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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智鍵:馬克思《大綱》在西方的流傳與再發現

 

 

 

毫無疑問,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已經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不可忽視的“經典文本”。《大綱》的出現的確影響、深化或重構了我們對諸多理論問題的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當我們援引西方學者們相關觀點與論述時,應當自覺地考察他們對《大綱》的接受與理解是否是一種歷史建構的結果。從真實的寫作過程來看,《大綱》顯然是早于《資本論》的,然而從文本的流傳史來看,《大綱》的出現與傳播恰恰晚于《資本論》。如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文本在西方的遭遇那樣,人們對《大綱》的接受和討論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時空背景中既定理論研究狀況和社會政治情勢的影響。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依據思想史的理論坐標重訪《大綱》在西方的流傳史,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大綱》,加深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解。

 

一、百年孤獨:《大綱》流傳的前史

1857年至1953年,《大綱》在西方經歷了一段“百年孤獨”的時光。1857年,馬克思預期的一場危機在美國爆發,并席卷英國等多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場經濟危機直接推動了馬克思再次開啟自己一度中斷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寫作計劃。為了能夠在“洪水期”來臨之前自己把問題弄清楚,馬克思從18578月開始進行創作,一直延續到18585月,最終結果就是8個筆記本的《大綱》。不過當馬克思著手全力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后,《大綱》就再也未被提及。我們無法確定恩格斯在整理馬克思數量龐大的手稿時是否發現或遺忘了這份手稿,又或者是沒有意識到這幾個筆記本的價值。在恩格斯逝世之后,除了考茨基在《新時代》上發表了《導言》(1903)和《巴師夏和凱里》(1904),其他幾個筆記本似乎從未留下任何痕跡,列寧、托洛茨基或盧森堡等人自然也都沒有讀過這一文本。

半個多世紀之后,《大綱》終于看到了被世人發現的曙光。1923年,時任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的梁贊諾夫發現、公開報告了這8個筆記本的存在,并且斷定其中包含著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個手稿。沿著這一思路,后繼負責手稿編輯工作的帕維爾·韋勒將《資本論》所有材料進行編號整理時,已經將《大綱》考慮在內。1939-1941年,這個草稿的全部內容(包括《導言》《巴師夏和凱里》)以原版德文的方式在莫斯科整理出版。雖然在序中編者認為,首次全文發表的手稿標志著馬克思經濟學著作中的“一個決定性的階段”,但這期間除了“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被翻譯成俄文公開發表外,《大綱》并沒有獲得足夠重視,甚至沒有幾本流出蘇聯國境,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直接阻斷了《大綱》任何傳播的可能性。霍布斯鮑姆在講述《大綱》流傳的獨特之處時就指出,《大綱》是在“可以確切認為最不利于對馬克思進行研究和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行任何原創性發展的條件下”[1]出版的。究其原因,或許正是因為它的重要性尚未被發現,無法動搖作為馬克思成熟立場和觀點集中表達的《資本論》的權威地位才得以出版。另一個可以作證的事實就是,直到1968-1969年《大綱》俄譯本才全部出版,并且《大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未被收錄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或德文版(MEW)中。

1953年,《大綱》的德文重印版在東柏林由狄茨出版社出版,這為人們閱讀和討論這份草稿提供了重要文本基礎。不過,受限于語言,研究《大綱》只可能由掌握德語的學者勝任,而當時德國分裂的狀態和緊張的政治局勢,使得《大綱》依舊無法進入德國主流學者的視野之中1。幸運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們敏銳地察覺到了《大綱》的價值。馬爾庫塞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大量參考和引用了手稿。例如,他在《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的一處腳注中指出,《大綱》“是馬克思最重要的手稿”[2],并在討論異化勞動與人的解放時,引用了后來被稱為“機器論片斷”的段落。與此同時,哈貝馬斯在自己作品中將《大綱》列為重要參考書目。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指導下,彼此年輕的阿爾弗雷德·施密特以《大綱》為文本基礎完成了名為《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博士論文,指出“這本著作對于理解黑格爾與馬克思的關系既是極為重要的,又是至今幾乎未被人們利用的”。[3]總體而言,這些作品雖然肯定了《大綱》作為新文獻的價值和潛能,但對《大綱》的理解和使用更多是工具性的,當作論證自己觀點而引用的文本資料,缺少系統和全面的闡釋和分析。

 

二、從片斷到總體:《大綱》傳播的興起

整個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大綱》的傳播呈現為一股緩慢卻勢不可擋的過程。人們對《大綱》起初并不抱有一種總體性的認知,而是將它視為可以論證或補白馬克思某個觀點或理論的草稿,依據主題摘取其中部分片段,例如較早產生理論影響的《導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和所謂《機器論片斷》。這種情況導致了人們只知這些片斷,而不知有《大綱》。在60年代西方普遍興起重新閱讀馬克思的大背景下,各個語種的《大綱》全譯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對《大綱》做出總體性詮釋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作品也不斷問世,人們再也不是盲人摸象般地認識與考察這份手稿。從片斷式的解讀躍升為總體性的把握,《大綱》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它在西方的傳播也開始興起。

首先,這一時期西方《大綱》全譯本的出現是左派知識分子實踐和理論創新需要的結果。

與《大綱》相關的編譯工作在主要的歐洲國家陸續完成,特別是不同語種的全譯本的出版,為《大綱》的傳播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礎。德文重印版的問世雖然沒有立刻掀起研究的波瀾,但是卻像星星之火一樣微弱卻有堅定地散發自己的光芒。以之為基礎,第一個完整的法文版《大綱》以兩卷的形式分別于1967-1968年出版。兩卷本意大利語全譯本,分別于19681970年以《1857-1858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名出版。英譯本《大綱》出現較晚,在《新左派評論》的支持下由美國學者馬丁·尼古拉斯于1973年完成。除了這些全譯本,例如大衛·麥克萊倫選編的《馬克思的〈大綱〉》等作品都為人們更為充分地閱讀這份馬克思的手稿提供了方便之門。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譯本的出現無一例外都是由非共產黨官方出版社出版的2。一方面,雖然在60年代蘇聯內部也出現了一批介紹和研究《大綱》的作品,但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官方對這份手稿的忽視,因此蘇聯和西歐各國共產黨出版社在對待《大綱》時的反應是滯后的。另一方面,也是最為主要的原因,在蘇共二十大之后,西方年輕的左派知識分子出于自身實踐和理論的需要,試圖走出一條不同于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因而他們自覺地轉向了不同于《資本論》但也同樣是馬克思成熟時期作品的《大綱》,《大綱》成為他們直面馬克思,繼而實現理論創新的最佳選擇。這一點在意大利和英國表現得尤為明顯。6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主義運動興起,走上了一條與意大利共產黨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運動中的青年知識分子們重視馬克思的理論,但對馬克思思想的解讀帶有“非正統”和離經叛道的色彩,堅持在重視馬克思文本依據的優先性前提下解決工人階級運動的實際需要。在英國,《大綱》的出現與英國新左派運動直接相關。正是在消除自身“理論的貧困”過程中,霍爾等第二代新左派積極譯介歐陸思想,并發現《大綱》的價值,推動其全譯本的出版。

其次,西方馬克思主義內在邏輯的沖突和研究興趣的轉移,推動《大綱》走向歷史前臺。

一方面,60年代一系列政治事件攪動著西方政治局勢,學生運動不斷高漲,青年知識分子普遍持有高漲的社會革命熱情。革命的實踐需要革命的理論,這為《大綱》的出現與傳播提供了合適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60年代最為引人矚目的事件是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現象級理論效應。阿爾都塞高舉“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和反歷史主義”大旗,通過《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在歐洲馬克思主義領域投下了“重磅炸彈”。一時間,“歷史和結構”之爭引發了對馬克思主義方法和理論的廣泛而嚴肅的討論,《導言》中的方法論、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認識論斷裂或歷史目的論等議題,都激起了重新探討馬克思的需要。面對這些問題,《大綱》的角色十分特殊。例如,當阿爾都塞宣稱在馬克思那里存在著“意識形態”和“科學”時期的斷裂時,處在《手稿》與《資本論》之間的《大綱》需要被重新審視,《大綱》的“勞動”概念和方法論上的黑格爾主義因素為這些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新的素材。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爭論也引起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討論。海因里希在介紹60年代馬克思研究狀況時認為,當時的意大利、法國和西德都出現了重新回到和閱讀馬克思的趨勢:“這些不同的探討有兩個共同的特征:一是他們不僅信賴《資本論》,而且也信賴早期的準備性的手稿;二是他們強調方法論問題。”[4]《大綱》恰恰處于這兩個特征的重合之處,它不僅為人們重新思考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提供了新的線索和直接的文本依據,而且當中對馬克思寫作計劃的闡述再次引發了方法論和整個《資本論》文獻群關系的爭論。這一時期圍繞著馬克思的廣泛討論,既為《大綱》的出場搭建了非常好的理論舞臺,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決定了人們面對《大綱》時的思維框架。總而言之,從此之后,《大綱》在理論上不再只居于次要的地位,而是逐漸被視為具有獨立價值的完整文本。

最后,一批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研究成果的出現,為《大綱》的理論闡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照,直接引領人們來耕耘這片“處女地”。1968年對《大綱》的傳播而言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羅曼·羅斯多爾斯基所著的《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一書與馬丁·尼古拉斯發表的《未知的馬克思》一文都在這一年發表。

可以說,羅斯多爾斯基的《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和阿爾都塞的《讀<資本論>》在60年代具有相同重要的地位,它叩開了將《大綱》作為獨立對象進行研究的大門。書中,羅斯多爾斯基將《大綱》視為一個具有整體性的文本而非僅僅是草稿,系統地向讀者們介紹了《大綱》的創作、流傳過程和文本的內部結構與理論內容,并從馬克思經濟學研究歷程的角度定位了《大綱》的意義,確證了《大綱》和《資本論》一道處在成熟時期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在當時普遍流行的對馬克思的去黑格爾主義解釋背景下,他特別強調《大綱》中的方法與黑格爾《邏輯學》中方法的相似性,重視辯證法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當中的核心地位。在他看來,《大綱》的出版“意味著不首先研究馬克思的方法及其同黑格爾的關系,就將不再能寫出關于馬克思的學術型批判著作來的。”[5]

就英語世界而言,由于羅斯多爾斯基著作的英譯本只是在70年代才出現,所以《大綱》的成功引介更多地歸功于發表在《新左派評論》3-4月號上的《未知的馬克思》一文。以此文為發端,英語學界開始關注、翻譯、閱讀和討論《大綱》。尼古拉斯非常看重《大綱》的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價值。在他看來,《大綱》中蘊藏著巨大的潛力:“無論多么的難懂或碎片化,《大綱》可能是馬克思寫下的所有政治經濟學著作中最完整的作品”[6]。《大綱》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充分地理解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對方法論過于概要的描述,而且還回答了為什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會走向滅亡,以及替代路徑的具體內容,所以它的問世將不僅僅顛覆以往的經濟學核心原理,更是首次為革命的根據提供了現實的科學表達。

 

三、探索與爭論:《大綱》研究的高潮

由于各種全譯本的出現,以及羅斯多爾斯基等人邁出第一步,《大綱》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傳播與研究。從70年代到80年代末,《大綱》的研究與傳播呈現出了眾聲喧嘩和多元變奏的熱鬧景象,產生了一批重要且具有創造性的理論作品,理論的探索與爭論構成了這一時期最為顯著的特點,也標志著《大綱》研究在西方迎來了自己的高潮。

這一現象的出現,究其原因,第一,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在“非常不革命的”70年代都處于危機后的過渡調整階段,這要求左派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新問題、新趨勢作出分析和判斷,《大綱》自身的研究而非敘述的性質———富有洞察力與聯想力,提出重要問題但沒有給出明確解決方案或結論———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這種“求新”的需求;第二,《大綱》作為具有私人性質的研究草稿,呈現了馬克思即時思考、寫作和創作的過程,有著一定的臨時性、實驗性和非連續的特征。當中不僅有部分的摘錄,正面闡述的主題也非常廣泛。因此,文本本身的研究性質和復雜語境,以及《大綱》和《資本論》的客觀差異,為讀者的閱讀增加了主觀解釋的空間;第三,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說,70年代對《大綱》多樣解讀的另一種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結構中出現了代際障礙,即“大多數極富獻身精神且學識淵博的先驅派馬克思文本學者”陸續辭世,客觀上導致許多當時的年輕知識分子可以自由地進行理論發揮,促成了一種“百家爭鳴”的局面;第四,廣大的學生讀者群體和學者為《大綱》的討論創造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在當時的大學校園中,以《大綱》為閱讀對象的“讀書小組”如雨后春筍般成立,書中激進和極易引起爭論的內容對于年輕知識分子們而言,其魅力是無法抗拒的。與此同時,許多曾經參與學生運動或受其影響的知識分子紛紛轉入大學校園,進行理論創作,這同樣推動《大綱》研究繼續發展。

正是在上述原因的推動下,《大綱》激發了廣泛的閱讀興趣,催生了可觀的研究成果,產生了持續的理論效應。這表現為:首先,《大綱》研究涌現出了一批數量眾多、主題豐富、內容創新的作品。《大綱》本身就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邏輯碰撞的背景下問世的,它首要地與馬克思的方法、與《1844年手稿》、《資本論》、黑格爾哲學的關系以及“異化勞動”等問題相聯系。除此之外,圍繞著價值理論、貨幣理論、危機理論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研究和討論也非常熱烈。更為有意思的是,這一時期《大綱》在歷史學、人類學、媒介理論、政治學、倫理學、人文地理學等領域制造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效應。

其次,大量作品的出現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不同話題的討論,涌現了許多個性鮮明的觀點,它們有時甚至截然對立,共同構成了錯綜復雜的理論圖景。

分歧體現在幾乎馬克思研究的方方面面。例如,在對《大綱》與《手稿》和《資本論》關系的判斷上出現了三種回應:一是強調《手稿》《大綱》和《資本論》之間的同質性,認為《大綱》在這當中起著中介作用;二是認為《大綱》和《資本論》一道是馬克思成熟時期的作品,其地位高于《手稿》;三是突出《大綱》的地位,認為它標志著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頂峰;在被稱為“羅斯多爾斯基問題”的馬克思寫作結構變化問題上,麥克萊倫直接否定了羅斯多爾斯基將《大綱》到《資本論》的過程視為從初步探討性實驗到最后完成的過程,而是指出《資本論》只是六冊計劃中第一部分,《大綱》居于馬克思所有作品當中最基礎性地位。在他看來,“不是《巴黎手稿》,也不是《資本論》,而是1857-1858年《大綱》綜合了馬克思思想中各條線索……一定意義上講,馬克思沒有一部作品是完成了的,但當中最完整的是《大綱》。”[8]在看待馬克思方法論問題上,尼古拉斯認為《大綱》從“物質生產”開篇是錯誤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實際上也隨著1859年《序言》的發表已經被馬克思放棄,因為物質生產和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是以黑格爾主義或者說唯心主義辯證法、而不是唯物主義辯證法為基礎。針對這一觀點,麥克萊倫和卡弗等人都強調了《導言》的價值。卡弗就指出,“在《資本論》(以及其他研究)中,早期作品中的觀點以經過修飾和集中論述的方式———必要地以更加復雜的方式———得到使用和呈現。”[9]如果說有區別的話,那區別在于《大綱》中關注更多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概念和范疇的邏輯關系,而不直接涉及主體或勞動范疇。

最后,上述局面的發生,導致了原本意圖揭示所謂“未知的馬克思”,演變為建構出了“千面馬克思”的結果,原本作為草稿性質的文本轉變成為不同讀者“各取所需”的材料。阿爾都塞為捍衛《資本論》提出“斷裂說”,實際上強化了“兩個馬克思”的說法。而馬里奧·特龍蒂在概述《大綱》在意大利的出現和影響時直言道:“我們也許可以說,在意大利,繼《大綱》之后,馬克思可能永遠不會再是同一個馬克思了。”[1]70年代奈格里受阿爾都塞邀請,在法國發表系列演講并提出“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后,《大綱》與《資本論》的差異在政治性解讀當中絕對化了。在他看來,《資本論》只講述客觀的“資本邏輯”,而《大綱》通篇闡述的是革命的主體邏輯,人們需要的恰恰就是《大綱》。雖然這一觀點如今不再被人們接受,但在當時西方工人運動大潮當中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復歸與反思:《大綱》流傳史的再考察

90年代初蘇聯解體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在西方陷入低潮,《大綱》研究也從高潮逐漸復歸平靜,意識形態的削弱為學院式的和具有考據意義的研究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學術性研究逐步取代對《大綱》的個性化闡述。歷經40多年之后,我們能夠看到更多的學者開始以更為謹慎和客觀的態度重新耕耘這份文本。

在這個階段,《大綱》研究和流傳呈現出三個新的態勢:一是由于意識形態的消解,以往被遮蔽的一些小型學術研究團體或人物開始進入視野,例如新馬克思閱讀、新辯證法學派和開放馬克思主義等等;二是基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2)的文獻學研究日益豐富,拓寬了考察《大綱》的理論視野,一些理論議題得到重新梳理。代表作品是由貝洛菲爾、斯塔羅斯塔和彼得·托馬斯整理編輯的《在馬克思的實驗室》,三是有關《大綱》的總結性和回溯性研究日漸豐富,特別表現為對《大綱》理論效應的回顧與反思,代表作品是意大利學者馬塞羅·默斯托編輯的《馬克思的<大綱>》。

通過上述對《大綱》在西方流傳史的簡要回顧,我們可以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總結。一方面,作為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的重要見證,《大綱》從各個方面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西方學者對它所做的發現、出版、解釋和宣傳等工作無疑是值得肯定的,特別是許多原創性的思想和具有突破性的觀點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研究,豐富了馬克思思想的內涵與意義;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大綱》在西方傳播受到非常復雜的社會政治和理論因素的干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充滿著不確定性,在流傳過程中往往走向碎片化、極端化和政治化。甚至有些西方學者出于意識形態原因有意制造了“不成問題的問題”,導致“創造性的誤讀”。

有鑒于此,我們應當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去考察《大綱》,突出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本真內涵:第一,追本溯源,回歸事實本身,基于馬克思思想發展原貌去閱讀《大綱》。《大綱》本身的手稿性質決定了它在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地位。從《大綱》到《資本論》,在理論上確實存在著差距和差異,無視或夸大這種差異都會造成理論的偏差;第二,以我為主,重視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辯證看待西方思想資源。我們應當以自身實踐為基本導向,保持高度的理論自覺意識,批判性地借鑒和吸收西方學者對《大綱》等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拓展和延伸;第三,面向現實,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實踐旨趣。一方面,科學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入地分析和“診斷”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大綱》包含的豐富思想內容是其受到廣泛關注和追捧的重要內在因素,它對機器體系、生態環境、世界市場及其危機等問題的闡述,在當代依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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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在民主德國,受到1945年激進政治變革的沖擊,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外流,無人能勝任閱讀《大綱》的任務;而聯邦德國雖然不乏勝任者,但卻缺乏閱讀的興趣,他們此時最主要的任務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作品進行“防衛性研究”。參見(意)馬塞羅·默斯托編:《馬克思的〈大綱〉》,閆月梅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首個法文版《大綱》由羅歇·當熱維爾翻譯,法國人文科學出版社出版;完整的意大利譯本是恩佐格里洛翻譯的,由意大利新聞出版社出版;1973年的英譯本《大綱》則是由英國著名的企鵝出版社出版。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網絡編輯:張劍

 

 

來源:《社會科學家》 2020年第12

 

發布時間:2021-02-01 2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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