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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英:從唯物史觀看歷史認識客觀性問題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歷史認識論研究在中國史學界興起之前,絕大多數歷史研究者都篤信能夠揭示客觀歷史真相,獲得客觀性認識。他們大都認為,有對待史料科學客觀的態度,有科學理論唯物史觀作為指導,有不斷在史料和實物證據中檢驗歷史認識的努力,怎么會得不出有關歷史過程的客觀認識呢?受西方歷史哲學研究從思辨的歷史哲學向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轉向的影響,中國史學界開始了歷史認識論的研究,并很快掀起了一個小的高潮。經過對歷史認識論問題較深入的探討,歷史認識主體必然會受到諸多主體性因素的影響成為常識。緊接著,世紀之交后現代史學傳入國內,并很快產生較大影響。后現代史學不僅強調主體性因素對歷史認識的影響,而且強調歷史學家所使用語言的建構性質,因此歷史認識只能是歷史認識主體建構的話語體系,無客觀性可言。如果說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是指歷史認識主體對客觀歷史過程的正確認識也是歷史學存在的合法性依據的話,那么,經過歷史認識論研究和后現代史學研究的兩輪沖擊之后,史學界已經沒有多少人再相信歷史認識能夠做到客觀、科學。無怪乎有學者戲言:“歷史認識論研究砸了歷史學者的碗,后現代史學研究砸了歷史學者的鍋。”對歷史認識能夠做到客觀這一觀點的解構不僅使歷史學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質疑,而且使史學理論工作者與實證歷史研究者之間產生了分裂。前者放棄了對歷史過程重大理論問題的思考,在唱衰歷史學合法性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后者則堅持自己的實證研究,不再關注理論工作者的“聒噪”。

唯物史觀提供新思路

有些歷史學者將唯物史觀視為一種歷史本體論,即有關歷史發展過程本身的理論體系,似乎認為它在歷史認識論的研究方面沒有什么見識。甚至有學者認為,歷史認識論研究填補了唯物史觀在史學理論研究方面的空白,是史學理論的重大發展。但事實并非如此,唯物史觀在歷史認識論方面的真知灼見,為我們突破在歷史認識客觀性問題研究上的停滯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唯物史觀的創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克服了唯心史觀和機械唯物論的缺陷,由此避免了主客觀兩分的認識論。唯心史觀主張主觀決定客觀,認為歷史認識的來源和決定因素都是主觀因素,它不承認客觀對象對認識發揮的制約作用。機械唯物論則主張客觀決定主觀,認為歷史認識的來源和決定因素都是客觀因素,歷史認識只是對客觀歷史過程的機械反映,它不承認主體性因素對歷史認識發揮的能動作用。唯物史觀則超越主客觀兩分,既不認為是主觀決定客觀,也不主張是客觀決定主觀,而是肯定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確指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既然唯物史觀主張“生活決定意識”,那決定歷史認識是否客觀的就不是主體性因素是否發揮作用以及發揮多大作用,而是取決于從現實生活體驗中得出的認識是否深刻與全面,以及由此形成的歷史觀是否科學。

其次,從生活決定意識來看,歷史認識的形成是同歷史認識主體的現實生活密不可分的。馬克思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立場是其研究的出發點,“什么也阻礙不了我們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確的政治立場,因而把實際斗爭作為我們的批判的出發點”。馬克思從事歷史研究的目的是改造現實世界,解決現實生活向他提出的問題,“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至于馬克思從事歷史研究所運用的理論——唯物史觀,則是他在現實生活中通過全面而深刻的生活體驗形成的,其中不僅包括精深而廣博的學術研究,更包括他投身無產階級爭取解放運動的實際斗爭。應該說,歷史認識論研究在這方面有許多可貴的認知。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的代表人物、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指出,正是現實生活的興趣促使人們去研究過去的事實,“顯而易見,只有現在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因此,這種過去的事實只要和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針對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一種現在的興趣的”。英國歷史學家卡爾指出,歷史學家研究歷史所持的立場是在他的現實生活中形成的,“立場本身是扎根在一個社會和歷史背景之中的”。但是,他們卻由此走向極端,認為一切歷史認識都只不過是歷史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建構起來的,誰也無權宣稱自己的認識就是客觀的。克羅齊就否認有不依賴于認識主體而獨立存在的客觀歷史,認為那是一種“永恒的幻想”;卡爾同樣認為,“構建這些基本事實不是依據這些事實本身的任何特性,而是依據歷史學家‘先驗的’決定”。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謬誤,上述歷史認識論研究者從主體性因素會影響歷史認識這一真理多走了一步,否定客觀歷史過程的存在和正確認識客觀歷史過程的可能性,從而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淖。

正確認識客觀歷史過程

歷史認識論認為,正是主體作用的發揮導致歷史認識不可能客觀地揭示歷史真相,而在唯物史觀看來,在認識過程中發揮主體作用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認識是歷史認識主體的認識,而歷史認識主體不可能不受自身在現實生活中形成的主體性因素的影響。關鍵的問題在于,受主體性因素影響的歷史認識一定不能正確認識客觀歷史過程嗎?盡管有不同的劃分,但將歷史認識劃分為歷史事實和歷史解釋應該是能夠為更多人接受的劃分。通過對史料和考古實物二重證據的考察,客觀地厘定歷史事實,是歷史研究首先要做的基礎性工作,也是多數歷史研究者認為能夠客觀予以揭示的對象,就連后現代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海登·懷特也不否認在確定歷史事實方面能夠做到客觀。但就歷史解釋亦即對歷史事實做出因果解釋而言,則是目前史學界多數人認為不可能予以客觀揭示的,所以也就不去對諸種解釋給出高下的評判,而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實用態度坦然予以接受。這是目前造成史學界各種解釋并存甚至荒謬的歷史虛無主義解釋都能存在的根本原因。唯物史觀早就解決了檢驗和評判歷史認識的標準問題,那就是實踐標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恩格斯同樣強調實踐檢驗標準:“布丁的滋味一嘗便知。當我們按照我們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來利用這些事物的時候,我們的感性知覺是否正確便受到準確無誤的檢驗。”當然,確實如歷史認識論研究所指出的,歷史是一次性的,無法用過去的實踐來檢驗和評判歷史認識。這無疑是在歷史學領域堅持實踐標準面臨的最大疑難。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論證的,歷史認識主體運用于解釋歷史事實的理論框架是在認識主體的現實生活中形成和演化的,對歷史事實的解釋只是運用這種理論框架在歷史事實之間確立因果關系。因此,我們首先可以在現實生活實踐中對這種理論框架進行檢驗。如果在現實生活實踐的檢驗中,這種理論框架被證明是錯誤的,那它不可能對歷史事實做出正確的歷史解釋。反之,如果它能夠經受現實生活實踐的檢驗,那在它的指導下就有可能給出正確的歷史解釋。當然,這種理論框架同樣能夠接受歷史事實的檢驗。理論框架之所以能夠給出歷史解釋,是因為它會在各種歷史原因之間進行重要性程度的排序,并指明它認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這樣,完全可以用歷史研究者認定的客觀歷史事實來對這種原因排序進行檢驗,尤其是可以對它認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否正確進行檢驗。

關鍵在于理論框架

由此可見,雖然歷史認識主體受到諸多主體性因素的影響,但這并不等于我們無法獲得對客觀歷史過程的正確認識。因為,決定歷史認識是否正確的關鍵在于解釋歷史的理論框架是否正確,是否能夠經受歷史和現實生活實踐的檢驗。由唯物史觀“生活決定意識”原理出發,越深入、越廣泛的現實生活體驗,就越有助于我們形成更深刻、更富洞察力的理論框架。馬克思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完成從唯心史觀向機械唯物論再向唯物史觀的轉變,正是因為他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驗更廣泛、更豐富,也更深刻。正是他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物質利益”問題,促使他對原來的研究方向與理論框架做出修正,“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澤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后,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正是在現實生活問題的不斷促動下,馬克思不斷地推進自己的研究,最終創建了唯物史觀這一科學的理論體系。這無疑為歷史研究者樹立了榜樣。蝸居在象牙塔中不僅限制了我們的視野,而且也束縛了我們的理論思考,使我們陷于細碎的歷史事實而無法自拔。回歸現實生活,在全面而深刻的現實生活體驗中形成、檢驗和發展的理論認識,是推動歷史學走出理論貧困的正途。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史學理論研究》副主編)

網絡編輯:彩虹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發布時間:2021-02-01 2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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