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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為雄:俄國—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傳入中國的歷史回顧

 

  本文所說的傳入中國的俄國—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其意義稍為寬泛,且有所偏重。它包括蘇聯學界編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也包括俄國—蘇聯學界和政界宣傳、解說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有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文獻以及相關學術著作。其意義有所偏重是指,本文主要介紹源自俄國—蘇聯的具有列寧主義內容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而較少介紹通過俄國—蘇聯及其他國家傳入中國的包括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俄國—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傳播方式,既包括翻譯成中(漢)文出版發行,也包括通過辦大學進行課堂講授、編寫教材并翻譯出版。這類著作傳入中國的時間跨度相當長,歷時70余年。對此,國內已有不少論著進行過研究,但研究者視角不同、目的不同,研究成果各有側重。在已發表的論著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列寧著作在中國的傳播》《列寧著作在中國90年》《列寧著作在中國的百年傳播》《斯大林著作在中國出版概貌》《留學與革命:20世紀20年代留學蘇聯熱潮研究》《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維經斯基》《楊明齋》等,這涉及列寧、斯大林著作的傳播,留俄學生在傳播中的作用,維經斯基等人物的傳播作用,等等。本文則是一種綜合研究,對俄國—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傳入中國的情況做一總體回顧,內容包括以前學界未曾涉及或充分注意的領域。這種回顧主要包括四方面:從1920年起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著直接傳入中國之門開啟;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創辦的大學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發揮了巨大作用;蘇聯編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大量出版發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哲學論著亦大量傳入中國——這種情形延續至1990年代初才結束。

  從總體上看,中國人接受并用來指導革命與建設的馬克思主義,除最初從日本輾轉傳入外,主要是通過俄國—蘇聯傳入的。十月革命勝利后,中國人從俄國—蘇聯學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從俄國—蘇聯直接引入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本文在做這種歷史回顧時,在行文中提及的俄國—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一般不是指原生態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指俄國—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義往往有相通之處。

  俄國—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大規模傳入中國,與俄國十月革命這一世界歷史性事件分不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中國影響巨大,不僅促進中國產生了一大批向往十月革命、共產主義的早期共產主義者,也推動中國共產黨誕生并逐漸形成了一大批矢志在中國踐行共產主義的革命者。而俄國能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發源地,成為列寧主義的故鄉,又與它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影響分不開。自1883年普列漢諾夫等人在俄國成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之后,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經過30余年的宣傳、發展和演化,特別是列寧將馬克思主義靈活地與俄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并在1922年成立了包括俄國在內的社會主義蘇聯,令舉世矚目,這吸引了致力于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大批先進中國人。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嘗試走俄國人的路,接受、傳播俄國—蘇聯的先進思想文化。因此,曾指導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國—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受到這些知識分子青睞,他們盡力將之引入中國,俄國—蘇聯也就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要來源國。也正因為列寧在帝國主義時代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以俄為師的中國共產黨人后來習慣將從俄國學來的革命學說稱之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過,俄國—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較為曲折,最初它被禁止宣傳,但傳入中國后卻產生了極其巨大的作用和影響,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1920年以前,中俄文化交往較少,中國精通俄語的人不多。中國人對俄國文化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了解很少,甚至對當時俄國發生的政治巨變——十月革命的了解也是間接的。例如,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第三天,上海的《民國日報》(19171110日)才據倫敦108日電——路透社駐俄記者采用107日俄國公報發出的報道,刊登了《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的“要聞”,首次報道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其中提到列寧的三項主張。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后,中國軍閥政府害怕俄式革命在中國發生,極力阻遏“過激”主義在中國傳播,因此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論著很少傳入中國。當然,當時仍有少量著作被譯成中文并見諸報端,不過文獻來源不是俄文而是他種文字。例如,191991日北京《解放與改造》第一卷2號刊載過列寧寫于1917年的《俄國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任務》一文,這是中國報刊最早發表的列寧著作漢譯文,它是由譯者金侶琴(金國寶)據英文轉譯的,原譯題目為《鮑爾雪維克之所要求與排斥》,作者為李寧。又如,北京大學的“亢慕義齋”,到19222月,“有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四十余種,中文書籍二十余種。英文書中計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哲學的貧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共產主義原理》《雇傭勞動與資本》《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路易·波拿巴十八》《法蘭西內戰》等;有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無產階級革命》”。此外,還有“八本印有‘亢慕義齋圖書’篆章的德文書”,“這八本德文書就是‘五四’時期‘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從國外輸入的”。包括列寧的《偉大的創舉》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蔡特金和瓦勒齊的《反對改良主義》,布蘭特和瓦勒齊的《共產主義在波蘭》,是季諾維也夫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共產黨的作用》《在德國十二天》和《舊目標,新道路》,托洛茨基的《法國工人運動問題和共產國際》。俄國—蘇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相當長,從1920年代初延續至1990年代初。對此,本文嘗試做總體性回顧,厘清其歷史脈絡。

一、1920年:俄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著直接傳入中國之門開啟

  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著直接傳入中國之門的開啟,與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代表維經斯基來華直接相關。或者說,從俄國傳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通道是維經斯基來華后才真正打開的。“19204月,經共產國際領導的同意,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處的領導人之一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派遣蘇共黨員維經斯基、其妻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等一行人赴中國。他們的任務是了解中國國內的情況,與中國的進步力量建立聯系,同時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庫茲涅佐娃、楊明齋、馬邁也夫、馬馬耶娃五人,以俄國《生活報》記者的名義來到北京。維經斯基的中(漢)文名字為吳廷康,他通過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俄籍教授柏烈偉結識了李大釗,經過多次交談,取得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共識。在李大釗的主持下,維經斯基和楊明齋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同一些進步青年進行了座談,“并向他們介紹和捐贈了許多宣傳十月革命的書刊,如《國際》、《紅旗》、《國際通訊》、《震撼世界的十天》等”。

  由李大釗介紹,是年4月底5月初,維經斯基和楊明齋等到達上海,會見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由陳獨秀介紹,又會見《星期評論》雜志的主編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和《時事新報》的負責人張東蓀等人,并同他們進行了多次會談,決定發起建立中國共產黨。維經斯基等到達不久,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在上海成立,其任務是聯絡中國、日本、朝鮮等亞洲國家的革命者建立革命組織。同時,維經斯基組成了由他本人和陳獨秀等在內的五人革命局。革命局下設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

  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及革命局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革命理論的宣傳工作上,在海參崴、哈爾濱、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出版機構。海參崴是俄文書報的出版地,出版各類報紙雜志,還翻印了50種莫斯科出版的書籍,印數在25000冊到40000冊不等。書籍包括中文、朝文和日文版《俄國共產黨綱領》《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勞動法令》以及許多其他小冊子。上海革命局出版部的印刷所印刷了各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單行本,陳獨秀等主編的《共產黨》《新青年》,也有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主編的《自由》等。19213月,張太雷到伊爾庫茨克向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報告工作時,曾報告上海革命局出版部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情況:出版部曾為一些水平較高的同志發行過一套獨特的宣傳書籍《袖珍本社會主義者叢書》,該套叢書第一批出版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等;還出版了中文雜志《共產黨》作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并打算加快已經開始的將馬克思的《資本論》譯成中文的工作。

  上海作為出版重地,東亞書記處在這里擁有許多報刊,比如《上海生活》《周報》《社會日報》《新中國》等。并且,革命局出版部在1920822日還出版了中文周報《工人的話》創刊號,印刷2000份,一分錢一份。同時,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在北京成立的革命局也加強了理論宣傳。北京的理論宣傳和出版活動主要依靠學生組織,當時除了出版一些重要著作外,還出版了《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和《新潮》兩種刊物。《北京大學學生周刊》51日發行的一期是有關國際工人運動問題的專刊。

  革命局的宣傳報道部在上海成立華俄通訊社時,也在北京設立了分社。華俄通訊社開始稱中俄通訊社,是一個公開活動機構,楊明齋任社長,社址在漁陽里6號。華俄通訊社的主要任務是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經驗,翻譯和報道來自俄國和共產國際的新聞,稿源大部分來自赤塔、海參崴和莫斯科等地,也有少量消息轉譯自英、美、法等國的報紙雜志,其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文教、戰事、工運、婦運等以及俄國組織機構介紹、革命領袖評介等。具體說來,華俄通訊社主要是從俄國遠東報紙以及《蘇俄通訊》《曼徹斯特衛報》《每日先驅報》《新共和》周刊、《民族》周刊、《紐約呼聲報》以及維經斯基等人所提供的文章中選擇和翻譯一批文章,提供給中國的報紙發表。到19208月,它已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甚至連蘇俄日歷上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帶來了什么?》也被全文刊用了。

  成立后的華俄通訊社成了中國較為及時了解十月革命后俄國真實情況的媒體,結束了以前中國媒介的新聞主要轉傳中美通訊社、巴黎通訊社、日本通訊社、英國路透社等消息的情況。19211月,華俄通訊社在《民國日報》發表了《新俄國組織匯記》,后來又連續發表了《布爾什維克沿革史》《列寧小史》《列寧關于勞動底演辭》《列寧答英記者質問》等文,這些文章澄清了對俄國革命的誤解和誣蔑,向人民客觀地介紹了俄國革命。華俄通訊社據采訪、整理寫成的《勞動家的社會主義談》長文也在《民國日報》分10多次連載。總之,華俄通訊社在中國報刊發表大量文章,不僅傳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輿論準備。這個通訊社,“據不完全統計,從19207月至19217月的1年間,僅在上海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就有140余篇”。

  革命局組織部的工作重點是在學生中做組織、宣傳工作。1920822日,上海各種革命學生團體組織起來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即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該團計劃派代表參加上海、北京和天津的革命局,以便對學生運動積極施加影響,引導學生到工人和士兵中做革命工作,讓革命的學生去“依靠勞動群眾”。除了派學生到工人和士兵中宣傳俄國情況、世界革命及馬克思主義外,組織部還在一些大城市建立工人夜校、工人俱樂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

  促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是組織部非常重視的。維經斯基等來華前,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在知識界傳播,基本上沒有傳到工人階級中去。上海革命局及北京、天津、廣州等地革命局建起來后,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向工人階級傳播,從而開始社會主義運動同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時,革命局出版部為工人、士兵出版了一系列周刊、報紙、多種小冊子和傳單,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例如,有些標題為:《工會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如何組織工會》《兩位工人關于朋友和敵人的對話》《共產黨人是什么人》《一個士兵講他為什么要打仗》、《共產主義者的綱領》《現時的蘇俄》等等。”

  不僅如此,由于曾經在美國生活,維經斯基為中國社會主義者購買了大量美國社會主義政黨的進步書籍,“如美國的《蘇維埃俄國》(Soviet Russia)、《共產黨人》(The Communist)、《階級斗爭》(The Class Struggle)和《解放者》(The Liberator)等,這些來自美國的英文文獻,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以及中國共產黨黨綱及其形式的確立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表明,美國成為一條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通道、美國等國家的社會主義文獻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來源,維經斯基作出了重要貢獻。

  有維經斯基等人的幫助,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對組建黨組織、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更加活躍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后迅即展開工作。“8月,楊明齋和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等人成立上海共產黨小組。楊明齋這時也由俄共()黨員轉為上海黨小組的成員。”上海共產黨小組又將《新青年》改為機關刊物,加強它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知識宣傳的功能,并從19209月第8卷第1號開始設立“俄羅斯研究”專欄,刊登有關俄國作品的譯文,也刊登列寧著作的譯文。例如,《新青年》第8卷第4號刊登震瀛(袁振英)節譯的列寧的《過渡時代的經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19216月第9卷第2號刊登李達轉譯的《列寧底婦人解放論》,成舍我節譯的列寧的《無產階級政治》。192011月,上海共產黨小組創辦了《共產黨》月刊,這為在全國建黨的理論宣傳和思想準備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上海共產黨小組成立后,楊明齋不僅參加《新青年》的出版和《共產黨》月刊的創辦發行工作,并在擔任華俄通訊社社長時,親自翻譯或撰寫稿件介紹俄國情況,例如在《新青年》第8卷第2號“俄羅斯研究”專欄發表譯著《蘇維埃的公民教育》,介紹俄國的教育情況;在第8卷第3號發表譯著《俄國職工聯合會發達史》,介紹俄國職工聯合會自1905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的全面發展情況;在第8卷第4號發表了他譯自莫斯科《真理報》所載的《勞農政府召集經過情形》,介紹俄國組織勞農議會和俄國政府(蘇維埃政府)的經過及省、縣,鄉議會執行部之組織狀況。“這些文章,從多方面介紹了俄國革命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宣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楊明齋不僅在《新青年》《民國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和譯文,介紹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宣傳馬克思主義,還負責創辦培訓進步青年赴俄深造的外國語學社,親自講授俄語。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黨小組從該社學員中選派了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羅亦農、汪壽華、柯慶施等一批團員分批赴俄學習,他們后來都成了中國革命的重要領導人。

  總之,維經斯基、楊明齋等在中國大約8個月(19204月—192012月)的活動以及提供的經費,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進入了有組織、有計劃的新時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打下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二、19201940年代: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創辦的大學發揮巨大作用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創辦大學招收和培養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者,極大加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即具有列寧主義色彩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傳播,并使之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在中國占主流,在社會實踐運動中產生巨大影響。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領導的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非常重視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并積極予以支持。19193月,列寧領導創建的共產國際成立后,便著手創辦大學為各國培養革命干部以推動世界革命運動的開展,主要有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學院等。

  1921421日,俄國政府在莫斯科成立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下簡稱東方大學)。東方大學的外國班主要招收東方各國的學員,設有中國班、日本班、朝鮮班、伊朗班、土耳其班等。東方大學19211021日正式開學,該年教學計劃包括12門課:自然科學、人類社會史和歷史進程的本質、俄羅斯史、西方階級斗爭史、政治經濟學、東方學、俄國與俄共革命斗爭史、經濟地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蘇維埃建設、俄語、數學。而19221923年的教學大綱則有4個系列30門課,第一系列包括9門課: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社會形態發展史(文化史)等。第二系列包括10門課:政治經濟學、俄羅斯史(包括俄共(布)歷史)等。第三系列包括10門課: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生物學(高級神經活動)、哲學史、社會學說史、馬克思主義政權與國家理論、西方史、工人運動史、外語等。第四系列課程:蘇俄經濟政策(包括土地關系)。

  東方大學招收的第一屆中國班學員,是從上海外國語學社選拔的羅亦農、劉少奇、王一飛、任弼時等34人,他們1920年至1921年分三批派赴莫斯科。由于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國內革命斗爭急需人才,1923年陳獨秀向共產國際建議,將在法國留學的黨的活動分子派往蘇聯學習,以培養中國革命的干部。因之,從19233月至19249月,在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協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歐支部123名成員先后分三批赴東方大學學習,其中有朱德、鄧小平、傅鐘、李慰農等人。至1924年,莫斯科東方大學有60多個民族的1000多名學員,外國部的中國學員約占三分之一,主要是一些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為適應中國共產黨急需革命斗爭人才的形勢,“第一屆中國班學員在俄學習時間一般為一兩年(有的甚至不到一年),但他們所要學習的內容很多,主要集中在政治學科,特別是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上”。

  中國班的學員也十分珍惜這種學習生活。許多學員學習非常用功,例如李慰農在法國就自修俄語,“來東方大學后很短時間內,他就能在課堂上直接聽懂俄國教師講課,并且能夠嫻熟地使用俄文做筆記。列寧的《青年團的任務》、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和波格丹諾夫的《政治經濟學》等必修課,他都取得了優秀的學習成績。課余,他還多次精讀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

  由于東方大學教學主要用俄語進行,有些中國學員還兼當翻譯,例如瞿秋白就擔任過翻譯兼助教并主講過社會學課程。經過東方大學的培訓,瞿秋白較多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知識,這為他后來回到中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作出較大貢獻打下了良好基礎,也為他成為中國革命的早期領導人創造了條件。俄語基礎好、在教學時當翻譯的還有李仲武(筆名仲武)、王一飛、任弼時、抱樸,以及羅覺(羅亦農)、蔣光慈(筆名蔣光赤)等。

  許多成績優秀的學員在學習之余還翻譯馬列著作,撰寫文章,向國內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例如,蔣光慈翻譯了列寧、斯大林的一些重要文章,編寫了《列寧年譜》,陸續刊登在《新青年》上。他還撰寫了宣傳唯物論、革命文學的論文并寄回國內,先后在《新青年》《向導》上發表。由于在東方大學學習的學員不斷提供稿件,《新青年》等刊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內容大大加強。例如,19241210日的《新青年》季刊第4期“國民革命號”刊載的翻譯文章有:列寧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蔣光赤譯)、《中國戰爭》(弼時譯)、《革命后的中國》(仲武譯)、《亞洲的醒悟》(仲武譯)、《落后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仲武譯)、斯大林的《列寧主義之民族問題的原理》(即《列寧主義基礎》)(蔣光赤譯)等。這些譯文有的還同時刊登在《政治生活》等刊上。東方大學學員也撰寫了不少文章寄往國內發表,例如趙世炎撰寫的《蘇俄與美國》一文,曾發表在19241月的《向導》周刊上。同年3月,他的《世界與列寧及列寧主義》和《列寧》兩篇文章發表于《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這屬于較早在中國報刊上介紹列寧和列寧主義的文章。學員中還有從事著作翻譯的,例如羅亦農等翻譯了《共產主義ABC》和其他理論著作。

  不僅如此,東方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更是以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實踐活動。例如,1922年初在東方大學入黨的任弼時,通過“刻苦學習,精通了俄語,堅實地打下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基礎”。1924年秋,他回到上海,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工作。19251月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任弼時根據大會決議精神撰寫了《怎樣布爾什維克化》,發表于《中學校刊》1925年三、四月份合刊。任弼時積極從事青年團的宣傳工作,“在《中國青年》發表許多文章,向青年介紹馬列主義理論,如《馬克思主義概略》《列寧主義要義》;介紹青年工作的情況和經驗,如《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怎樣青年群眾化》《列寧與青年》,等等”。

  繼莫斯科東方大學之后,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為紀念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于1925319日做出決定,在蘇聯建立一所專門為中國國民黨培訓干部的學校,定名為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不過中國學員習慣稱它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國共兩黨后來許多要人、名人都曾在此學習過。短短5年間,中山大學總共接收了859名中國留學生。其中共產黨學員有鄧小平、陳伯達、烏蘭夫、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王稼祥、楊尚昆等;國民黨學員有蔣經國、谷正綱、谷正鼎、鄧文儀、鄭介民、康澤等。

  “中山大學師資力量雄厚,到1928年,中大共有160名教師,其中有不少是蘇聯的中國問題專家、漢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中山大學開設的課程與東方大學相似,主要有語言、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列寧主義、軍事學等,學制為兩年。語言課要求深入學習俄語;歷史課包括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等;哲學主要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學習《資本論》,還有經濟地理等。大學的教授除俄國人外,還有德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由于語言不通,需要翻譯從中進行溝通,許多講義也需要從各種外文譯成中文。校方為解決這兩個難題,除加緊培養翻譯人才,還從上海購買了中文印刷器材并雇用數名中國印刷工人,以印刷中文教材。

  1927年國共分裂后,19289月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將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只招收共產黨員。“南昌起義和廣州暴動失敗后赴蘇聯的共產黨員,多數進入這個學校學習。”1930年,中山大學完全停辦,部分學員轉入其他學院學習。例如,董必武等人進入列寧學院學習;王稼祥、張聞天、沈澤民、郭紹棠、陳紹禹等人轉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他們后來回國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其中不少人對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發揮了較大作用。

  莫斯科中山大學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有特殊貢獻。當時的學生盛岳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把馬克思主義思想介紹到中國來這一點上,中山大學也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大承擔了卷帙浩繁的翻譯任務,譯成了許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中文經典著作。這一工作的成果是,很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首次被譯為中文,并盡量做到了馬克思主義名詞中文譯名的統一。而且,不少中山大學學生回到中國后,繼續從事這一重要的翻譯工作。他們的事業對于許許多多中國人,特別對黨的干部的思想作出了巨大貢獻。”盛岳憶及,中山大學設有翻譯局,俄譯中一直是中山大學的重要工作。起初翻譯工作主要是為了適應課堂的需要,每一門課的講義都做翻譯。有些講義,如經濟地理、西方革命史和社會發展史,被一些中國學生寄回國以自己的名字出版。翻譯局同時也翻譯經典著作,如“卜濤明翻譯了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以及卡爾·考茨基的《馬克思經濟學說》”。盛岳自己除翻譯了專題講義、參考書外,“還譯了恩格斯的兩本著作:《從猿到人》和《自然辯證法》”。1930年春,盛岳又與楊尚昆“突擊翻譯斯大林的巨著《論反對派》”。《論反對派》曾由《新華日報》發行,在重慶出售。

  盛岳認為,蘇聯國家出版局跟中山大學合作,中俄兩國人員聯手使馬列著作達到真正準確的翻譯,當時,“馬恩列斯的主要翻譯工作由于時間和力量不足而沒有著手。為了補救這種情況,蘇聯國家出版局跟中山大學合作,翻譯和出版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國家出版局出錢,中山大學出翻譯人才,這樣才著手進行列寧全集頭幾卷的翻譯工作。中山大學停辦之后,這些翻譯人員留在莫斯科,在蘇聯國家出版局繼續他們的工作”。“雖然這些翻譯人員并沒有搞完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工作,最后,由共產黨中國的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接著完成,但翻譯局已譯出的著作被中國共產黨作為標準本使用了很多年。”翻譯工作“對提高中國共產黨人思想理論的普遍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以至于現在徒弟已經超過了師傅”,正是俄國人“在中山大學發起了對共產主義大師們的著作進行真正準確的翻譯”。盛岳還說:“某些馬列著作當然還有其它中譯本,大都系從日譯本轉譯,但這些譯本均譯得不好。”作為親歷者,盛岳的回憶較真實地反映了中山大學在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列寧學院于1925年底在莫斯科成立,目的是對來自各國的革命者進行系統、正規的教育,幫助學員深入學習并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探討實現本國革命的途徑。列寧學院直接劃歸共產國際領導,創建之初由當時頗負盛名的老布爾什維克、理論家、共產國際重要領導人布哈林擔任院長。列寧學院的學制為兩年,但可隨時根據各國革命斗爭的具體實際情況開設各種長期班。列寧學院開設的基本課程包括:列寧主義教程(選編列寧的著作為教材)、聯共(布)黨史(以聯共監察委員會主席雅羅斯拉夫斯基所編的講義作為教材)、西歐工人運動史(選編盧森堡等著名歐洲工人革命活動家的著作為教材)、政治經濟學、哲學、歷史、地理、軍事課等。列寧學院的教學采用講授與啟發相結合的方式,學員們通過教師講授和自己認真讀書學習,深入研究探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重大理論問題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討論切磋的風氣十分濃厚熱烈。在列寧學院學習的中國學員有董必武、劉仁靜、陳郁、李維漢、李立三等,他們大多成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直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列寧學院停辦,一些在那里學習的中國學員才回國。

  紅色教授學院也為中國培養了一些理論人才。該學院是根據列寧簽署的教育人民委員會法令《關于籌建紅色教授學院機構》,于1921103日正式創建的,第一任院長是著名歷史學家波克羅夫斯基(18681932年)。在紅色教授學院的中國學員較少,只有張聞天、王稼祥、沈澤民、郭紹棠、陳紹禹等人。

  伏龍芝軍事學院則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些優秀軍事人才。該學院19252月開始設立中國學員班,專門向中國學員傳授蘇聯紅軍軍事理論和實戰技術。不過,中國班學員的數量不是很多,最初只有劉云、劉伯承、左權、屈武、陳其科等6人。193040年代,楊至成、劉亞樓、李天佑、鐘赤兵等也曾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劉伯承是1927年底奉黨派遣赴蘇聯學習軍事,先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后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他1930年學成回國,先后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等要職,協助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處理軍委日常工作,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并負責講授暴動方略、游擊戰、運動戰等課程。1932年,劉伯承到中央蘇區后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在反“圍剿”作戰期間,他曾撰寫《現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到敵人后方開展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并翻譯《合同戰術》等多篇蘇軍教材及理論文章,促進了紅軍干部軍事素質的提高。左權于1930年與劉伯承等一道回國,曾與劉伯承共同校譯《合同戰術》。

三、1920年代起: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被譯成中文大量出版發行

  維經斯基、楊明齋等人的中國之行,打開了俄國—蘇聯與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通道,俄國—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然而,由于受到中國懂俄文的人才限制,俄文論著并未立即取代其他語種如英文、日文、德文等,包括列寧著作在內的英文、日文等轉譯本仍是中譯本的重要資料來源,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源于德文、英文。這種狀況直到1920年代蘇聯共產黨創辦了幾所大學培養的中國學生陸續回國后,于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才開始漸漸改變。加之蘇聯官方機構如蘇聯國家出版局等工作和中國共產黨人重視翻譯工作,最后發展到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內的俄文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全部引入中國,俄國的其他許多文化作品也都大量引入中國。

  當然,這一切都與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分不開。即使受限于語言,但有關俄國的文獻明顯受到重視,得以廣泛傳播。就在維經斯基、楊明齋等人在華期間,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除了支持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陳望道從日文版轉譯,19208月出版)外,還出版了其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譯著,這些著作中有關列寧主義學說的內容開始增多。“據統計,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至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前,我國報刊發表列寧著作中譯文文獻13篇,其中包括《國家與革命》等主要著作的部分中譯文。”

  為紀念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出版的《共產黨》月刊的創刊號(1920117日)發表了列寧著作《俄羅斯的新問題》,即《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文獻·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譯文,還發表了譯自美國刊物《蘇維埃俄國》的《列寧的著作一覽表》,列舉了列寧重要著作19種。《共產黨》第1卷第3號(1921年)又刊載了譯自美國《民族》雜志的《加入第三國際大會的條件》,即《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文件》;第14號繼之發表了P生(即沈雁冰)翻譯的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第一、二節(亦由英譯本轉譯)。此后,列寧的著作開始在中國流行。例如,《廣東群報》1921634日刊登根據同年521日華俄電,莫斯科《紅邦報》創刊號刊登的《列寧之新經濟論文》;《時事新報》1921625日刊登《共產黨與小資本家結合——列在共產黨大會之演說》等。

  19219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即計劃翻譯出版“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叢書”11種,其他9種。由于各種原因,這些書未出齊。“馬克思全書”出了4種:除《共產黨宣言》外,還有《革命與反革命》(19205月出版)、《馬格斯資本論入門》(19209月出版)、《工錢勞動與資本》(即《雇傭勞動與資本》,192112月出版)。“列寧全書”出了5種:《列寧傳》、《勞農會之建設》(即《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李立譯);《討論進行計劃書》(包括《對于革命中無產階級問題的建議》即《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和《討論進行計劃書》即《論策略書》兩本);《共產主義禮拜六》(即《偉大的創舉》,節譯);《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即《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節譯)。“康民尼斯特”叢書出了4種:《共產黨的計劃》(192112月出版),《俄國共產黨黨綱》(19221月初版)、《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19221月出版)、《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19224月出版)。其他9種(《馬克思學說理論的體系》《空想的與學科的社會主義》《倫理與唯物史觀》《簡易經濟學》《多數黨底理論論》《俄國革命紀實》《多數黨與世界和平》《馬克思經濟學》《家庭之起源》)叢書中,只出了《俄國革命紀實》(19221月出版),另還將《李卜克內西紀念》《兩個工人談話》《太平洋會議及我們應取的態度》一起編入出版。為避免遭受北洋軍閥的迫害,這套在上海出版的書在版權頁上標明“廣州人民出版社印行”。

  19231月,新青年社與人民出版社的廣州發行所合并后,出版了布哈林等著的《共產主義ABC》《中國革命問題集》等書約20種。同年,上海創立新文化書社出版了李春蕃(柯柏年)譯的列寧的《帝國主義淺說》(即《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討論集》等。

  1924年,為悼念列寧,北京地區編印了《列寧紀念冊》特刊,其上載有李春蕃譯的《農稅的意義》《共產主義社會底進化》兩文。19241220日,《新青年》季刊第4期“國民革命號”刊載了列寧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蔣光赤譯)、《中國戰爭》(弼時譯)、《革命后的中國》(仲武譯)、《亞洲的醒悟》(仲武譯)、《落后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仲武譯)、斯大林的《列寧主義之民族問題的原理》(即《列寧主義基礎》)(蔣光赤譯)等。《新青年》季刊第4期上刊載的這些譯文,主要來自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此后,直接源自俄國的譯文也開始增多。

  1925122日,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對于宣傳工作之決議案》,對辦好《向導》《新青年》《中國工人》等報刊以及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等做出明確規定。同年28日,為悼念列寧逝世一周年,《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發行“列寧號特刊”,刊載了鄭超麟譯的列寧的《托爾斯泰與當代工人運動》一文。同年2月,上海新文化社出版柯柏年翻譯的《帝國主義淺說》(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先行發表過該書部分譯文)。另外,柯柏年還翻譯了列寧的《共產主義社會底進化》《農稅的意義》《唯物史觀與馬克思》《國家與革命》(第一個全譯本由汕頭《嶺東日報》副刊《革命》從192716日起連載)等。

  值得提出的是廣東地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1926年,共產黨員李春蕃與“非黨布爾什維克”李春濤等在汕頭市創辦了震東社會科學院,翻譯、宣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李春蕃先后翻譯出版著作8本:馬克思的《18486月巴黎無產階級之失敗》、列寧的《唯物史觀與馬克斯》《帝國主義淺說》(新文化書社版)《國家與革命》《論妥協》《革命之一根本問題》《俄國革命之四周年》、斯大林的《列寧主義概論》。這8本書有的是仍保留版權的新作,有的是當時剛出版或將出版的。1927121日是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日,《嶺東民國日報》的《革命》副刊刊登“研究列寧主義書目”,“開列了34本書,其中介紹列寧生平的4本,介紹列寧主義的4本,介紹俄國革命與建設經驗的5本,列寧的著作19本”,還有斯大林、布哈林以及瞿秋白等人的著作。總體來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短短6年內,列寧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列寧的著作仍然不斷出版,包括《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彭偉秋、杜畏之譯)。此外,《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都有中譯本,有的書還有幾種版本。例如,19297月,中外研究分會也出版了《國家與革命》。1930年,中國共產黨創辦的華興書局出版了陳文達譯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陳瑞宣譯的《三個國際》等;上海浦江書店出版了江一之譯的《國家論》,吳涼譯的《左派幼稚病》;上海神州學術出版社出版了《一九一七年革命文選》;193310月,上海中華書店出版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基本任務》即《青年團的任務》(偽裝的封面書名是《銀行會計概要》)。

  在上海,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1930年代也“翻譯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目前至少發現有113種,包括列寧有關著作”。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從1920年代土地革命戰爭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在艱苦的歲月中極為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出版,除《共產黨宣言》等外,列寧的著作有《國家與革命》(中央出版局1932年)、《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1932年)、《社會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策略》(中央出版局1932年,同時以《兩個策略》為書名出版)、《“左”派幼稚病》(中央出版局1932年)等。此外,一些刊物如《斗爭》19347月第68期刊登了馬克思的《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國》等著作。

  中央蘇區翻譯出版的斯大林的著作種類也比較多,主要有《為列寧主義化而斗爭》(中央印刷局1932年)、《斯大林同志論反對派》(中央局1932年)、《列寧主義問題》(中央局1934年)、《論布爾什維克中的幾個問題》(1934年鉛印本)以及《斯大林論列寧》(蔡乾譯,青年實話編輯委員會1933年)、《列寧主義概論》(青年實話編輯委員會1934年)。

  同時,中央蘇區還出版了不少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著作,如《三個國際》(中央出版局1932年)《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中央出版局1932年)《國際綱領》(中央出版局1932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翻譯,1933年)《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中央局1933年)《少共國際小史》(中央出版局1932年),等等。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是中共中央領導抗日戰爭的根據地,也是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中心。19386月中央馬列學院成立后,即設立了編譯部這個黨的歷史上首個專門編譯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機構,還設立了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解放社。解放社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抗日戰爭參考叢書”及《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其中,《列寧選集》出版了第118卷,《斯大林選集》出版了第15卷。這些著作都來源于俄文,其中《列寧選集》是根據莫斯科馬恩列學院出版的俄文版《列寧選集》6卷本譯出的。同時,解放社還重印了一些譯文質量較好的列寧著作,主要選自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列寧著作,如《列寧選集》中文本第3789101213卷以及其他單行本。1942年,解放社還出版了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

  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黨統治區和日本侵略者占領區,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也大量傳播列寧的著作。例如,1937年,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了《列寧家書集》(徐懋庸譯),新知書店出版了《帝國主義論》(吳清友譯);1938年生活書店據莫斯科版中文本排印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左派”幼稚病》,1939年生活書店重印了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40年讀書出版社出版了《社會主義與戰爭》(徐冰譯)、《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筆記》(冰生譯)、《列寧論戰爭》(焦敏之譯),1943年讀書出版社出版了《列寧論文化與藝術》(蕭三譯)等著作。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報刊也積極傳播列寧著作。例如,延安《解放周刊》發表列寧著作漢譯文9種,其中有李春蕃譯的《紀念恩格斯》、艾思奇譯的《關于列寧辯證法的筆記》、吳黎平和王石巍譯的《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楊松和袁維譯的《社會主義與戰爭》。重慶的《新華日報》刊載有列寧著作6種,其中有徐冰譯的《社會主義原則與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戈寶權譯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等。重慶的《群眾》亦刊載有列寧著作6種,其中有徐冰譯的《革命的教訓》、戈寶權譯的《列寧論高爾基》等。“據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期間,發表的列寧著作達50種之多。”

  解放戰爭期間,延安解放社除繼續出版《列寧選集》之外,還出版了多種列寧著作單行本。例如,1948年出版了《土地問題理論》(曹葆華譯);1949年出版了《論民族土地問題》(張仲實譯)、《卡爾·馬克思》(博古譯)、《論國家》(何錫麟譯)、《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曹葆華譯)等著作。

  同時,其他地區黨領導的出版機構也出版了多種列寧著作,如《青年團的任務》(大連中蘇友好協會1946年)、《卡爾·馬克思》(博古譯,晉察冀新華書店1946年)、《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東北書店1947年)、《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曹葆華譯、博古校,晉察冀新華書店1947年)、《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焦敏之譯,棠棣出版社1948年)等。“據粗略統計,在這一時期,上海、北京、天津、大連、漢口、廣州等地的報刊發表的列寧著作中譯文有20多種。”

  解放戰爭時期,蘇聯出版的列寧著作中文本數量大大增加,達到了19種,而中國出版的也有16種。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10多年中,蘇聯出版的列寧著作漢中文本有幾十種,包括了列寧的主要著作。蘇聯出版的著作,“無論是多卷本的‘選集’,還是單行本,我們的出版機構全部重印過,其中有的單行本重印多次。蘇聯提供的中文本,譯文水平比較高,印刷質量比較好。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列寧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單行本,而且有些著作已有好幾種版本”。“據統計,僅在194910月至195011月的一年中,重印的列寧著作就有20多種”,其中包括《國家與革命》(194910月)、《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194912月)、《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19501月)、《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502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503月)、《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19507月)等重要著作。

  在列寧著作傳入中國后不久,斯大林的著作也開始傳入中國。1924年,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部分內容由蔣光赤(蔣光慈)、瞿秋白先后譯成中文。蔣光赤翻譯了該著作的第6章《民族問題》,題目為《列寧主義之民族問題原理》,載于1924122日廣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4期。瞿秋白所譯內容題為《列寧主義概論》,首載于1925422日廣州出版的《新青年》第1期。192610月,湯澄波翻譯的《論列寧主義基礎》全譯本,由廣州國民大學出版。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包括《論列寧主義基礎》在內的斯大林著作通過一些進步刊物和黨內刊物在許多地方廣為傳播。中央蘇區翻譯出版的斯大林著作種類是比較多的,主要有《為列寧主義化而斗爭》(中央印刷局1932年)、《斯大林同志論反對派》(中共蘇區中央局1932年)、《列寧主義問題》(中共蘇區中央局1934年)、《論布爾什維克中的幾個問題》(1934年鉛印本)以及《斯大林論列寧》(青年實話編輯委員會1933年)、《列寧主義概論》(青年實話編輯委員會1934年)。1930年代,斯大林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著作也有了中譯本。如1933年上海揚子江書店、1934年中共蘇區中央局、1939年延安解放社先后翻譯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斯大林的著作包括《論列寧主義基礎》《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等都有較完善的中譯本。19385月,上海播種社還出版了斯大林的文集《論反對派》。19391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5卷本的《斯大林選集》,全書收入了斯大林的重要理論著作59篇。這個選集后來在全國范圍內發行。并且,“1942年,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期間,斯大林的許多著作如《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斯大林論自我批評》等均被列為整風學習的文獻”。此外,斯大林的哲學著作《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也被譯成中文。《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系《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的第四章第二節,由斯大林親撰。它未署斯大林的名發表于1938912日蘇聯《真理報》。博古根據《真理報》原文將它譯成中文,譯本于193812月出版。出版后博古即贈送毛澤東一本,毛澤東進行了認真研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影響很大,一直延續至新中國成立以后。

  解放戰爭時期,莫斯科外文局翻譯出版、同時由中國翻印的斯大林著作,有《論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48年解放社重印)、《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的策略》、《論列寧》等。在國內也繼續出版了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如《答復國際重要問題》(即答復英國《星期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威斯1946917日給斯大林的短簡中提出的31個問題,上海蘇商時代書報社1947年)、《論工業生產中的幾個問題》(東北書店1948年)、《論中國革命問題》(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天津新華書店1949年)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斯大林的著作更加及時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例如他的重要理論著作《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6月)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10月)在蘇聯發行后很快被譯成中文出版。

  隨著出版條件改善,黨中央非常重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的系統出版。195012月成立的人民出版社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1953年,中共中央編譯局開始有計劃地翻譯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主要成績在于出版了“三大全集”,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這些全集的文獻來源于蘇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翻譯的。而俄文版是根據蘇共中央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譯,蘇聯國際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55年開始出版的。中譯本在譯校過程中參考了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文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50卷,從1956年至1985年出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也是中央編譯局在中文第一版基礎上,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及德文版(歷史考證版)由中共中央編譯局重新編輯的,共70卷,從1995年起至2015年已出版了24卷。不過,第二版收入了第一版未收的一些著作,刪除了第一版誤收的、不是出自馬克思和恩格斯手筆的材料。全部著作除個別語種外,均按原文譯校。同時,中央編輯局還編譯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及《列寧專題文集》(5卷本),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完全以《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為根據翻譯,共有39卷,由人民出版社從1955年至1963年出齊。1982年,黨中央決定自行編輯、出版《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同樣是在蘇聯編輯的《列寧全集》第五版基礎上,增收了《列寧文集》俄文版的部分文獻編譯而成。這個60卷本的《列寧全集》重新校訂了譯文,編寫了注釋、人名索引等各種資料,從1984年至1990年出齊。這是我國自行編輯、收錄文獻最全的一套《列寧全集》,所有文獻都來自俄文。此外,《列寧文稿》中文版第一—十七卷全部文獻都來自俄文。《列寧文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從1977年至1990年出齊。它是《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一—三十九卷的補卷,收入了《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沒有收入,而在《列寧全集》俄文第五版(55)和《列寧文集》俄文版中收入的文章和著作。同樣,《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總共13卷由中央編譯局根據俄文版《斯大林全集》譯出,由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至1958年出齊,并全國累計發行660萬冊。19628月,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的《斯大林文選》(19341952年)內部發行版,收入的103篇文章全都來自俄文。

  中央編譯局選編、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的文獻來源也來自俄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本)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選編的,1972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選集收入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110篇、書信96封。這個選集先后出了6種版本。不過,在1972年版的基礎上,中央編譯局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本)第二版同時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德文版新版對照譯校,調整并增加了一些篇目,例如《資本論》篇章的節選。這個新選集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繼之,中央編譯局又編譯了新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本)于2012年發行,是謂第三版。

  《列寧選集》(4卷本)雖然是根據《列寧全集》中文版選編的,但最終文獻來源仍是俄文。該選集收入列寧的主要著作205篇,196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了第一版后,又出了3種版本。在此基礎上,中央編譯局編譯了新版《列寧選集》(4卷本)第三版,其譯文參照《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并在原版基礎上譯校而成,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并且,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寧文集》是據解放社版重新編印的,共分7冊,于1953年至1954年出齊。該社還出版了一套《列寧文選》(2卷集)并曾多次重印。

  中央編譯局還編譯了《斯大林選集》(上、下卷),收入斯大林19011952年主要著作58篇,由人民出版社197912月出版,共收入的58篇文章的文獻來源都是俄文。

  此外,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大批重要著作的單行本,或一些專題文集和專題言論匯編本。并且,一些出版社如民族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還把列寧的一些重要著作譯成多種民族文字和盲文。這些中文版的最終文獻來源都是俄文。

四、1920年代起: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哲學論著大量傳入中國

  在蘇聯學界系統譯編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大量轉傳入中國,系統編輯的列寧、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大量傳入中國的同時,蘇聯學者撰寫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哲學論著也大量譯成中文,在中國廣為傳播。

  早在1920年代,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論著在中國的傳播就已開始,至1930年代達到一個高峰,至1950年代又達到一個更高水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未斷絕。1978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論著的翻譯出版又得到恢復,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時。

  在1920年代,瞿秋白是將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引入中國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編寫之先河,并親自講授。1924年,瞿秋白主編的一套“社會科學講義”,包括《現代社會學》《現代經濟學》《社會哲學概論》《社會思想史》《社會運動史》《社會問題》等。這套講義由上海書店出版,其中《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由他本人撰寫。瞿秋白還撰寫《社會科學講義》,并在此基礎上撰寫了《社會科學概論》,該講義由上海書店出版后,至19496月印行了11版。1923年至1927年間,瞿秋白還寫作發表了《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等文章,并翻譯了蘇聯的哲學教授郭列夫的《無產階級哲學——唯物論(新青年社1927年)、斯大林的著作《列寧主義概論》(新青年社1927年),使中國人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較多了解。可以說,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上,瞿秋白是開拓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這一新的傳播通道的重要人物。

  當瞿秋白開啟傳播之先河后,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的一些知名學者的著作大量譯成中文出版。例如,從1925年起,上海書店組織出版的一套“中國青年社叢書”,即是譯自蘇聯的《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淺說》《關稅問題與特別會議》《青年工人問題》《將來之婦女》等著作。

  在中譯的蘇聯哲學著作中,布哈林的作品影響頗大。布哈林寫成于1921年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曾被譯成30多種文字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在中國即有7種以上的譯本,如《唯物史觀》(上海書店1925年)、《唯物史觀》(陶伯譯,泰東圖書局1930年)、《歷史的唯物論》(梅根、依凡譯,普益出版社1930年;劉伯英譯,現代書局1930年)等。從該書內容看,布哈林對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通俗解說確實起了重要的傳播作用。另外,布哈林的《社會主義大綱》(高希圣、郭真譯,上海平凡書局1930年)也是較早在中國出版的著作之一。

  相較而言,德波林的哲學譯著數量比布哈林的要多,如《唯物辯證法與自然科學》(光華書局1929年)、《伊里奇的辯證法》(任白戈譯,辛墾書店1930年。又譯為《辯證的唯物論者:鳥里雅諾夫》,韋慎譯,秋陽書店1930年)、《唯物辯證法入門》(朱明譯,文藝書店1930年)、《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張斯偉譯,樂群書店1930年)、《近代物質論史》(林一新譯,辛墾書店1936年)等。德波林的這些著作當時在中國學界影響很大,但隨著蘇聯對德波林的政治批判,至1930年代后期他的著作在中國不再受到重視。

  普列漢諾夫這位著名理論家的著作在中國也有很大影響。他的《藝術與社會生活》(雪峰譯,水沫書店1929年)、《史的一元論》(即《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吳念慈譯,神州國光社1930年)、《戰斗的唯物論》(杜畏之譯,神州國光社1930年)、《從唯心論到唯物論》(王凡西譯,上海滬濱書局1930年)、《近代唯物論史》(王若水譯,上海泰東書局1930年)、《馬克思底根本問題》(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上海泰東圖書局1930年)等著作,都被中國學界譯成中文陸續出版。普列漢諾夫的這些哲學著作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都受到重視。不過,普列漢諾夫因屬前輩人物且已去世,相較而言不像布哈林和德波林等人在蘇聯現實的理論活動中發揮作用,但他的思想影響更為深遠。

  至1930年代,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少壯派的著作開始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有三個中文本對中國哲學界的影響特別大、特別深遠。它們是西洛可夫和愛森堡等人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李達、雷仲堅譯,筆耕堂書店1932)、米丁主編的《新哲學大綱》(艾思奇、鄭易里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的詞條“辯證唯物論”,國際文化社1936)、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下冊)(沈志遠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1938年)。譯者們在做介紹時,都認為這三本書是蘇聯哲學界的最新成果,中國哲學界也把這三本書視為最好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它們在當時十分暢銷,本身就說明了其受歡迎的程度。這三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共同特點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哲學著作中吸取一些重要理論觀點作為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據,以教科書的形式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內容系統化、條理化,使讀者比較容易掌握。這些作品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較為適應和滿足當時人們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需要,具有積極作用。但由于蘇聯哲學工作者過多地從政治斗爭的需要出發來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亦缺乏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系統深入研究,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許多重要理論觀點并沒有得到挖掘和重視。然而,這類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由于其條理化的特點又較為通俗易懂,故在中國得到較大范圍的傳播,并在傳播過程中被視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集中闡述。這樣,它們所闡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規律、范疇等被固定化,闡發的理論框架被程式化,并與馬克思主義原著疏離開來。久而久之,在中國學界只要談及馬克思主義哲學,頭腦中的印象就是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

  蘇聯的這類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譯成中文出版的還有很多,例如,伏爾佛遜的《辯證法的唯物論》(林超真譯,滬濱書局1930年版;春秋書店,1932年版;亞東圖書館1936年版、1947年版)、佛理采的《藝術社會學》(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年)、畢謫列夫斯基的《歷史唯物論入門》(嚴靈峰譯,新生命書局1936年)、瓦因斯坦的《辯證法全程》(汪耀三、金奎光合譯,光明書局1938年)、《社會主義與道德》(潘朗編譯,中華書局1949年),等等。

  隨著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大量傳入,中國學界還關注并介紹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情況。這主要是從蘇聯留學回國的學者從事這些工作。例如,張如心撰寫了《蘇俄哲學潮流概論》(光華書局1930年)。該書較為系統地介紹了19171929年俄國—蘇聯哲學思潮發展的幾個主要階段,哲學界斗爭的經過、內容與結局等。沈志遠則在1930年代撰寫過一篇長文《蘇俄哲學潮流之檢討》(《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19348月),較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俄國傳播發展的歷史過程,蘇聯哲學界不同派別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情況。這些介紹對中國學界了解俄國—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演化情況很有幫助。

  不過,雖然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的傳播在中國占主流,但并不排斥其他一些國家如德國、法國等國學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也在同時段相繼傳入。例如,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被翻譯介紹到中國的有:工人出身的學者狄慈根的《新唯物論的認識論》(楊東莼譯,昆侖書店1929年第2版)、《辯證法的唯物觀》(上海昆侖書店1929年)、《辯證法的邏輯》(柯柏年譯,南強書局1935年;生活書店1947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年)、摩陵(梅林)的《歷史的唯物主義》(屈章譯,創造出版部1929年)、柯諾的《馬克斯的唯物歷史理論》(朱應祺、朱應會譯,上海泰東圖書局1930年)等。法國學者的譯著有拉法格的《經濟決定論》(劉初鳴譯,辛墾書店1930年)、《宗教及正義·善的觀念之起源》(熊得山、張定夫譯,昆侖書店1930年)《弱海時、拉法格合著的《在歷史觀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青銳譯,辛墾書店1930年)、《社會與哲學的研究》(張達譯,新生命書局1931年)、《財產之起源與進化》(楊伯愷譯,辛墾書店1932年)、伊科維茲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樊仲云譯,上海新生命書局1930年;戴望舒譯,水沫書店1930年;江思譯,作家書屋1949年)等。盡管如此,這些著作的引入并不影響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的傳播在中國占主流。

  新中國成立后,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仍源源不斷地被引進中國。從1950年代開始,中國的高級黨校和一些高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基本上是按蘇聯出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原理”教材授課,蘇聯哲學家的學術論文也被翻譯成中文,匯集成冊出版,例如《蘇聯哲學資料選輯》(第125輯,《哲學研究》編輯部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1965年)就是較重要的資料匯集。1958年,康斯坦丁諾夫院士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這本在蘇聯最具權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于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譯本(譯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中國學界由艾思奇主編、1961年出版的頗具代表性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實際上是對康斯坦丁諾夫院士主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原理》的仿制。

  從1960年代起中蘇關系惡化后,蘇聯學界撰寫的相關馬克思主義書籍基本上不再被正面引進。例如,康士坦丁諾夫主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原理》自1971年出版以來,至1982年已出了第六版。其1972年版修訂版由袁任達、伊爾哲翻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6年出版,中譯版特地注明它是作為內部資料,供批判用。

  中蘇關系恢復正常后,1985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李光謨等翻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原理》的1982年的修改增補版,以供我國理論工作者、高等院校哲學專業師生研究參考之用。1990年,求實出版社又出版了斯比爾金等著、1988年出版的《哲學原理》,該書手稿曾獲全蘇高等院校大學生教科書競賽獎。它的特點是打破了以前教科書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框架,體系與內容都有所創新。這表明,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一段時間內,中國哲學界仍然關注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品。并且,中國的國家社科基金亦資助關于蘇聯哲學研究的課題,全國蘇聯東歐哲學研究會于1987年成立。1991年蘇聯解體以后,其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與教學式微,對中國學界的影響不再。中國學界再也沒有引進蘇聯解體后的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書籍。

  此外,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歷史學等教科書對中國的影響也很大。例如,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毛澤東在195912月至19602月與讀書小組成員曾認真研讀過,并聯系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際邊讀邊議。限于篇幅,這些方面的內容在此不再闡述、回顧。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網絡編輯:彩虹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21-02-01 2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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