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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鵬:中共黨員不準信仰宗教與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矛盾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明黨的紀律。盡管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要求,黨員不準信仰宗教,但現實中,隨著社會上信仰宗教的人數不斷增多和對宗教的認識日益多樣化,少數黨員“不問蒼生問鬼神”,熱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甚至信仰宗教的現象也屢見不鮮。與此同時,一些學者明確提出“黨員可以信教”“教徒可以入黨”,甚至指責不準黨員信仰宗教與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相矛盾。事實上,黨員不準信仰宗教是我們黨基于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長期堅持的思想原則、組織原則和政治紀律,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再次強調,既是嚴格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需要,也是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

一、中共黨員不準信仰宗教是由黨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決定的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確立為指導思想,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都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堅持從物質世界本身出發說明世界,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就從根本上排除了任何超自然的主體力量存在的可能性,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立足于這個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確立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并指明了實現這個理想的基本途徑:“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國際歌》)所有這些,事實上都確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本色。可以說,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大廈最底層的基石,它與共產黨的關系,正如列寧在《論工人階級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中指出的那樣:“社會民主黨的整個世界觀是以科學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它完全繼承了法國18世紀和德國19世紀上半葉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歷史傳統,即絕對無神論的、堅決反對一切宗教的唯物主義的歷史傳統。”

  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這就十分明確地指出:“我們共產黨人的本,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我們要固的本,就是堅定這份信仰、堅定這份信念、堅定這份忠誠。”黨員如果信仰了宗教,就必然拋棄他在入黨時即已確立的這份信仰、這份信念、這份忠誠,轉而把自己和人類的命運寄托于超自然的神靈、造物主,不再相信人自身的力量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就算他還能投身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但這個事業在他那里已經成為無本之末、無的之矢,他能夠接受的頂多是共產黨在當下階段的最低綱領,絕無可能是共產黨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黨組織如果允許黨員信仰宗教,其實就是允許黨內存在有神論和無神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兩種對立的世界觀體系,允許一些黨員既接受黨組織領導又接受所屬宗教組織領導,結果必然是削弱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動搖黨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造成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分裂。

  因此,黨員不準信仰宗教就成了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一項思想原則、組織原則和政治紀律。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曾指出:“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也曾指出:“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宗教思想是唯心主義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隱瞞。”1982年,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明確提出:“一個共產黨員,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成員,毫無疑問地應當是無神論者,而不應當是有神論者。我們黨曾經多次作出明確規定: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參加宗教活動,長期堅持不改的要勸其退黨。這個規定是完全正確的,就全黨來說,今后仍然應當堅決貫徹執行。”1991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的《關于妥善解決共產黨員信仰宗教問題的通知》提出:“共產黨員是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是無神論者,只能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參加宗教活動……對于喪失共產主義信念,篤信宗教,或成為宗教職業者,經教育不改的,應勸其退黨,勸而不退的予以除名。”2001年,江澤民進一步指出:“要教育黨員、干部堅定共產主義信念,正確理解黨的宗教政策,懂得不信仰宗教是做一名合格共產黨員的起碼條件。共產黨員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應該積極宣傳無神論,宣傳反對封建迷信的正確觀點。”2006年,胡錦濤也重申:“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2016年,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特別強調:“共產黨員要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嚴守黨章規定,堅定理想信念,牢記黨的宗旨,絕不能在宗教中尋找自己的價值和信念。”從這一系列重要文獻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對其黨員在世界觀上的要求既是嚴格也是連貫的。

二、中共黨員從入黨之日起就選擇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黨員不準信仰宗教是由黨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決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黨員也是公民,身為黨員的公民如何享有憲法賦予的宗教信仰自由?黨員不準信仰宗教,是否與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相矛盾?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予以明確回答。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主張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又把這一主張確立為黨和國家對待和處理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對于這項政策,黨中央的解釋是:“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說:每個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這種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種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這個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個教派的自由;有過去不信教而現在信教的自由,也有過去信教而現在不信教的自由。”不信仰宗教和信仰宗教一樣,都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實現形式。包括黨員在內的社會上大多數人不信仰任何宗教,行使的正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自己在思想上、組織上的統一,捍衛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要求黨員不信仰宗教,其實就是要求黨員行使憲法賦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當一個公民面向黨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實際上應該已經接受了黨組織向他提出的要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不信仰任何宗教。當然,入黨以后他還可以發生世界觀的轉變,放棄無神論而接受有神論,由不信仰宗教轉變為信仰宗教,這是他作為公民仍可享有的信仰宗教的自由。可他一旦實現了這個自由,就不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了。出現這種情況,就應該通過思想教育促使其放棄宗教信仰,經教育后仍堅持不改的必須進行組織處理。

  由此可見,“黨規黨紀嚴于國家法律,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不僅要模范遵守國家法律,而且要按照黨規黨紀以更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對于憲法賦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普通公民可以選擇信仰,也可以選擇不信仰,但黨員只能選擇不信仰,不能選擇信仰,這是因為,黨員不是普通公民,而是有著特殊政治責任的公民。特殊政治責任要求黨員必須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忠誠黨的事業,履行黨員義務,嚴守黨的紀律,其中就包括放棄一部分普通公民可以享有的自由和權利。這一點也不奇怪,“現代政黨都是有政治紀律要求的,沒有政治上的規矩不能成其為政黨。就是西方國家,主要政黨在政治方面也是有嚴格約束的,政黨的重要成員必須擁護本黨的政治主張、政策主張,包括本黨的意識形態”。以辯證唯物主義為世界觀基礎的共產黨就更應該如此了。

  至于有人主張“將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相區分,允許一部分宗教界的領袖人物和精英分子入黨”,實際上是將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相隔離,將黨員發展對象與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對象相混淆,動搖的是黨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觸碰的是黨員不準信仰宗教的政治紀律,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是有害的。

  從理論上講,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同屬人生信仰,但又分處不同領域。政治信仰主要指人們對某種政治主張以及在這種主張下所產生的政治行動、政治制度的信任、尊重和服從;宗教信仰主要指人們對某種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相信、崇拜以至全身心地皈依、投靠。正因為二者之間存在差異,所以對于一般公民來說,如果接受了宗教信仰、成為了信教群眾,共產黨就會在政治上與他們團結合作、在信仰上與他們互相尊重,不但不會因為他們信仰宗教而把他們視為異己力量,相反會通過教育和引導,推動他們將愛國與愛教統一起來,投身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在促進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中發揮積極作用。但對于黨員來說,要求就不一樣了,黨員不僅必須在政治上堅持正確方向,而且必須在世界觀上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堅持無神論,不信仰任何宗教。所謂“允許一部分宗教界的領袖人物和精英分子入黨”,盡管標以“對宗教的關懷和包容”“積極促進我國宗教界的愛國愛黨情懷”等理由,但結果必然是突破黨員不準信仰宗教的政治規矩,造成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混亂甚至分裂。

  從實踐中看,當年列寧確實講過:“不能一成不變地在任何情況下都宣布說司祭不能成為社會民主黨黨員……如果有一個司祭愿意到我們這里來共同進行政治工作,真心實意地完成黨的工作,不反對黨綱,那我們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會民主黨。”但緊接著他還講道:“如果這個司祭加入社會民主黨之后,竟在黨內積極宣傳宗教觀點,以此作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那么黨就應該把他開除出自己的隊伍。”列寧的態度很明確,宗教信徒可以因“真心實意地完成黨的工作”而入黨,但前提是入黨之后不“在黨內積極宣傳宗教觀點”。試想,一個不積極宣傳宗教觀點的宗教信徒還能算是合格的宗教信徒嗎?這再清楚不過了,宗教信徒可以入黨,但必須摒棄原來的宗教觀點;不摒棄宗教觀點,即使入了黨,也應該被開除出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確實有一些原本信仰宗教的人入了黨,但他們都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在黨的教育下,逐漸完成了從宗教信徒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之后才入黨的。比如,基督教家庭出身的傅連暲在1929年就參加了救治紅軍傷病員的工作,并多次提出將福音醫院改名為中央紅色醫院的建議。長征到達陜北后,“白求恩的精神和事跡,直接促使傅連暲寫下了入黨申請書。193897日,由毛澤東、陳云介紹,傅連暲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可以說,從1929年起,傅連暲就開始向共產主義靠攏。到1938年入黨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而非基督徒了。正是在黨外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他才具備了入黨資格,才被吸收入黨的。至于一些以教職人員身份開展革命工作的共產黨員,就更不能拋開他們所處的特殊環境和復雜形勢,將他們的真實身份和公開身份混為一談。至于一些少數民族黨員,也不能因為他們特定的民族身份,就簡單認定他們都是特定宗教的信仰者。至于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允許教徒入黨、黨員信教,那是其他國家的事情,我們未必需要向他們看齊,況且他們對宗教問題的處理也不見得就比我們處理得好。

  既然不能允許“宗教界的領袖人物和精英分子入黨”,那么如何體現對他們的“關懷和包容”,如何呵護他們的“愛國愛黨情懷”?其實,作為我們黨“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發揮的正是這方面的作用。從民主革命時期開始,我們黨就認識到宗教界人士在信教群眾中的積極影響,并在愛國主義的基礎上同他們結成統一戰線,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為了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還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給他們作了適當安排。這樣,宗教界人士作為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對象,始終自覺地把愛國愛教作為行為準則,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依法依規開展宗教活動,并在人大、政協會議上參與國家大事和社會重要問題的討論,提出相關的意見、建議、批評或議案、提案。他們的信仰得到了充分尊重,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并沒有因為身處黨外而受到歧視或壓制,相反被共產黨當作摯友、諍友。他們并沒有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世界觀基礎和共產黨的世界觀基礎是不同的,他們與共產黨的團結合作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世界觀上,如果他們也加入了以辯證唯物主義為世界觀基礎的共產黨,那么信教群眾如何看待他們,還能承認他們的宗教教職人員身份嗎?

  在這個問題上,宗教界人士是清醒的,不清醒的倒是某些動輒抬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的宗教研究學者。可能是憚于我們黨反復強調的黨員不準信仰宗教的政治規矩,他們采取迂回戰術,一方面承認“黨員不能信教,必須與宗教在思想意識上劃清界限”,另一方面卻說“黨員信教”與“宗教信徒入黨”“是不可等同的,因為‘黨員信教’是走向宗教世界觀,而‘宗教徒入黨’卻是走向共產主義世界觀……二者方向不同、理想迥異,毫無邏輯等同關系可言”。有無邏輯等同關系,還得進行邏輯分析。持此高論者也承認,“宗教信徒入黨”是“走向共產主義世界觀”。試問,一個“走向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宗教信徒還能算是虔誠的宗教信徒嗎?當他最終確立了共產主義世界觀,應該說已經完成了由宗教信徒到非宗教信徒的轉變,如果符合黨員條件,自然可以入黨。但這已經不是“宗教信徒入黨”,而是愿意為實現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的普通公民入黨了。執意提出“宗教信徒入黨”,盡管可以說入黨的宗教信徒是“走向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但在他還沒有“走到”終點時就被發展入黨。此時,作為黨員的他還是一個宗教信徒,這能說沒有違反黨員不準信仰宗教的政治規矩嗎?持此高論者到底是思維混亂,還是另有他圖,就不得而知了。

三、只有不信仰宗教的中共黨員才能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們黨一項長期的基本政策。貫徹這項政策,需要努力造就一支系統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具有很強政治意識和擔當精神的黨的宗教工作干部隊伍。這支隊伍要能夠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和對待宗教,在認清“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的基礎上,堅信“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文明的進步和人們思想覺悟的提高,宗教存在的基礎和條件將逐漸減少,最終是要消亡的”,承認“宗教是人類社會的客觀存在,不僅過去長期存在,將來也還會長期存在,不可能強制地加以消滅”。只有確立了這樣的思想認識,才能全面正確地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具體表現在,從國家層面,把宗教信仰問題看成公民個人的私事,既保護每個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也保護每個公民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既不利用國家政權來推行某種宗教,也不利用國家政權來消滅某種宗教;從共產黨層面,“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堅持不懈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使其始終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在人民群眾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能夠確立這樣的思想認識并在此基礎上把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落到實處的,絕不可能是宗教信徒,只可能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共產黨員。

  至于有人說,“只有信仰宗教的人執政才能真正實現宗教信仰自由”,這是沒有任何歷史和現實依據的。在中世紀的歐洲,天主教占據絕對統治地位,可宗教信仰自由只屬于天主教徒,對“異教徒”來說,屬于他們的只有迫害和殺戮。在近代西方,一些國家對外殖民掠奪時,一手舉著利劍,一手舉著圣經,哪里有屬于被殖民被掠奪地區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當今世界,某些確立了國教的國家,國教以外其他宗教倍受歧視甚至不允許存在;就是一些宣布實行了政教分離的國家,宗教團體也時常強有力地影響著政府的內外決策,“9·11”事件之后美國總統小布什脫口而出的“十字軍東征”就是例證。可見,宗教信徒主導下的國家政權未必能夠真正實現宗教信仰自由。這樣的國家政權一般只能保障人們信仰占統治地位的宗教的自由,而不能保障人們信仰其他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反觀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種宗教在思想文化上占據主導地位,故而沒有發生過像歐洲那樣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

  把“信仰宗教的人執政”列為“實現宗教信仰自由”的前置條件,其實就是想讓宗教信徒來主導黨的宗教工作。而按這樣的邏輯,要實現這樣的主導,就得允許黨員信教、教徒入黨。殊不知,其一,當代中國有五大宗教,主導宗教工作的信教黨員來自哪一宗教?他如何看待自己信仰的宗教和其他宗教,能否平等地對待每一宗教?如果在處理不同宗教的關系時,因特殊的宗教感情,偏袒了自己信仰的宗教而忽視了其他宗教,那么中國各宗教平等、和諧相處的局面就可能被破壞,黨的宗教工作的基礎就可能被動搖。其二,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因為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在中國總人口中并不占據多數,所以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強調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的同時,也強調公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如果讓信教黨員來處理黨和政府與宗教、社會與宗教的關系,他能否將自己對宗教的感情排除在外?能否像保障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一樣保障公民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在這方面稍有遲疑的話,就將很難抵御宗教對群眾的精神誘惑和思想滲透,很難降低宗教信眾增加的速度。其三,“當前有的地方黨政領導把宗教作為獲取經濟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視為工作‘業績’,爭相濫修大佛和寺廟,熱衷大規模宗教活動,人為助長宗教熱,而對宗教事務依法管理、對宗教團體的教育引導根本不當回事,導致混亂現象蔓延。這種現象的出現,與一些黨員干部放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甚至成為事實上的宗教徒是密不可分的”。在我們黨反復強調黨員不準信仰宗教的情況下,還有黨員干部如此行事,一旦放開了禁令,過去隱匿了宗教信仰的黨員干部可以公開其信仰了,宗教信徒也可以成為黨員干部了,屆時,利用行政手段大力發展宗教、助長宗教熱的做法,以經濟捆綁宗教,把宗教推向商品化、社會化的做法將會蔓延到何種程度?這實在令人難以想象。這種種現象一旦發生,最終受到傷害的必然是宗教自身的發展以及宗教界和信教群眾的合法權益。其四,中國共產黨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為世界觀基礎的,不僅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而且要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這也是黨的宗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讓信教黨員來主導黨的宗教工作,他是否愿意、是否能夠“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唯心論(包括有神論),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進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科學世界觀(包括無神論)的教育,加強有關自然現象、社會進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兇禍福的科學文化知識的宣傳”?這也是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能不慮及的重要問題。如果在黨的宗教工作中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宣傳教育,就等于在整個意識形態工作中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大原則,最終將動搖黨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危及黨的各項事業發展。

至于在一些大多數群眾都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地區,由不信仰宗教的黨員來主導黨的宗教工作、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同樣是不能丟棄的重要原則,只不過在具體操作中要按照實際情況采取適當步驟,不宜簡單了事。少數民族中的黨員干部可以支持和參加一些由宗教禮儀轉化而來的民族傳統的婚喪儀式、群眾性節日活動,以避免脫離群眾、把自己孤立起來。但在支持和參加的全過程中,一定要從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劃清界限。既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民族風俗習慣同宗教活動混為一談,也不能對那些不利于群眾生產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民族風俗習慣視而不見,而應當依據本民族大多數人的意愿,積極倡導適當的改革,堅定不移地引領中國宗教走中國化道路。對極少數不但信仰宗教,而且參與煽動宗教狂熱,甚至參與利用宗教反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破壞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黨員,一定要按照黨規黨紀嚴肅處理。在少數民族地區也是一樣,只有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才能堅持黨的宗教工作正確方向,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貫徹執行。

(作者: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網絡編輯:彩虹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2

 

發布時間:2018-06-16 1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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