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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濤:重思“柯爾施問題”

 

 

  近幾年,馬克思主義哲學界涌現了一些熱門的議題,比如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合法性,《資本論》是哲學還是經濟學,等等。這些議題加深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同時卻又帶來了更多的困惑。這不禁讓人聯想到20世紀20年代柯爾施回應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正試圖從馬克思主義的總體系中,提取一些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要素。簡言之,一種反哲學的科學實證主義正在發展起來,不自覺地屈從于流俗的意識形態。當前學界議論紛紛的話題,多少與柯爾施的論戰背景相似,返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并且堅持馬克思哲學整體性的任務變得緊迫起來。

 

堅持作為整體的馬克思主義

 

  第二國際思想家從馬克思主義的整體中分離出相關要素,并不是純粹方法論上的錯誤,它也部分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分離狀況。柯爾施承認,在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著作里,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要素——正如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運動一樣——從馬克思主義的總體中分離出來。但柯爾施同時強調,“這絕不會出現代替整體的大量的各個獨立要素”。這就是說,作為社會革命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依然是作為整體的馬克思主義。

  在通向柯爾施指認的后期著作的途中,馬克思為了推翻全部利潤學說,他在1858年重新閱讀了一遍黑格爾的《邏輯學》,聲稱黑格爾的方法幫了大忙。黑格爾的《邏輯學》是最講求體系化的著作,他本人更是堅持“真理只有作為體系才是現實的”。所以,馬克思對于黑格爾方法的“顛倒”,不僅僅意味著揭示出辯證法“神秘外殼”下的“合理內核”,同時還堅持了哲學研究所必需的科學體系。

  第二國際以來的各種拆解整體的闡釋,完全不懂得馬克思的深意。一旦片面地遠離了作為整體的馬克思主義,他們從馬克思的作品中孤立抽取出來的收獲,遠不能彌補放棄體系化把握馬克思哲學所帶來的損失。這種詮釋極大地遮蔽了唯物史觀的哲學基礎作用。這會導致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理解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服從于流行的思潮見解,把現存社會的表象看成是唯一具體的現實,而不會從真正辯證的立場上把握我們時代的現實。

 

堅持馬克思思想的哲學性質

 

  柯爾施在《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中特別強調,馬克思思想的哲學性質,恰恰與馬克思所要求的“消滅哲學”是直接統一的。在1848年之前,馬克思與各種思辨哲學相論戰,他不僅要從各種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擺脫出來,更要回答其他意識形態所不能回答的問題,即哲學與時代的關系問題。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提出“消滅哲學”的論點,正是直接回應哲學與時代之間關系的結果,也開啟了馬克思通向“哲學革命”的道路,道路的方向根本性地置于黑格爾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的主線之中。

  廣松涉在《唯物史觀的原像》里提供了一條不同的解釋路徑,他認為馬克思是經由黑格爾法哲學的中介接觸到斯密,借助斯密的市民社會理解跳出德國哲學的框架,最終把對市民社會的批判轉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政治經濟學理解。但廣松涉的理解存在著雙重危險。一是斯密的重要性被過于放大,以至于好像沒有斯密,唯物史觀就無法真正地塑造其基本形態,而青年馬克思轉向唯物主義的哲學意義隨之削弱,它的意義僅僅是輔助性地幫助馬克思注意到政治經濟學而已。二是低估了黑格爾法哲學的哲學性質。黑格爾法哲學被看作一種關于法、道德和國家的部門哲學,僅從非形而上學的視角加以解讀,其中關于市民社會的部分,被理解為德國式對國民經濟學的理解。這種危險在于,一旦黑格爾的法哲學不從總體性的形而上學理解,馬克思對法哲學的批判性理解就缺失了哲學的基礎維度。

  當然,青年馬克思的哲學發展離不開各類思想資源的影響,但是德國古典哲學定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就其實質而言,這種解釋絕非將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再度理解為思辨哲學的范式,只不過堅持了哲學性質在馬克思思想中的根本地位,拒絕試圖通過把馬克思主義降格為純粹理論的“去哲學化”解讀。

 

返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

 

  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一方面聚焦于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另一方面聚焦于黑格爾法哲學的思辨性質,這兩個方面又統歸于德國哲學與現代世界之間的深刻關系。在青年馬克思的眼中,黑格爾的法哲學,絕對不是僅僅關于國家與法的哲學,而是形而上學。不能將黑格爾的政治哲學看作黑格爾哲學在政治與法的領域的運用。黑格爾最終之所以能將政治哲學轉為歷史哲學,就在于前后一致的話語能夠貫穿不同領域,并使它們統一于形而上學的內部。形而上學作為一門關于精神的科學,當政治哲學依然隸屬于思辨的哲學時,思辨就始終規定著黑格爾的法哲學不得離開整體的規定。

  因此,對于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就必定同形而上學的批判相聯系。青年馬克思是通過黑格爾哲學理解了近代政治哲學的問題域和基本結論,特別是在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中,意識到對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二元結構的判斷,不僅意味著能否對黑格爾政治哲學改弦更張,也決定了馬克思的政治批判能否跳出近代政治哲學的敘事邏輯與基本定向。馬克思哲學的整個展開過程表現為同黑格爾哲學和費爾巴哈哲學的雙重脫離,并通過這種批判性脫離,在新的創制中贏得其社會政治理論的哲學基礎。

  正是此時,青年馬克思清晰地流露出脫離傳統形而上學的哲學傾向。他開始意識到,哲學的批判只要依然停留在現存世界的視域之中,便注定和舊的哲學世界觀產生共謀。1843年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已然展露出哲學原則變革的方向,只是馬克思尚不能用哲學的語言去表達,尚未具有科學的形式。青年馬克思繼續堅持了德國古典哲學提出但沒能夠實現的目標,即思想只有真實地介入現實,才會成為真實的思想,從而在思想中把握它的時代。今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呼喚著回應時代的重大問題,必須重視馬克思哲學中的基礎研究和整體把握,讓哲學理解社會現實的本質維度,從而有能力介入現實。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430

網絡編輯:保羅

發布時間:2020-12-12 0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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