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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麗華: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局限性剖析

 

  20世紀2030年代,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等人主要是從狹義角度界定、“創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此后近百年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傳統,不僅繼續沿用了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解讀,而且不同流派或學者關于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內涵的分歧較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不利后果非常明顯。例如,從地理空間角度定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既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東歐的馬克思主義相區別,又忽視了英、美、日等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強化了馬克思主義的地域對立;從時間演化角度定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有關新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學等不同的稱謂,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存在根本差異,為所謂馬克思主義錯誤論、過時論、消亡論等觀點提供了注腳,甚至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自身走向衰落的“工具”;從研究立場、方法和觀點角度定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有些觀點明確持有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論鮮明,其理論觀點的科學性委實有待商榷;從具體研究領域出發,如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同于哲學、歷史學、文學和美學等方面研究,既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原則,又使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社會現實日漸脫節,理論解釋力和現實說服力十分薄弱。基于此,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內涵亟待整合與拓展,筆者嘗試在本文中對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局限性一一進行剖析。

一、根據地理空間定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強化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地域阻隔

  從自然地理空間角度出發界定的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首先是指西歐國家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同于西歐馬克思主義。如首次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科爾施,一直把“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歐馬克思主義”的同義語來使用;安德森在西歐馬克思主義語境下,把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成果均劃歸西方馬克思主義范疇,認為自20世紀20年代初期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集中在德、法、意三個國家,而在這些國家之外,“由于不具備這個或那個條件而妨礙了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出現”。他甚至強調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最為典型和突出的地區位于德國西南部,因為這里是阿多諾和霍克海姆的出生地,也是盧卡奇生活和成長的地方,德國文化傳統給予盧卡奇的影響遠遠超過他的祖國匈牙利。安德森等人堅持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地域性特點,甚至直接將西方馬克思主義專門限定于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人們往往把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直接聯系在一起,因為“從地緣上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集中于德國、法國和意大利這幾個存在共產主義大黨的國家”。南斯拉夫學者格爾科奇科夫于20世紀80年代曾經撰文,認為馬克思主義包括蘇聯東歐和中國的東方馬克思主義、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等三類。根據他的劃分方法,西方馬克思主義特指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與科爾施和安德森等人相比,格爾科奇科夫定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突破了西歐或德、法、意三國的地域。但是,作為拓寬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項重要探討,格爾科奇科夫的觀點在學術界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根據地理空間定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排除或否定了東方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同時也強化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及蘇聯東歐馬克思主義的對立。如科爾施在《馬克思主義和哲學》里指出,那些“當代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權威人物”或“老牌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共同堅守著馬克思主義教條,他的這本小冊子正是“包含了對某些教條的深惡痛絕的抵制”。因此,反對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們的控告不僅是無理的,而且是徒勞和無效的”。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同樣有別于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東歐馬克思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之外的傳播不利,以及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腐敗問題,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的重要歷史背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都毫無例外地產生于政治上孤立和失望的環境之中”。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一書中,安德森結合法蘭克福研究所的變遷、一些代表人物的理論主張以及法國阿爾都塞、意大利葛蘭西等人的不同觀點,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傳播和發展情況,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缺失有關,而德、法、意三國恰恰符合這一特質,于是產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上述空間定義。安德森的論斷明確排除了“西班牙、南斯拉夫和希臘等歐洲文化的外圍地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

  另一方面,根據空間維度定義的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在西方世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領域內部制造了隔離。如按照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同于西歐馬克思主義或者專門指代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三個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定義,美國和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就不能歸屬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范疇。格爾科奇科夫的定義雖然將英國和美國納入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陣營,但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卻面臨被西方馬克思主義排斥的命運。事實上,作為政治意義上典型的西方國家,日本長期位居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主流和前沿,產生了很多有世界影響的著述、學者和流派。日本很多大學在二戰后堅持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專業課程,也有很多學者常年面向普通民眾開辦《資本論》講座。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日本多家出版社陸續推出不同版本的《資本論》漫畫,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大眾化和通俗化作出了突出貢獻。近些年來,在MEGA2編輯、整理和出版的過程中,仍然活躍著很多日本研究人員的身影。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不能忽視或否認日本的作用。筆者認為,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進行地理空間維度的狹義界定,簡單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地域性特征,有自我孤立、封閉和固化之嫌。

二、根據時間維度定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加劇了馬克思主義虛無化的傾向

  有些學者以時間的先后為順序,把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東歐馬克思主義相區分。他們認為,經典馬克思主義是指馬克思、恩格斯親自創建的理論體系和學說,其誕生的標志性作品是19世紀60年代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蘇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于1918年的十月革命及其后70余年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出現于20世紀2030年代以盧卡奇等人為代表的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指“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是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或蘇聯東歐馬克思主義相區別甚至相對立的馬克思主義。有學者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1920年以后沒有發生任何大革命高潮”。這是因為,在1918年到1968年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受到西歐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多次失敗以及反馬克思主義集權勢力的影響,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失望情緒激增,逐漸放棄了改造世界的努力,轉而試圖去解釋世界。另外,由于擔心遭受納粹德國和美國麥卡錫主義等極權勢力的迫害,一些研究者不得不遁于書齋,埋頭于探討哲學、文學、藝術和美學等純學術問題,致力于解釋世界、忘記或忽略了改造世界的歷史使命。于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逐漸呈現出理論與實踐脫離的態勢。20世紀70年代后,西方世界興起的新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學等各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流派或思潮,也可視為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時間維度上的劃分。

  運用時間維度定義的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創建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簡單明了,與所謂后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學等不同名目的馬克思主義相比,亦存在比較清晰的時間界限。但是,這一定義仍面臨概念內涵不清、外延范圍不明的局限。如有學者將后馬克思主義概括為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根據后馬克思主義這一定義,以盧卡奇、科爾施等人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就無法與后馬克思主義進行有效區分,或者可以直接得出后馬克思主義等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因此,采用不同名稱指代同一或相近的研究對象,除了徒增理論研究的混亂與困難以外并無任何裨益。也有學者將后馬克思主義專門指代拉克勞和墨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這一定義雖然突出了拉克勞和墨菲的理論貢獻,卻忽略了福柯、德里達、鮑德里亞、齊澤克、哈貝馬斯和詹姆遜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事實上,作為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的重要代表,福柯等人的理論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重要取向,無論如何不能被忽視。

  另外,根據時間脈絡界定的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既能夠支持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破產的結論,同樣也可以證明西方馬克思主義終結的觀點。《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多年以來,一直有學者不遺余力地宣揚有關《資本論》的過時論、錯誤論和有害論,試圖以此論證馬克思主義的消亡。蘇東劇變后,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東歐馬克思主義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有人趁勢提出“歷史終結論”,宣告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失敗,又一次引發了所謂“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滅亡與否”的爭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現實社會主義運動亦呈現出許多新特點。伴隨著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后世界工人運動新階段的到來,面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有望再度統一的現狀,有學者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衰落和消亡已經無可挽回。甚至有觀點指出,20世紀7080年代至今,著力批判后工業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后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趨向沒落的產物。一些后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主要觀點和研究方法均已過時,已經不能解釋或說明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狀況。因此,他們“力圖通過解構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來革新馬克思主義,激活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筆者認為,基于時間維度界定的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經后馬克思主義解構、革新或激活的馬克思主義,明顯背離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質和核心要義,是馬克思主義走向弱勢化和虛無化的真實寫照。

三、根據研究立場、方法或觀點定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意蘊

  一些學者根據不同研究立場、方法或觀點界定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仍屬于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范疇。如主要始于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世界興起的專門研究馬克思的生平、事業、著作和思想的所謂“馬克思學”,提出了所謂青年時期的馬克思與成熟時期的馬克思相對立、恩格斯與馬克思相對立、列寧與馬克思相對立甚至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等觀點。他們或極力推崇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早期著作中所謂人道主義的馬克思,竭力反對《資本論》及其科學主義的馬克思;或基于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后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三卷的基本事實,宣揚放棄平均利潤與生產價格理論或否定價值規律的說法,突出恩格斯對馬克思的背離;或者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為例,強調列寧對馬克思理論的否定或修正。馬克思學的上述研究成果,在人道的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之間設置了嚴格界限,割裂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與科學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其反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研究立場不言自明。

  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對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大加贊賞,提出了忽略馬克思的全部觀點而只保留其研究方法的主張,并認為這樣做不意味著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因為“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盧卡奇強調馬克思方法論的重要性,與恩格斯關于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義而是方法的觀點相吻合,也指明了發展與創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向。但令筆者不解的是,如果完全如盧卡奇所言,單單保留下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而將馬克思的全部理論主張棄之不顧,那么如何應對“皮之不存,毛將附焉”的疑惑?如何辨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源、實質和未來發展趨勢?另外,盧卡奇關于一般階級意識與真正階級意識的劃分,呼吁喚醒真正的階級意識并重視其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事實上為其他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強調人類的精神、心理、欲望和需求等因素在人類社會產生、發展和更替中的作用埋下了伏筆。如萊博維奇的人類需要首要性理論認為,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增長的人類需要是決定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從而否定了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又如,依照海爾布隆納關于資本主義“本質”與“邏輯”的分析框架,所謂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指其根本推動力,即由財富與權利相統一的“資本積累的欲望”,這種欲望根源于資本家自我保護的動機,“是最強烈、最奔放的本能反應”。總而言之,盧卡奇、萊博維奇和海爾布隆納等人有關物化、總體性、階級意識、人類需要的首要性、資本積累的欲望等范疇,實際上是“以較少的唯物主義為基礎”,其方法論的唯心主義特點無須多言。

  作為分析馬克思主義或理性預期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羅默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個人主義和均衡分析方法,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資本積累和經濟危機等理論進行數學模型化構建。羅默認為,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斗爭及勞動力市場的競爭狀況共同決定了真實工資水平。他不贊同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由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觀點,但也認識到如果“工資不再停留于生存資料的水平,勞動力價值也就失去了其完善的界定。所以,重建一個沒有生存性工資概念的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羅默以放棄勞動價值論為代價論證資本主義剝削,與馬克思一貫反對的分配中心主義并沒有本質區別,構成了庸俗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版本。另外,霍奇森提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剝削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新古典經濟學則以市場的競爭性、均衡性及社會和諧性等假設為前提否認資本主義剝削。霍奇森試圖回避上述兩條研究進路,并“賦予剝削概念一種不同的實質”。但是,霍奇森的努力并未成功,原因在于他對剝削概念的界定或局限于公平與平等的角度,或停留在合法與違法的層面。根據他關于契約前剝削與契約后剝削的劃分不難發現,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不僅存在于不同階級之間,還存在于同一階級內部,甚至存在于同一家庭成員之中。霍奇森的剝削理論在泛化剝削概念的同時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置于無意義的境地。

四、根據研究領域定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的整體特征

  除了從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以及不同的研究立場、方法或觀點理解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外,另有學者根據某些研究領域進行概念界定。其中,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做法比較盛行。早在20世紀203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化傾向就已經十分明顯,因為包括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等人在內的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大多具有哲學教育經歷和學術專長。二戰后,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由專業哲學家把持的局面仍然如故。在這一傳統的影響之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內容、主題選擇、論證邏輯和話語體系等逐漸與哲學學科趨同。中國改革開放后,隨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及研究熱潮的涌現,相關成果的哲學色彩也非常濃厚。如有學者將西方馬克思主義劃分為黑格爾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新實證主義、結構主義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等六個類別,西方哲學流派亦可據此進行同樣的劃分。

  除哲學化傾向以外,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文學、美學、藝術甚至性別方面的研究進展也是政治經濟學無法比擬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還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學的發展過程——深入到上層建筑的更高領域——仿佛要以燦爛的文采來補償他們對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結構和基礎的忽視。”如文化馬克思主義反對經濟決定論,強調文化因素在人類社會歷史變遷中的決定作用。他們將研究視角深入到民族、種族、性別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對包括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等在內的各種社會運動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存在“過于強調文化因素,忽視經濟分析;過于強調人的主體性,忽視客觀世界及其規律對人的制約作用的內在缺陷”。

  有研究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傳統在《資本主義發展理論》中走到了盡頭,《壟斷資本》的出版更是“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疇內的正統結構丟棄得差不多了”。安德森不無遺憾地稱這一現象為“令人困惑地倒轉”,意指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之作的《資本論》問世后,研究者卻越來越背離政治經濟學傳統。鮑爾斯認識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缺失經濟學的事實,強調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文化和政治分析與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經濟理論各自孤立地發展。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創新本身沒有延伸到經濟理論上去,兩種趨勢中爭論的問題并沒有涉及那么多的經濟理論自身的建構……”甚至有國外學者直接宣稱,缺失了經濟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破產。總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去經濟學化”是其理論活力枯竭和現實解釋力萎縮的重要原因。這一現狀既制約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又阻礙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復興與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來,面對資源耗竭、環境污染、不平衡和不平等發展等世界性難題,德波、馬爾庫塞、高茲等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開啟了生態學轉向之旅。隨著阿格爾、奧康納、福斯特等學者加入,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跡象。研究者們圍繞著歷史唯物主義與生態問題是否相容、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以及未來社會的替代等內容展開討論。絕大多數研究認為,資本主義由于多重危機的困擾很難再持續下去。因此,為保證人類系統與自然系統的辯證統一,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路徑值得探索。如奧康納強調,通過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聯姻的方式,將自然與文化整合到馬克思主義的物質生產或勞動范疇中,從而保護或重建資源、環境和社會生產條件。他的生態學社會主義主張將國家建立在民主管理的基礎上,一方面實現生產關系的清晰化,消除市場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和資本主義剝削;另一方面實現生產力的清晰化,終止對自然環境和生產條件的破壞。他認為,在西方國家興起的生態運動、女權運動和城市運動等各種新社會運動,能夠有效阻止資本對自然、環境和生產條件的利用或濫用,因為一旦把自然看成“勞動、財產、剝削及社會斗爭的歷史的結果,我們的未來就越有可能是可持續的、公正的及具有社會正義性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勇于正視社會現實,將解釋世界的努力與改造世界的行動協同并舉的做法值得推崇。但是,如何避免生態學社會主義陷入生態烏托邦的怪圈,如何論證生態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的關系,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和認真研究的重大課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簡單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解釋和解決生態問題,以維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可持續發展為宗旨和目標的所謂“生態社會主義”,難掩其改良主義色彩,亦無法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整體特點和未來發展潮流。

  國內外學界近百年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主要受制于四種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界定,各自的局限與不足十分明顯:地理空間的定義強化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地域阻隔;時間維度的定義加劇了馬克思主義虛無論的傾向;按照研究立場、方法或觀點的定義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意蘊;依據某一研究領域的定義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特征。總而言之,為提升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的質量,增加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說服力和現實影響力,亟待整合與拓寬現有狹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范疇。由此, 筆者倡導廣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替代方案。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執行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網絡編輯:彩虹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21-02-01 2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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