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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文增:社會不平等與西方左翼復興的契機

 

 

 

2014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的出版掀起了全球對不平等問題的熱議。20205月,黑人喬治·弗洛伊德之死更引發了對種族不平等的抗議。實際上,不平等一直是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痼疾。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引發了嚴重的經濟、政治問題和社會動蕩,使資本主義制度面臨巨大的挑戰與危機,也為西方左翼提供了復興契機。對左翼而言,針對西方社會不平等現狀及其產生的根源來調整斗爭策略是其抓住這一契機來擴大自身影響力的關鍵。

 

一、西方不平等日益加劇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和兩極分化早有論述,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資本家的手里,而人民群眾變成了一無所有的人”。2盡管二戰后西方國家通過實行累進稅、建立和完善社會福利制度等措施使社會不平等有所緩和,但并未從根本上消滅不平等產生的根源。近年來,隨著資本力量的愈發強大,西方的不平等狀況日益加劇。

作為資本主義領頭羊的美國,不平等程度一直較高,主要表現為:一是社會總體不平等程度日益惡化。根據美聯儲報告,美國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家庭財富總額的比例從1989年的23%上升至2018年的32%,而最底層50%的家庭財富凈增長基本為零。摩根大通發布的報告也指出,最富有的10%美國家庭占有近75%的家庭凈資產。3在部分地區,不平等的程度更高,如美國人口普查局2018年對美國社區調查的數據顯示,以基尼系數0.57而“榮膺”美國“不平等之都”的亞特蘭大,2018年頂層5%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超過66.3萬美元,是底層一半人口(年收入不到6.5萬美元)10.2倍。2020年,在新冠疫情沖擊下,美國民眾失業率大幅增加,與頂層家庭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據美國勞工部統計,20203月中旬以來,美國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高達2202萬,許多底層民眾陷入貧困。二是種族不平等長期存在。根據美國進步中心發布的《系統性不平等》報告,種族不平等一直困擾著美國,即使在種族收入差距最小的1998年,非裔美國人的財富中位數也僅為白人的16%。此后,種族不平等狀況日益惡化。2016年,黑人財富中位數為13460美元,同期白人財富中位數為142180美元,二者相差10倍多。從平均財富來看,黑人的平均財富僅為白人的11%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后,美國非裔人群的死亡人數是白人的三倍,且失業比例也遠高于白人。例如20204月,美國婦女失業率上升至15%,而非裔女性和西班牙裔女性的失業率都高于這一數值,分別上升至16.4%20.2%4

即使在相對較為公平的歐洲,不平等也日益加劇。一是兩極分化的程度加重。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2019年發布了世界不平等研究機構的托馬斯·布蘭切特、巴黎可持續發展與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盧卡斯·錢斯爾和法國經濟學家阿莫里·格欽對歐洲收入不平等狀況的調查報告《歐洲到底有多不平等?———基于19802017年國民分配賬戶的實證分析》。報告指出,19802017年間,歐洲最貧窮的50%人口的收入僅增加了30%40%,收入在50%90%之間的“歐洲中產階級”從經濟增長中得到的好處僅略高于50%較貧窮的群體,其收入增長了40%50%。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收入最高的0.1%的歐洲人的收入增長超過了100%,而收入最高的0.001%的人現在享受的生活水平是過去的三倍。與此同時,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未能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減少不平等目標。該目標要求,要逐步實現和維持最底層40%人口的收入增長,并確保其增長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歐洲的數據來看,不平等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在加劇。最富有的10%的歐洲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從1980年的29%上升到2017年的34%。同期,生活在貧困線下的歐洲公民則從約20%上升到22%。二是國家間的不平等愈發嚴重。根據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發布的數據,2017年,東歐成年人人均收入比歐洲平均水平低約35%。南歐國家成年人人均收入相對于歐洲大陸的平均水平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在下降,2017年南歐國家人均收入比歐洲平均水平低10%。北歐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則相對上升,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歐洲平均水平高25%,2017年則高出50%

歐美的情況表明,不平等狀況的加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問題。正如盧卡斯·錢斯爾在《發達經濟體不平等的十大事實》中所指出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個國家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以不同的速度上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也未扭轉這一趨勢。

 

二、不平等對資本主義制度形成多方面沖擊

不平等盡管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但其影響卻不限于經濟領域,而是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都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對資本主義的平穩發展形成了阻滯。

1. 經濟蕭條與危機難以避免

馬克思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反過來生產資料只是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不斷擴大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窮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并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5凱恩斯也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由于社會底層群體的消費比例高于上層群體,因而巨大的不平等必然會導致社會總需求疲軟。不僅如此,巨大的不平等還會導致經濟出現多方面問題,比如“在這樣的國家中,稅收和其它經濟政策更可能去鼓勵那些對金融部門更有利的活動,而不是生產性活動”,“不太可能在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科技和教育方面開展公共投資”6等等。這些都會導致經濟增長缺乏有力支撐,經濟動蕩與危機必然難以避免。

為使資本主義獲得較穩定的發展空間,二戰后西方社會曾在凱恩斯主義指導下通過財政和稅收等舉措緩解了社會不平等狀況。然而,當新自由主義成為主導思潮后,不平等狀況日益加劇,普通民眾所獲得的社會財富愈發減少,家庭債務逐漸增加。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美國居民家庭債務支付占可支配收入比例為13.03%,財務債務支付比例為17.91%,為金融危機的發生埋下了伏筆。法國學者皮凱蒂指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在于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平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超出了經濟增長速度。金融危機爆發后,本應為危機負責的壟斷金融資本卻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資助,社會頂層群體不僅未受到損失,反而加快了財富積累的步伐,由此導致的極度不平等必然會在將來帶來更為嚴重的經濟動蕩與危機。

2. 政治極化嚴重

在政治領域,不平等加劇帶來的明顯后果就是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

一是資本對政治的控制愈發強烈,西方政黨日益演變成“選舉機器”。以美國為例。2016年,美國大選支出的競選資金總和超過80億美元,選舉成本之高刷新了歷史紀錄。在這種背景下,候選人自身根本無力負擔天文數字的競選支出,而不得不依賴于外圍組織尤其是富豪和利益集團的政治獻金來開展選舉。7這也決定了政府制定的各項政策必然會以富豪和利益集團的意愿為考量,金錢政治、精英政治已成為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特征。

二是普通民眾難以通過現行政治制度表達自己意愿,政治參與率日益降低。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民眾參與率僅為42.6%,遠低于1979年第一次選舉時的62%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選民參與率雖創下了1999年以來的新高,但也僅為50.8%。在美國,盡管民眾投票參與率相對穩定,但對于社會底層的民眾尤其是少數族裔和有色人種而言,參與選舉有諸多障礙。如在美國很多地方,少數族裔民眾很難在選舉日當天投票。2012年,非裔投票等待時間是白人的至少2倍。一些少數族裔人群甚至需要等上67小時。8同時,美國還通過實施嚴格的選民身份認證法、減少投票時間、禁止注冊、清除選民名單等“選民壓制”手段將部分選民排除在選舉之外。根據美國進步中心種族研究項目副主席丹耶爾·所羅門等在其官網上發布的《系統性不平等與美國民主》報告,2016年,美國有950萬成年人———其中大部分是有色人種———沒有完全投票權,有超過30個州用“選民壓制”手段打擊選民,導致非裔選民投票率暴跌七個百分點。2018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赫斯特德訴菲利普·倫道夫研究所的裁決中再次運用“選民壓制”手段,將84.6萬名非裔選民從未來6年的選民名單中剔除。這一裁定為數百萬美國選民名冊上的有色人種被除名打開了大門。

三是政治極化和不平等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不平等加劇了政治極化,反過來,政治極化又通過政府政策等方式使不平等狀況進一步加劇。20186月,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十八次會議期間,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阿爾斯頓明確譴責美國政府的政策加劇了貧困和不平等,指出極端貧困和不平等的結合造成了對美國社會弱勢群體甚至普通大眾人權的踐踏,特朗普上臺后提出的政策將導致美國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貧困問題、不平等狀況變得更糟。

3. 民粹主義復興極大影響西方政治生態

民粹主義近年來在西方呈現復興態勢,盡管這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不平等的加劇所造成的精英與民眾之間的對立加深無疑是催生民粹主義興起的重要因素。2011年,加拿大“全球研究”網站的專欄作家戴維·德格勞發表“經濟精英對決美國人民”一文,對美國民眾對精英的不滿進行了剖析,“是時候動員99%的美國民眾,改變政治改革的一貫做派了。民眾對現狀并不滿意,他們看出來了,共和黨與民主黨……已經被組織有序的經濟精英收買了。”9隨著不平等的加劇,精英和民眾之間的對立愈發明顯,以反精英、反建制為主要特征的民粹主義的興起也就成為必然。2017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基金會發布的年度報告中,就將西方世界民粹主義盛行列為當前世界面臨的三大挑戰之一。

在歐美許多國家中,民粹主義政黨所獲支持和影響進一步增強,傳統政黨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譬如法國國民陣線、意大利五星運動、英國獨立黨、德國另類選擇黨、荷蘭自由黨等民粹主義政黨勢力都出現明顯增長。在近幾年的大選中,許多民粹主義政黨都獲得了較高的支持率。如法國“國民陣線”主席勒龐在2017年大選第二輪投票中獲得33.9%的支持;在波蘭,帶有濃重民粹主義色彩的法律與公正黨于2015年贏得議會選舉,獲得了獨立組閣的資格;意大利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在20183月的議會選舉中獲得32%的支持率,大大高于民主黨23%的支持率。

除對西方既有的政黨形成沖擊外,民粹主義還在許多方面影響著西方國家的政治社會生態。如以美國茶黨為代表的草根運動的興起,99%1%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等,都可以看到民粹主義的影響。同時,近年來國際上興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彰顯了強烈的經濟國家主義信號。這也是民粹主義復興在國際合作領域的重要表現。

民粹主義在西方的復興不僅凸顯出西方國家治理能力的不斷下降,展現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陷與不足,由此導致“傳統的精英政治開始由中心向邊緣移動,現有的政黨政治將接受挑戰,越來越多的公民直接行動會沖破代議制的限制”10,也表明西方現有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出現了問題,通行的標準世界觀在坍塌。9

4. 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頻繁爆發

隨著普通民眾的民主權利不斷被擠壓,不平等正在日益激化和加劇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在這一背景下,西方國家工人罷工運動此起彼伏,影響深遠的新社會運動如“占領華爾街”“黑夜站立”“黃馬甲”運動等屢屢發生,對資本主義制度構成了巨大沖擊與挑戰。

這種頻繁爆發的工人運動與社會運動,盡管與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經濟復蘇乏力和大量工人失業有關,但更多是由于危機后壟斷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等方面對民眾的極度壓榨與掠奪所引發,因而許多運動都直接將矛頭對準了壟斷資產階級和普通民眾間的極度不平等以及造成這種不平等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抗議者就提出了“99%VS 1%”的口號。“占領華爾街”宣言更明確指出,“我們是勞動者,我們是人口的99%,我們創造了國家的財富,我們理應是國家的主人。可是,我們卻成了現代化世界的現代化奴隸。1%生活在天堂里,99%生活在地獄里,這哪里有平等?一切權利都不平等。這不是合眾國的安排,這是資本的安排。”宣言號召99%團結起來,從而創造美國歷史的“光輝明天”。在凸顯法國社會分歧與階層分化加劇的“黃馬甲”運動中,也隨處可見“打倒資產階級統治”等標語。

西方社會運動所出現的這種新現象表明,資本主義一貫標榜的“自由”“平等”正日益破滅,極度不平等使普通民眾日益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是服務于資本家攫取高額利潤的目的,其政策受壟斷資產階級控制。由此,當前的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出現了一個可喜變化。尤其是對社會運動而言,不再局限于以往由工會組織的罷工運動所設定的謀求工資和福利等經濟目標,也不再僅僅將運動局限于企業或行業內部,而是對整個社會的不公平現象發聲,引發全社會公眾的共鳴,從而使運動參與者遍布全國各個地區、各個行業,乃至擴散到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最終對資本主義制度形成沖擊。“占領華爾街”運動和“黃馬甲運動”等之所以能在本國乃至全世界都產生巨大影響正是基于此。美國社會學家托德·吉特林在其《占領國家》一書中,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訴求和民眾基礎進行了高度評價。他指出,“與至少四分之三個世紀的美國左翼運動不同的是,這場運動一開始就擁有廣闊的民眾基礎……它要求更公正的經濟,要求限制富人的權力,這些都深受民眾歡迎。”9

5. 作為資本主義主導思潮的新自由主義日益受到質疑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社會的主導思潮。在其強調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主張的推動下,西方國家實施了一系列加劇社會不平等的政策。

其一,放松金融管制為金融資本的迅猛發展打開方便之門。20世紀8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推動下,美國通過了一系列放松金融管制的法律,如《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加恩·圣杰曼存款機構法》等,使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可以自由追逐最大利潤。1999年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更是實現了金融業從分業經營到混業經營的轉變,商業銀行開始大規模從事投資銀行活動。同時,在國際上,通過迫使發展中國家放松對資本和金融市場的管制,金融資本得以在全球迅猛擴張。

其二,對工會的限制與打壓強化了資本的力量。新自由主義對工會大加批判,認為“工會不僅通過歪曲勞動的正常使用方式,損害了整個社會和工人的利益,而且還通過減少條件最差工人可能有的就業機會,使工人階級的收入更加不均等”。11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影響下,歐美國家對工會不斷進行打壓,導致其影響力逐漸削弱,工人入會率大幅下降。2010年以來,美國共和黨控制的密歇根、肯塔基、西弗吉尼亞等6州陸續通過新勞工法律,鼓勵勞工不參與工會。

其三,減稅、削減福利開支等政策保障了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普通民眾所獲得的經濟發展紅利越來越少。

近年來,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愈益彰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資本主義國家推行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的舉措,從表面上看是采用凱恩斯主義的原則加強對經濟的管控,實際上其本質和內核仍是新自由主義。無論是削減福利開支,還是給壟斷金融資本以巨額救助,從而將危機成本轉嫁給普通民眾,其最終目的都是保護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工人階級則陷入貧困與失業中。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思潮的資本主義國家應對疫情不力,使廣大工人階級不僅要面臨病毒的威脅,更要承受經濟衰退帶來的苦果。面對上述狀況,歐美左翼進行了深刻反思與批判,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所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是造成民眾陷入困境的根源。如英共總書記羅伯特·格里菲斯在英國共產黨的官網上發表聲明“英共嚴厲譴責新自由主義對應急管理體系的‘致命破壞’”,指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十多年,英國乃至歐盟都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實行削減開支、對富人和大企業減稅以及公共服務外包和私有化的政策,這種以利潤、市場為導向的政策導致公共部門和應急服務部門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挑戰的能力被嚴重削弱。美國共產黨也于2020522日在其官網發表“大流行和新自由主義正在奪去我們的生命”的文章,指出當前正是結束新自由主義的時刻。

 

三、不平等加劇為左翼復興提供契機

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與困境,也引發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的向往。這無疑為左翼的復興提供了有利契機。當然,要想抓住這一機會,左翼必須調整自己的理論與策略,加強對社會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影響,使其向社會主義運動轉化。

1. 不平等加劇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與弊端

對于西方不平等的加劇,學界給出了各種解釋。有學者將全球化和技術變革視作不平等的根源;也有學者認為是近年來工會力量的削弱加劇了不平等;還有學者將西方的政黨政治、利益集團視作不平等的政治根源,認為在利益集團的影響下,西方政府采取的各項公共政策無疑是以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主導的,而“政府對公司監管上的失敗,可以說提供了頂層財富的過分膨脹是收入失衡加劇的最大的一個原因”。12

學者們的解釋對于理解當前西方社會不平等的加劇無疑有一定作用,然而從根源上講,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痼疾,造成這一現狀的正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13,而“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13列寧也認為,“資本主義增長所引起的第一個變化是: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資本家的手里,而人民群眾變成了一無所有的人。”2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政府所出臺的各項政策必然是以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主導,于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西方政府不顧民眾陷入失業、貧困等境地而大肆救助壟斷資本、削減社會福利;利益集團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維護工人利益的工會組織的權力不斷被打壓;所謂的民主政治日益蛻化為“金錢政治”等。上述導致社會不平等加劇的原因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造成的。當前西方社會的極度不平等也表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制度弊端正在日益深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修修補補已經越來越難以克服其面臨的困境。

2. 社會主義價值觀和馬克思主義日益受到重視

在西方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資本主義本質愈發凸顯的背景下,社會主義價值觀以及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批判并指出其發展趨勢和歷史命運的馬克思主義被越來越多的西方民眾尤其是青年人所接受。

隨著民眾對社會現實日益失望,他們開始探尋資本主義之外的解決方法,《資本論》等著作開始熱銷,馬克思主義成為許多人認識和解釋資本主義的理論武器。不少西方主流媒體也對馬克思及其著作給予了高度評價,并開始介紹和闡釋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對于許多西方民眾尤其是青年人來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的描述使他們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英共總書記羅伯特·格里菲斯指出,現在英國之所以興起新一輪馬克思受歡迎的熱潮,是“因為我們發現,當前的資本主義體制并不能解決社會出現的許多問題……因此,人們在探尋一種替代資本主義的制度,尋找一種新的制度,而這也鼓勵了人們更多地閱讀馬克思的經典著作。”14從實踐上看,社會主義國家近年來的優異表現也表明了其制度的優越性,從而使社會主義價值觀重新受到重視,向往社會主義、相信社會主義的人逐漸增多。即使是在社會主義一直被嚴重妖魔化的美國,也有越來越多的民眾認為,較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主張更能體現平等、公平等理念。15美國《新聞周刊》20092月中旬的一期封面上更是直接宣稱,“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了。”在2011年的皮尤調查中,30歲以下的美國人中有49%積極看待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評價積極的則只占47%2016年,伯尼·桑德斯參與美國大選更是在美國刮起了“社會主義旋風”。盡管這種“社會主義”并非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和對一種更為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追求卻清晰可見。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馬克思思想的回歸和“重新發現社會主義”,成為社會發展的一種歷史趨勢16;世界已從“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到尋找各種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替代模式”,歷史再次叩響社會主義。17

3. 針對現狀調整理論和斗爭策略是擴大左翼影響力的迫切要務

不平等加劇所引發的資本主義各種矛盾與危機為左翼的復興提供了契機。然而要抓住這一契機,擴大影響力,左翼必須要針對資本主義的現狀調整其理論和斗爭策略。

從理論上看,必須對不平等的根源做出科學解釋,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思路,提升公眾對其理論的接受度。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歐美國家都出現了有利于左翼復興的契機。然而,由于左翼未能在理論上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最終反而使右翼利用危機進一步強化了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面對全球不平等的日益加劇,左翼也提出了多方面的解釋及對策,但其對策仍多集中于稅收等經濟手段。盡管這些手段對減緩不平等有一定作用,但并不能從根源上消除不平等。而且在“資強勞弱”的情況下,許多國家如美國的稅收政策都越來越向資產階級傾斜,左翼提出的政策越來越難以實現。面對這種狀況,左翼必須對造成不平等和工人階級貧困的根源作出科學解釋,而不只是將目標對準一些具體政策。

從實踐上看,必須要調整斗爭策略,積極參與并領導社會運動與工人運動。近年來,隨著不平等加劇,西方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在不同層面上對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挑戰。但總體來看,這些運動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斗爭。在運動過程中,運動參與者雖然提出了“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但對“另一個世界”的政治定義卻模糊不清。要改變上述狀況,左翼必須積極參與到運動中去,一方面在運動中宣傳其理論,贏得越來越多民眾的信賴和支持;另一方面通過與工會等組織的聯合引導運動的方向,使其向社會主義運動轉變,從而使運動能真正對資本主義制度形成沖擊。

總之,要抓住社會不平等所提供的契機,左翼必須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做出調整,用科學的理論武裝自己,以使其被越來越多的民眾所認可和接受,最終發揮在工人運動中的引領作用。如此,才能對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真正的挑戰與沖擊。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3-744頁。

2(17)《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頁。

3鐘聲:《美國貧富分化現實如此冷酷》,《人民日報》2020316日。

4邁克爾·斯賓塞:《疫情加劇美國不平等,可能帶來社會風險》,《社會科學報》2020624日。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279頁。

6斯蒂格利茨、周建軍等:《不平等與經濟增長》,《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7年第1期。

7倪春納:《政治獻金與美國的選舉政治》,《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8年第5期。

8[]伯尼·桑德斯著,鐘舒婷、周紫君譯:《我們的革命:西方的體制困境和美國的社會危機》,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頁。

9(11)(12)[]約翰·朱迪斯著,馬霖譯:《民粹主義大爆炸:經濟大衰退如何改變美國和歐洲政治》,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版,第59、ⅷ、61頁。

10佟德志:《西方自由民主的困境與民粹主義的興起》,《北京日報》201765日。

11(13) 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124

12(14)[]馬修·德雷南著,韓復齡譯:《不平等的收入》,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頁。

13(15)(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368頁。

14(18)羅俊杰、陳雯莉:《馬克思主義對解決現實問題具有指導意義》,《晶報》2018529日。

15(19)周榮國:《當前資本主義的現實困境、內部爭論和未來走勢》,《當代世界》2017年第1期。

16(20)衛建林:《世界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

17(21)衛建林:《對世界歷史基本走向的十個判斷》,《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1130日。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網絡編輯:張劍

 

來源:《科學社會主義》 2020年第4

 

發布時間:2021-01-24 17: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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