、批判的那就不全面,還要加上建設的、建構的。我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批判性的嚴重曲解。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不是單純的否定、破壞、推倒,而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因而是包含著肯定、轉化和出路的否定,體現了革命辯證法的精髓,所以我們把批判性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特性。

 現實非現存。“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確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批判性內在地包含著建設性或建構性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從理論上說,

首先,它決定了堅持從實際出發和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內在一致。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世界總在變化,歷史總在發展,只有推動革命變革才是順應歷史。因此,堅持從實際出發,就是堅持從變化發展的趨勢出發,推動事物的新陳代謝。可見,革命的理想并不是存在于“實際”之外的彼岸幻影,而是現實發展的創造力量,是堅持從實際出發的必要條件。一個革命政黨如果把喪失革命理想視為所謂“從實際出發”,那就是為屈從現狀,隨波逐流進行最無力的辯解,掩飾自己實際上已墮落為歷史潮流面前的消極因素和保守力量的實質。這樣的政黨不僅喪失了領導群眾前進的能力,而且喪失了自我前進的動力。

其次,它決定了破壞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的內在一致。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要用革命的手段徹底改變舊世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但是,對于舊世界的否定力量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其自身。資本主義的滅亡歸根到底是資本的自我否定。“資本的發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為生產的界限,從而也越是成為消費的界限,至于使資本成為生產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談了。”同樣,新世界不是人為的美好設計,而是對舊世界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進行革命改造的結果,因而具有產生的內在必然性。這兩個方面合起來,就成為馬克思主義批判性的理論基石,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舊世界和新世界這兩個看起來性質迥異、互不相干的事物,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批判中揭開了其神秘的面紗,顯現出相互依托、辯證轉化的實質。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自豪地宣布:“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的理論底氣。

     再次,它決定了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內在一致。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就在于它具有毫無顧忌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馬克思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所謂無情,就是說,這種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也不怕同現有各種勢力發生沖突。”徹底的批判精神必然導致真正的自我革命。能否真正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都取決于主體自身的狀況,尤其取決于主體能否擺脫狹隘利益的束縛。而主體要能站得高望得遠,唯有刀刃向內,堅持自我革命。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也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

IMG_266

    從現實層面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批判性內在地包含著建設性,否定了把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創新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真正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就要堅持這一理論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遵循新陳代謝的宇宙規律,作歷史發展的促進派。因此,他們必然是革命派、改革派。把堅持馬克思主義與反對改革的保守派聯系起來,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無知,也是敵對意識形態制造的思想混亂。鄧小平曾明確指出:“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派,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背離,不叫改革,而叫“走邪路”。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批判性內在地包含著建設性,否定了把革命和建設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把革命批判性片面地解讀為破壞、摧毀,勢必制造革命和建設的對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關于革命和現代化的對立,革命和發展的對立的噪音就不絕于耳。隨之而來的是把改革開放視為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所謂“社會轉型”說,要求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所謂“角色轉變”說,一時成為時尚。實際上,革命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和必要準備,而且始終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動力。改革開放說到底也是一場革命,是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新型革命。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無論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開放,要成為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就必須一如既往地保持黨的理想信念、宗旨性質,初心使命。革命理想始終高于天,馬克思主義始終是工作制勝的看家本領,人民始終是共產黨的最高牽掛,實事求是始終是開拓前進的力量源泉。因此,從根本上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是一以貫之的統一社會革命過程,中國共產黨始終是這一偉大社會革命的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不存在所謂的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根本轉變。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批判性內在地包含著建設性,否定了把開展輿論斗爭同營造團結和諧氛圍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把革命批判性片面地解讀為斗爭、排斥和所謂的“求異思維”,必然制造批判與和諧、穩定的對立。改革開放以來,刮起了一股否定“對立統一”,污名化“斗爭哲學”的歪風,力圖用“和合哲學”取代“革命辯證法”。習近平總書記嚴厲批評一些人在思想輿論斗爭的戰場不愿當戰士,而總是想當“開明紳士”,思想根源就在于他們不承認正確開展的輿論斗爭是精神健康發展的動力,不承認和稀泥只能導致思想蛻變和精神墮落。實際上,明辨是非,揚善懲惡永遠是人類精神發展的最高追求,而求同存異,委曲求全,以德報怨等等,都是下一個層級的問題,不能以此否定矛盾的斗爭性和革命辯證法。馬克思主義者在真理面前永遠旗幟鮮明,并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鄙的。

來源:《思想火炬》公眾號2020926

網絡編輯:靜穆

發布時間:2020-11-06 23:25:00
彩神-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