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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我們是如何思考和寫作《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的

 

《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這項工作是從20097月開始的。經過4年零4個月的努力,于201311月完稿,送交人民出版社。20155月該書正式出版。該書出版前后,均受到了一定的好評。例如,該書稿上報到新聞出版總署后,有關專家肯定其“抵御了宗教滲透,旗幟鮮明,以正視聽”。《2014年度全國圖書選題分析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網》2014314日。涂桂林:《2014年度全國圖書選題分析報告出爐》,《中國新聞出版網》2014314日。再如,該書出版后,有著名專家學者積極向讀者推薦其有關內容。

 “我們為何要研究蘇東劇變?”

2009年,通過與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10多個高校課題組的激烈競爭,我們獲得了一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其名稱為“境外宗教滲透與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戰略研究”。在進行課題設計時,我們不僅將“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的研究列為本項目研究的一個子課題,而且還將其列為本項目研究的一個優先方向。從課題的名稱看,我們優先考慮的,無疑應當是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勢力和宗教觀念對我國進行的滲透,那么,為何要將蘇東劇變列為該項目研究的優先方向或優先方向之一呢?究其深層原因,無非是兩條:一是在境外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宗教滲透這個話題中,蘇東劇變具有無可替代的典型性;二是在當代國際意識形態論域中,在批判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的理論活動中,對蘇東劇變的理性反思具有無可替代的直接針對性。

首先,在境外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宗教滲透這個話題中,蘇東劇變具有無可替代的典型性。在有關境外宗教滲透問題的研究中,最重大也最棘手的問題無疑是境外宗教滲透的有無問題。說它最重大,乃是因為倘若根本不存在境外宗教滲透這個問題,則社會主義國家抵御境外宗教滲透來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就不僅無從談起,而且也會因此而顯得滑稽可笑。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在其名著《堂吉訶德》中曾經設計了一個堂吉訶德手持長矛、驅馬向前、沖向風車與之搏斗的笑話。在整個課題研究中,我們應當極力避免的就是堂吉訶德的這樣一種可笑下場。由此看來,境外宗教滲透的有無問題,實在是我們課題研究者必須正視的第一個問題。說它最棘手,乃是因為境外宗教滲透是一種相當復雜的國際政治事件,往往需要剝離許多假相,穿越許多中間環節才能將其真相大白于天下。更何況其中還關涉到當代公眾與當代學者的社會心態問題。如果說在從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間,我國理論界和學術界的一項根本弊端在于“寧左勿右”,那么,自1977年以來,我國理論界和學術界的一項重要弊病便在于“寧右勿左”。也就是說,對于境外宗教滲透這類事情,現在人們往往寧可信其無,而不愿信其有。在這種情勢下,要把境外宗教滲透這件事講得讓人無可辯駁、心服口服,就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然而,對于我們課題組來說,這卻是一件我們無論如何也必須擔當起來的使命。馬克思曾經說過,理論為要“變成物質力量”,它就必須“掌握群眾”,它就必須“說服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頁。然而,為要“說服人”,我們就必須“說服”我們自己,就必須使我們不僅在口頭上承認“境外宗教滲透”這一歷史事實,而且,在我們的內心里,在我們的意識深處,都對之持有一種無可懷疑的“確信”,也就是笛卡爾所說的那樣一種無可懷疑的“確定性”。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64頁。然而,在經過對境外宗教滲透諸多社會現象的了解和梳理之后,我們發現有一個歷史事件是任何人都難以否認的,這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降“美梵神圣同盟”的存在及其對波蘭劇變乃至對整個蘇東劇變的深刻影響。而且,也正是“美梵神圣同盟”的存在使我們想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共產黨宣言》里所說的“教皇和沙皇”反對“共產主義幽靈”的“聯合”和結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1頁。既然我們在“美梵神圣同盟”這一歷史事件中找到了我們賴以前進的理論起點,獲得了對境外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宗教滲透這一歷史事實的“確信”,則我們對境外宗教滲透的整個研究也就應當從對這樣一個歷史事件的核實和研究起步。這樣一來,蘇東劇變在我們的境外宗教滲透研究中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提升到了首位。

其次,在當代國際意識形態論域中,在批判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的理論活動中,對蘇東劇變進行理性反思具有無可替代的直接針對性。我們知道,意識形態終結論雖然肇始于上個世紀50年代,但傳統意識形態終結論者,如阿隆、李普斯特和貝爾等,盡管有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但至少在口頭上他們標榜的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雙重終結。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者,如尼克松、布熱津斯基和福山等,則不同,他們要終結的僅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社會制度,其中有人還明確無誤地賦予其終結論以一種“末世論”的性質。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終結論可謂風靡一時,這些人的著作甚至引起了人們一時的“哄搶”。用法國著名哲學家德里達的話說,人們搶購這些書籍,竟然就像人們在聽到戰爭爆發謠傳時哄搶“食糖”和“黃油”一樣。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何一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7-68頁。因此,批駁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終結論就成了我們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的第一要務。因為倘若一任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終結論蠱惑人心,倘若一如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者所說,在我們時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然一勞永逸地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取代,則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的問題也就因此而一筆勾銷了,而我們的課題研究也就因此而失去了其全部意義。但為要有效地批駁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我們就必須對蘇東劇變作出深層的理論解析,以便據此說明蘇東劇變不僅是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插曲,而且也很可能只是這些蘇東國家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插曲。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對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作出有力的回擊,才能對我們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出深度的闡釋。因為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所謂“歷史依據”不是別的,正是前蘇東國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所發生的劇變,也就是他們所謂的“共產主義的大面積塌方”。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黃勝強、許銘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4頁。

這本書中主要想講些什么?

這本書386頁,有46萬字,涉及的內容比較多,但歸結起來,主要是下述三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本著的基本目標在于確證和闡釋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蘇東國家實施的政治滲透及其政治圖謀,確證和闡釋境外宗教滲透對蘇東劇變的歷史影響,推證和強調抵御境外宗教滲透乃社會主義國家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的絕對必要性。誠然,蘇東劇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種僅僅用境外宗教滲透這樣一個原因來詮釋蘇東劇變的做法是有違歷史事實、幼稚可笑和不足為訓的。但矢口否認境外宗教滲透對蘇東劇變的影響也同樣有違歷史事實、幼稚可笑和不足為訓。因此,在這本書中,我們不僅要確證和闡釋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蘇東國家實施政治滲透,尤其是要比較具體而深刻地闡釋和論證美梵神圣同盟對蘇東劇變進程和結局的歷史影響,說明境外宗教滲透是蘇東劇變的“一項”重要原因,而且還要進而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積極抵御境外宗教滲透實在是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的“一項”重要保證。

其次,本著的另一個目標在于對前蘇東國家在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滲透方面的經驗教訓作出比較全面的梳理和總結,以用作我們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滲透、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參考和借鑒。我國著名學者李慎之在談到我國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時,曾說過馮先生“可超而不可越”。《馮友蘭逝世,被譽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學家》,《南方教育時報》2015313日。他的這句話是就“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而言的,是說當代中國人要了解和發展中國哲學就不能置馮友蘭的“新理學”于不顧。同樣,我們也可以將蘇東劇變視為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可超而不可越和應超而不應越的插曲”。一如我們在本著中所指出的,蘇東劇變之所以可超和應超,乃在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會因蘇東劇變而戛然而至,“它應、它將并且事實上它也在超出蘇聯社會主義的理論模式、制度模式和道路模式,正在打造出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理論模式、制度模式和道路模式”。蘇東劇變這一插曲之所以不可越和不應越,乃是因為蘇東劇變的成因固然存在于蘇聯和東歐諸國的理論和實踐中,但它也同樣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從而,對蘇東劇變成因的反思,在一定意義上同時也就是“各國共產黨人的一種自我反思、自我教育和自我調適”。離開了這樣一種自我反思、自我教育和自我調適,“不僅不可能對蘇東劇變的成因有本真的和切膚的認識,而且要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的自我變革和自我超越,從根本上避免蘇東劇變的悲劇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將國際共產主義事業推向前進了。段德智主編:《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頁。所謂“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此之謂也。

最后,本著還有一個目標,這就是依據蘇東劇變和后蘇東劇變的歷史事實對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做出有一定事實依據和理論深度的回應和批判。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在國際意識形態論域中所提出的并非一個枝節問題,而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一個關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存廢的“元問題”,是一個規范和制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有其他問題的問題,從而是我們每個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都不能充耳不聞的問題。更何況,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者,如上所述,本來就是拿蘇東劇變說事的,作為一部研究蘇東劇變的著作,就更沒有理由來規避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挑戰了。

我們究竟是如何具體地落實計劃的?

首先,為了具體確證和闡釋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蘇東國家實施的政治滲透及其政治圖謀,確證和闡釋境外宗教滲透對蘇東劇變的歷史影響,我們主要做了下述五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們突出地強調了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的內在關聯,強調并論證了“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對蘇東國家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為“蘇東劇變中的一個中心事件”。參閱拙著第320頁。

其次,我們昭示了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基礎和政治圖謀。在談到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基礎時,我們不僅闡述了“美國對蘇東國家的宗教滲透策略”,不僅強調了里根政府的反共立場及其動員宗教組織參加反共“和平攻勢”的企圖,而且還闡述了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新東方政策”,這就是一改前任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所持有的“遷就態度”,而轉向一種“更具主動的進攻姿態”。參閱拙著第210-222頁。在談到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圖謀時,我們不僅依據史實反復昭示了其“西化東歐、瓦解蘇聯帝國”的政治目標,而且還強調指出,由里根政府主導的美梵神圣同盟,其目標不僅在于在東歐國家“去蘇聯化”,解決“蘇聯在東歐地區占主導地位的問題”,而且還在于“藉西化東歐各國來瓦解蘇聯帝國,以期實現美國獨霸世界的外交目標”。參閱拙著第323頁。

第三,我們依據史實,比較具體地昭示了美梵神圣同盟導演蘇東劇變的總體戰略構想,指出:美梵神圣同盟于1982年建立后,其第一步目標在于策劃和操縱波蘭劇變;其第二步目標在于以波蘭劇變為藍本和突破口,策劃和操縱東歐其他七個國家實施劇變;其第三步目標在于瓦解蘇聯。至于美梵神圣同盟及其他西方國家是如何具體實施這一“三步走”的戰略構想的,我們只要翻閱一下拙著第7章、第8章及第10章第2節和第4節等部分,就一目了然了。

第四,我們依據史實,強調指出美梵神圣同盟對前蘇東國家的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并未因蘇東劇變而停止,這一方面表現在美國繼續在前東歐國家實施宗教滲透,另一方面又表現在美國對獨聯體國家實施“顏色革命”。美國雖然成功導演了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劇變,但卻并未因此而松手。東歐劇變后,美國繼續對原東歐國家實施境外宗教滲透,進行宗教干涉,即使被用作蘇東劇變突破口和試驗田的波蘭也受到了美國有關機構的嚴密監測和嚴重干涉。參閱拙著第9章第2節第2小節。不僅如此,蘇聯解體后,美國還在一些獨聯體國家大搞“顏色革命”。自2003年起,它先后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坦等獨聯體國家策劃了所謂“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其在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策劃的“顏色革命”雖未得逞,但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蕩。這是不難理解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所以要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宗教滲透,其根本目標即在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全盤輸出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面復制,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社會制度在這些國家一日不徹底肅清,他們就一日不會放手。

最后,本著雖然比較突出地強調了境外宗教滲透對蘇東劇變的深刻影響,但卻并未因此將蘇東劇變完全歸因于境外宗教滲透,而是一如我們在本著中多次指出的,我們是在“‘歷史合力論’的大視野”下來考察境外宗教滲透對蘇東劇變的影響的。歷史合力論是恩格斯在其1890年所寫的一封信件中首次明確提出來的。按照這種理論,歷史的最終的結果并非只是某一單個的意志和力量產生出來的,而是由“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產生”出來的“合力”形成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頁。正是根據這樣一種理論,我們斷言:蘇東劇變,作為一個歷史現象或一個“歷史結果”,無疑也是由“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產生”出來的“合力”形成的。形成這一合力的既有蘇東各國的國內的力量,也有蘇東各國的國外的力量;在國外諸多力量中,既包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敵視共產主義的力量,也包括梵蒂岡內部敵視共產主義的力量;在國內諸多力量中,既包括受境外敵對勢力影響和操縱的各種政治力量,也包括受梵蒂岡影響和操縱的各種宗教力量。而且,毫無疑問,前蘇東國家執政黨在其執政期間所犯的種種右的和“左”的錯誤,他們所推行的僵化的社會主義理論模式、制度模式和道路模式,也是蘇東劇變的一項重要原因。參閱拙著第三篇第3節和第4節。我們相信,我們對蘇東劇變成因的這樣一種概括和說明是有歷史根據的,也是比較客觀和比較公正的。

關于如何具體昭示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的內在關聯和深刻影響,就談這么多。下面我們就來談談我們是如何總結和概括前蘇東國家在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滲透方面的經驗教訓這個問題的。關于這個問題,我想主要談下面四點:

首先,我們著重昭示和批評了前蘇東國家執政黨面對境外宗教滲透普遍采取的順應立場。擔任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多年的雷日科夫在談到蘇聯劇變的歷史悲劇時,曾經強調指出“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么樣”,因此,蘇聯劇變之所以發生,最根本的還在于蘇聯內部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3頁。雷日科夫談“第五縱隊”,其鋒芒顯然直指作為蘇共領袖的戈爾巴喬夫。他的這一論斷雖然把問題簡單化,但也不無道理。因為一如我們在本著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強調指出的,正是這個戈爾巴喬夫不僅對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俯首聽命,而且還造訪梵蒂岡,尋求“人道主義”的“共識”;正是這個戈爾巴喬夫使蘇共的宗教政策急劇右轉,不僅完全放棄了對人民群眾的無神論宣傳教育和蘇維埃政府對宗教事務的依法管理,而且還一味地放縱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黨政軍各個部門的滲透和腐蝕,并催生了蘇聯境內宗教的日益嚴重的政治化;參閱拙著第129-133頁。也正是這個戈爾巴喬夫,一方面高唱辛納屈主義,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對東歐諸國指手畫腳,充當西方國家的說客。我們之所以說蘇聯不僅是“被解體”,而且還可以說是“自解體”,我們之所以說東歐國家是“不戰而敗”,究其深層原因,正在于蘇東國家執政黨面對境外敵對勢力的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所采取的這樣一種麻木態度和順應立場。這樣一條血的教訓無疑是我們應當認真汲取的。

其次,我們不僅昭示和批評了前蘇東國家執政黨面對境外宗教滲透普遍采取的順應立場,而且還比較具體和深入地分析了其所以如此的一些原因。在本著中,我們曾拿20世紀80年代蘇東國家執政黨的領袖與19世紀70年代巴黎公社的戰士比較,指出:當年,巴黎工人階級是在普魯士軍隊兵臨城下、法國資產階級國防政府與普魯士簽訂投降協定并決定全力鎮壓巴黎工人的背景下,不僅以大無畏的精神舉行了武裝起義,建立了巴黎公社政權,而且還以大無畏的精神捍衛了巴黎公社,其中許多人為巴黎公社光榮捐軀,以致馬克思由衷地高度贊揚他們,稱贊這些“慷慨赴死的巴黎人”,這些“英烈”,“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為人所稱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81頁。然而,我們在蘇東劇變中,似乎很難找到這樣的英烈。一如我們在本著中所指出的,無論是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還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洛伊,無論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雅克什和烏爾班內克,還是保共總書記日夫科夫和姆拉德諾夫,無論是德國統一社會黨主席昂納克和克倫茨,還是南共主席團主席舒瓦爾和潘切夫斯基,無論是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還是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整個蘇東劇變中統統都配不上英雄的稱號!!參閱拙著第332-334頁。

依照分析,前蘇東各國執政黨的領導人之所以配不上英雄的稱號,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差不多都是不戰而敗的,而他們之所以不戰,也并非完全因為他們懼戰,而往往是因為他們找不到他們自己的戰斗對象,而他們之所以找不到自己的戰斗對象,最根本的就在于他們缺乏“東西”意識,缺乏“敵情”觀念。當年,鄧小平曾明確地強調過當今世界存在有兩大問題,一個是“東西”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4頁。很難想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領導人完全沒有“東西”意識,完全沒有社會主義意識,他能夠領導這個國家卓有成效地防范和抵御境外敵對勢力對其進行的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卓有成效地維護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一如我們在本著中強調指出的,蘇東劇變給我們的一項重要啟示即在于:為要有效地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維護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我們就必須牢固地樹立“東西”意識。這個血的教訓也是我們必須認真汲取的。誠然,隨著蘇東劇變的謝幕,我們步入了所謂“后冷戰時代”。在后冷戰時代,東西矛盾雖然不再構成時代的主要矛盾,而下降成為我們時代的一項次要矛盾,但次要矛盾畢竟也是一種矛盾。而且,既然在當今時代,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不是不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則“東西”問題與“南北”問題之間便在所難免地存在有一種“重合關系”或“從屬關系”。這就使得“西化”和“反西化”的矛盾和沖突在我們的時代帶有某種關涉國際全局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蘇東劇變的這一歷史教訓至今依然有其不可磨滅的借鑒價值。

第三,在這部著作中,我們還花費了一定的篇幅考察了波蘭科學院院士沙夫在波蘭劇變中的作為,強調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尤其是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學者樹立“東西”意識的必要性。在本著中有一節叫“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迷失與覺醒”,講的就是沙夫。《六祖壇經》說:“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而沙夫之迷失和覺醒也在一念之間。也就是說,沙夫之所以在波蘭劇變前期“迷”,乃是因為他缺乏“東西”意識,他之所以在波蘭劇變后期“悟”,乃是因為他在血的事實面前覺悟到了“東西”問題,獲得了兼顧“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的思考能力。參閱拙著第334-343頁。這就說明,不僅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需要樹立“東西”意識,而且即使社會主義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也同樣需要樹立“東西”意識,兼顧“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沙夫是前東歐國家非常著名的學者,他的一些學術觀點對我本人也有過一定影響。我在早年出版的《死亡哲學》一書中就曾援引過他的觀點。參閱段德智:《死亡哲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18頁。也可能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在研究蘇東劇變時,特別關注他的表現。相信沙夫在波蘭劇變中的迷失和覺醒,對于我們這些學者來說是有重大的借鑒意義的。

最后,本著還比較全面地總結了蘇東國家宗教工作的經驗教訓,做出了“右誤國,‘左’也誤國”的概括,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工作必須堅持兩條戰線作戰,以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主旨和圭臬。在蘇東劇變中,一些國家的宗教和宗教組織在劇變的緊要關頭出現了“倒戈”現象,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其所以如此,固然與境外敵對勢力的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有關,同蘇東國家推行右的宗教工作路線有關,但也與這些國家在宗教工作中長期推行“左”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有關。例如,在蘇聯解體過程中廣大宗教信眾的大面積倒戈就與蘇聯長期推行的左傾路線不無關聯,尤其是與蘇聯在30年代和50年代發動的“消滅宗教運動”不無關聯。參閱拙著第354-355頁。這也使我們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工作千頭萬緒,最根本的就是要解決好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離開了這一宗旨,我們的宗教工作便都是花拳繡腿,表面文章。

最后,在回應和批判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方面,我們主要做了下述三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們依據清人龔自珍“出乎史,入乎道”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頁。的治學原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做了長時段的歷史考察,并在此基礎上指出:“盡管蘇東劇變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但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它只不過是“源遠流長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插曲而已。而且正如共產主義同盟的解散、第一國際的解散和第二國際的破產雖然也都曾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這樣那樣的損失,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卻并未因此而終止一樣,蘇東劇變雖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次至為嚴重的挫折,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同樣不會因此而終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復興或振興依然是指日可待的。”參閱拙著第6-7頁。那種宣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社會制度將因蘇東劇變而徹底消亡觀點的人如果不是杞人憂天,那就必定是別有用心!

其次,我們依據蘇東劇變中,特別是蘇東劇變后的一些歷史事實說明,即使在前蘇東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政治制度盡管在蘇東劇變中喪失了其主導地位,但其存在和發展的土壤依然存在。首先,在劇變后所建立的新的國家機構中,這些國家此前擔任政府部門重要工作人員中相當一部分依然留在原單位原部門工作,即使波蘭團結工會頭頭瓦文薩在當選總統后,他也留用了一大批所謂“舊政權人員”。其次,蘇東劇變時,大多數蘇東國家的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但在蘇東劇變后沒過多久,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不僅能夠合法地開展活動,而且又在相當一部分群眾中贏得信任。這種現象在俄羅斯也有突出表現。俄羅斯共產黨在1991年“8·19”事件后被當局禁止活動,1993年重建,在當年舉行的國家杜馬選舉中獲得12%的選票,取得45個席位,成為第三大黨,在1995年國家杜馬選舉中獲得22%的選票,成為第一大黨。最后,前蘇東國家對劇變前共產黨領袖的看法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例如,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斯大林差不多成了俄羅斯各媒體眾口一詞的口誅筆伐對象,但蘇東劇變后,人們的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據統計,俄羅斯民眾認為斯大林功大于過的,1996年為28%2009年則達到42%。參閱拙著第369-372頁。

最后,本著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對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進行了分析批判。在我國,大多數學者批判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往往著眼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角度和立場,我們的創新之處在于我們還進而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和立場對之作出進一步的分析批判。我們認為,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看問題,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有兩個根本的弊端:一是抽象的邏輯中心主義,一是狹隘的經驗主義。所謂抽象的邏輯中心主義是說: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者不是嚴格地直接從歷史事實出發,而是從他們自己杜撰的邏輯概念或抽象公理出發進行三段論式演繹。他們的理論雖然花樣繁多,但其核心證明無非是這樣一個三段論:“(1)(大前提)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目的和終點;(2)(小前提)資本主義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度;(3)(結論)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目的和終點。”無論是尼克松的“不戰而勝論”和布熱津斯基的“失敗論”,還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玩的都是這一套,可謂萬變不離其宗。當年,弗蘭西斯·培根曾將這樣一種論辯手段斥之為“詭辯的”“劇場假相”。參閱拙著第33-34頁。至于狹隘的經驗主義是說,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確實也援引過蘇東劇變的一些經驗事實,但他們并不是對這些經驗事實做實事求是的理論分析,而是無限上綱,一下子從中直接引申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社會制度已然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社會制度已然退出了歷史舞臺的結論。當年,弗蘭西斯·培根曾將這樣一種論證方法稱作“經驗的”“劇場假相”,并指出這種方法錯謬之處在于“從特殊的事例一下跳到和飛到遙遠的公理和幾乎是最高的普遍原則上去”,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24頁。從而犯了“不能推出”的錯誤。參閱拙著第34-35頁。這樣,我們就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角度戳穿了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的“假相”和偽裝,判定他們的論斷無非是一些“假命題”,他們的理論無非是一種“偽科學”。

(作者: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教授)

 

網絡編輯:彩虹

 

來源:《科學與無神論》2016 2

發布時間:2016-06-23 2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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