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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鵬:以馬克思哲學批駁“非道德論”觀點

 

 

  西方學界一直以來都有一種對道德在馬克思哲學中的應有位置(或馬克思是否具有一種道德哲學)的質疑態度,進而否定馬克思哲學與道德相容的可能性。這種觀點不但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張相違背,而且也破壞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乃至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與政治哲學建構的合法性。就此問題,我們不但要深入以伍德為代表的“非道德論”主張內部,對其作出有效回應,而且需在唯物史觀視域內確立“馬克思哲學的道德訴求”及其內涵。

  對于艾倫·伍德、德里克·艾倫、肖恩·塞耶斯、羅伯特·塔克、理查德·米勒等主張馬克思哲學“非道德論”(或“非道德主義”)傾向的學者而言,馬克思哲學尤其是其唯物史觀與道德在本質上是不能相容的。以最具代表性的伍德為例,他認為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雖然阻撓了包括“自我實現、安全、身體健康、舒適、共同體、自由”等在內的許多“非道德善”的實現,但它們與包括“美德、權利、正義、義務的履行以及道德上值得稱贊的品質”在內的“道德善”是根本不同的,因而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依據和立足點不是“道德善”,而是“非道德善”。

  當然伍德等人并非否認馬克思具有某種道德或正義理論,但他們將后者與古希臘時期的“德性正義”嚴格區分開來,認為它繼承于近代洛克、盧梭、康德、費希特等以正義作為評價社會制度及其美德的“法權正義”范疇。因而在馬克思看來,“正義是法權概念或法定概念,是一個與法律和依法享有的權利相聯系的概念。對他們來說,權利概念和正義概念是從法權的角度判斷法律、社會制度和人類行為的最理性的標準”。顯然,按照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標準來看,法權正義已經作為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衍生并與之相適應的觀念上層建筑領域而被限定在其生產關系內部,“法權關系的內容和由法權準則規約的法權關系是由生產關系所決定的,而生產關系又受與之相對應的生產力所決定”。依此邏輯,對超出法權正義邊界之外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是否是正義的”這一問題,馬克思的道德評價就失去了其評價效力。由此非道德論者在資本主義這一生產方式的邊界之內斷言,包括商品交換中剩余價值的占有、勞動力的買賣等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所作所為,都屬于法權正義的范疇。資本家支付了勞動力商品的全部價值,因而使用和剝削這一商品所產生的剩余價值“就是屬于他而從來不屬于任何人的”。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不僅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一致,而且如果沒有這種剝削,資本主義將不復存在。所以說,資本主義剝削是正義的。

  顯然,這種“正義”觀已經與非道德論者對資本主義剝削的主張內在融通在一起了。與道德善和非道德善的區分一樣,剝削也分為“道德化的剝削和非道德化的剝削”,正如有兩種不同的惡(道德上的惡與非道德的惡)。因而在馬克思看來雖然剝削是惡的,但它卻不總是非正義的(道德化的),資本主義剝削雖然是惡的,但它因“非道德化”的而是正義的。

  非道德論者正因以上種種原因得出并強化了歷史唯物主義與道德和正義的不相干性、道德是純粹顛倒和虛假的意識形態、道德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是無足輕重的等觀點。總體上對這種觀點的反對,可以從G. A. 柯亨、喬·埃爾斯特或諾曼·杰拉斯等人的思想中找到根據。然而,首先就“非道德論”者的科學主義方法而言,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他們沒有意識到,即使近代的法權正義在某種程度上也存在著與古希臘德性正義之間的匯通之處。具體而言,在古代時期,符合德性的行為含有各司其職之意,而這本來就是城邦中的法與正義,而不可能是不法或非正義。而在近代法權正義傳統中,合法與守法作為正義也不可能是非道德的,而只能在某種程度上與道德內在相關。由此可以想見,伍德等非道德論者以形而上學理解的近代法權正義傳統裁決歷史唯物主義,倒錯地將其視域內的非道德和剝削,不是與非正義相關聯,而是與正義捆綁在一起,這在論證思路與邏輯上是自相矛盾和不得要領的。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雖然馬克思激烈地批判包括資本主義道德在內的所有階級道德,甚至將其歸結為“意識形態”,但我們并不能得出絕對化結論以聲稱馬克思哲學在實質上就是排除道德和價值,進而是完全價值中立的,也不可能將意識形態視為與科學完全對立的虛假觀念和顛倒意識。雖然馬克思強調以“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取代“思辨”和“關于意識的空話”,但這一實證科學不可能將人的自由、尊嚴和解放,甚至一切形式的人的主體能動性置之度外。相反,“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進而真正實現人的自由聯合,使人類超越市民社會以進入自由個性得以可能的“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因此,不僅歷史唯物主義與人的自由、尊嚴和解放直接相關,而且這一超越階級社會邊界的人的自由、尊嚴和解放,正與超越階級社會邊界的正義和道德一樣,構成了馬克思哲學不可磨滅的價值取向和人文關懷。正如馬克思所言,“承認真理、正義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和對一切人的關系的基礎,而不分膚色、信仰或民族”,“使私人關系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是“至高無上的”。就此而言,不僅決定論與道德相對主義是一種對馬克思哲學的簡單化理解,而且恰恰馬克思哲學與道德的內在統一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完整的歷史唯物主義。可以說對階級社會邊界之外的人之自由、尊嚴和解放等價值與道德維度的許諾,在某種程度上構成馬克思哲學的精神實質。簡單排斥道德顯然是非道德論者的致命問題之一。

在此意義上,我們強調,道德訴求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維度之一。結合馬克思文本,我們從其博士論文對伊壁鳩魯自由觀的辯證評價中,從《論猶太人問題》將資產階級道德與正義所能達到的極限視為形式上而非實質上的政治權利的闡述中,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對立足于“人的高度的革命”所要實現的“人的權利”(“人的解放”狀態)的強調中都能看到,馬克思哲學從發端處就包含著超越資產階級道德與正義的另一種道德和正義,即使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尚未到來,后者缺乏有效的客觀基礎和科學依據。而結合歷史唯物主義正式形成及其發展時期的文本中關于“人類社會”“真正的共同體”“自由人的聯合”等思想,是馬克思哲學之道德訴求的科學基礎和歷史支撐。力求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把握中,充分彰顯和挖掘這一道德訴求的歷史前提、根本目的和實現場域等諸多內涵,無論對于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與政治哲學,還是對于落腳于人民對美好生活之期許的“中國夢”議題,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1029

網絡編輯:保羅

發布時間:2020-12-13 2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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