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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婷: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百年歷史與發展前景

 

 

2020年是澳大利亞共產黨(以下簡稱“澳共”)成立100周年。在這百年的發展中,澳大利亞共產主義力量不畏困難,在開展工人運動、爭取工人階級團結、維護原住民權利、取消移民限制、推進澳大利亞的民主進程等諸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澳大利亞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澳共曾是第一個“將土著人當做人”來對待的政黨,在推動澳大利亞種族平等和解放的運動中起到了先鋒作用,也曾長期是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主角。回顧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百年發展歷史,分析其面臨的現實挑戰與未來發展前景,有助于我們了解澳大利亞共產主義力量的社會主義探索之路。

 

一、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與發展(19201955)

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在其工人運動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逐漸興起的。在澳共的領導和推動下,經過30年左右的發展,其影響力在二戰時期達到頂峰。

早在19世紀2030年代,澳大利亞的一些熟練技術工人就開始自發地組織起來,在悉尼、墨爾本等城市建立了多個工會或行會。隨著“黃金熱”的出現以及自由工人數量的增多,澳大利亞工人運動迎來了大發展。各個行業的工會組織紛紛建立,并由分散趨向聯合和統一,從行業工會發展到地區性工會,開始組織大規模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等。到19世紀末期,澳大利亞的工人運動已取得不小成就,不僅迫使當局通過一系列立法和勞資仲裁條例,維護了工人的權益,還在各殖民地以不同的名稱建立了工會的政治組織——工黨。

工人力量和工人組織的不斷發展,為澳大利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奠定了堅實基礎。加上第二國際的影響,移民中的一些先進分子開始從事社會主義活動,并建立了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組織,如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League)、澳大利亞社會黨(Australian Socialist Party)、社會主義工黨(Socialist Labor Party)等。在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澳大利亞的社會主義者于19201030日召開會議,決定正式成立澳共,并很快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澳共的成立開啟了澳大利亞工人運動的新篇章。這一時期,以澳共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力量站在了工人運動的最前列,積極領導工人斗爭,組建人民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澳大利亞政府的反共政策作斗爭,推動了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第一,積極為工人發聲,維護工人階級利益。

澳共成立后,便即刻投入到工人運動當中。當時,由于受到經濟大蕭條的影響,澳大利亞多個城市失業現象嚴重,工人生存環境比較惡劣。積極支持工人的經濟斗爭、維護失業工人權益成為這一時期共產黨工作的重心。在澳共的領導和組織下,新南威爾士、昆士蘭等地的煤礦、鐵路和碼頭工人多次發起罷工和示威活動。1928,在澳大利亞首次慶祝國際婦女節之際,澳共積極組織黨內的婦女團體參與在悉尼的集會活動,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要求。【1】特別是1930,澳共派遣許多組織員到煤礦區去協助被解雇的礦工,建立了一些基層委員會,并提出了“全體罷工”的口號。【2

第二,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在二戰期間,澳大利亞國內的反蘇運動達到高潮,此時共產主義力量處境艱難。不過,澳共仍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力量,4000余名共產黨黨員參加了此次斗爭,為世界人民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極大貢獻。【3】由于拒絕支持帝國主義戰爭,澳共曾被羅伯特·戈登·孟席斯(Robert Gordon Menzies)政府以戰時預防措施為由宣布為非法團體。但澳共并沒有被擊垮,而是領導澳大利亞人民全力開展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積極組織工人運動,最終贏得了勝利。在禁令被解除后,澳共的黨員人數不減反增。

第三,與澳大利亞政府的反共政策作斗爭。

隨著東西方冷戰形勢的加劇,意識形態沖突凸顯,澳大利亞政府為了自身利益開始迫害澳共黨員。20世紀50年代初,孟席斯政府以共產黨企圖以暴力顛覆現政府為由通過《解散共產黨法案》(The Communist Party Dissolution Bill)。該法案指出,澳共及其所領導的工會與類似組織均為非法組織,應予以解散;政府機構、煤礦和造船廠等大企業一概不得雇傭共產黨員;繼續開展活動的共產黨員將被逮捕。不過,由于澳共的積極活動、澳大利亞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的支持,該法案被高等法院認為不符合憲法規定而駁回,19519月在全國舉行的“反共”公民投票也未能通過。【4】孟席斯政府企圖使共產黨非法化的行動沒有成功。

由于澳共的不懈斗爭,共產主義運動在這一時期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二戰后初期,澳共的黨員人數由最初的26人一度達到歷史最高峰——2.5萬人(當時澳大利亞人口總共才500萬左右),而且,共產黨在煤礦工人工會、碼頭工人工會、鋼鐵工人工會、海員工會、金屬板工人工會等幾個大的工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對社會的影響也在逐步擴大,在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已接近3%。【5】可以說,經過最初30余年的發展,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力量已經成為一支比較重要的政治勢力。

 

二、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與衰落(19561990)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由于國際形勢的影響及內部思想的混亂,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運動并沒有迎來更進一步的發展,而是在經歷了多次大大小小的分裂之后逐漸萎縮。分裂與分歧基本上是這一時期共產主義運動的主旋律。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1956年是一個分水嶺。蘇共二十大的召開特別是赫魯曉夫所作的“秘密報告”,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蘇聯模式的權威。再加上隨后蘇聯對匈牙利的軍事干預以及中蘇之間的全面論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產生了嚴重的思想分歧。這一系列事件給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帶來極大挑戰,共產黨力量內部開始出現意見上的分歧。【6】早在195610月蘇聯決定出兵匈牙利時,澳共對蘇聯的支持政策就遭到一部分黨員的質疑,在隨后的兩年中大約有2000名黨員因此事而陸續選擇退黨。【7】緊接著,中蘇之間全面論戰的爆發直接導致了澳共的又一次分裂。澳共的領導層采取親蘇的立場,以愛德華·弗勒·希爾(Edward Fowler Hill)為代表的數百名共產黨員則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這一邊,發表了《澳大利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宣言》,譴責澳共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81964,希爾、培迪·馬龍(Paddy Malone)等帶領一部分共產黨員和工會會員成立了新的共產主義組織——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CPA(M-L)],不再接受澳共中央委員會的領導。

不過,20世紀6070年代,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始終沒有處理好蘇聯問題。圍繞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澳共內部又產生了思想分歧。以埃德加·羅斯(Edgar Ross)、阿爾夫·瓦特(Alf Watt)為代表的親蘇派不同意領導層批評蘇聯的做法,公開譴責勞里·阿隆斯(Laurie Aarons)等領導人犯了機會主義錯誤。【9】阿隆斯接替勞倫斯·夏基(Lance Sharkey)出任總書記后,澳共開始強調獨立自主,但卻越走越遠,逐漸迷失了方向。19703,澳共第22次代表大會取消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指導地位,認為其已經“過時”。【10】這次會議促使共產主義力量進一步分化。197112,800名親蘇的成員脫離澳共,正式成立澳大利亞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of Australia,簡稱SPA)。【11】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運動再次陷入分裂,這次分裂使得共產黨黨員數量出現斷崖式下跌,極大地削弱了澳大利亞共產主義的力量。據統計,截至1972年初,澳共黨員人數已不足3000名。【12

20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仍處在不斷分裂之中,澳共和澳大利亞社會主義黨內部出現派系紛爭,分歧進一步加大。共產黨內部圍繞著與工黨的關系以及黨的改革方向等問題形成了左中右三個派別。以伯尼·塔夫特(Bernie Taft)為代表的右派認為,澳共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呼吁黨員們棄黨,另成立一個新的、更廣泛的“社會主義組織”;中間派以阿隆斯為代表的悉尼領導層為主,也不主張保留共產黨的領導權,但認為可以與其他社會主義者一起,組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政黨;少數左派黨員認為,澳共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必須堅持獨立,必須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性質。由于各派意見不統一,19844,40名澳共核心成員以建議受阻為由突然宣布退黨,給澳共的發展帶來極大困難。【13】幾乎在同一時期,澳大利亞社會主義黨內部也出現了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該黨成立以后,提出要重新組織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運動。1983,黨的戰略問題引發了澳大利亞社會主義黨的廣泛爭論,黨主席帕特里克·馬丁·克蘭西(Patrick Martin Clancy)與黨內其他領導人意見相左,克蘭西認為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具有教條主義和極權主義傾向。隨后,該黨全國委員會解除了克蘭西的領導職務,克蘭西及其支持者退黨,組建了一個名為“共產主義團結會”(Association for Communist Unity)的新組織。【14】澳大利亞社會主義黨的分裂,使澳大利亞共產主義力量進一步分化,隨后逐漸走向衰微。在1989年東歐劇變的沖擊下,澳共黨內思想更加混亂,在同年底的第30次特別代表大會上宣布逐漸停止其自身的政治活動,并于1991年最后一次會議上決定解散。

這一時期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處在極其不穩定的發展狀態,盡管在工人運動、新左派運動以及新興的社會運動中都涌現了大量共產主義者的身影,他們在爭取和平、維護原住民權利、反對種族隔離、爭取婦女解放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5,但是,持續不斷的分裂與分歧嚴重影響了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團結,致使運動最后走向衰落。究其原因,還在于澳共疏于思想理論的研究,時常不加批判地吸收國際上或其他左翼運動的理論思潮,照搬的結果就是脫離群眾,內部思想不統一,如“對于歐洲共產主義問題的爭論就嚴重地影響了各派之間的團結;又如關于蘇聯出兵捷克問題的爭論也造成了同樣嚴重的后果”【16】。蘇東劇變的發生和澳共的解散,使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深受打擊。整個澳大利亞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陷入危機,這也迫使許多共產主義者開始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與澳大利亞的結合。

 

三、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重組與新探索(1990年至今)

澳共解散以后,澳大利亞社會主義黨擔起了重振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責任。蘇東劇變以后,該黨迅速作出反應,1990年、1992年連續召開會議,深入討論了蘇聯東歐的局勢、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等問題,并就如何開展澳大利亞的社會主義運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該黨認為,雖然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失敗了,但這并不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失敗,澳大利亞社會主義黨仍然應該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切實將馬克思主義與澳大利亞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其實,澳大利亞社會主義黨自成立后便自我定位為一個共產主義性質的政黨,一直努力把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在原澳共解散以后,該黨希望重建一個新的共產黨,繼承原澳共的優秀傳統。經過充分討論,該黨于1996年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將黨的名稱改為“澳大利亞共產黨”[與原澳共名稱一樣,簡稱CPA,以下簡稱“澳共(CPA)]。澳共(CPA)的成立,得到其他社會主義組織的支持。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和調整,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迎來了新的發展,共產主義力量開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活躍在本國政治舞臺之上。

()明確提出“21世紀將屬于社會主義”

以澳共(CPA)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力量認為,人類社會已經進入歷史的轉折點,21世紀將屬于社會主義。自2001年至今,澳共共召開了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多次對黨章和黨綱進行修訂,且每次代表大會都更新黨的政治決議,既深刻總結了20世紀社會主義歷史進程的經驗教訓,又結合國內外形勢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了嚴厲批判,闡明了21世紀澳大利亞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方式和途徑。澳共堅信,社會主義才是澳大利亞的未來,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制度性弊病。

駁斥了“社會主義失敗論”。蘇東劇變后,“社會主義失敗了”的論調在資本主義國家范圍內甚囂塵上,一時間使共產主義者們應接不暇,不知如何回應。針對這一問題,澳大利亞共產主義者在21世紀有了更為成熟的認識。一是高度贊揚了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所取得的歷史成就,如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擴大了人民民主、實現了民族平等、維護了世界和平等。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打破了資本主義的統治,開創了新的人類紀元。社會主義使人民享有更好的社會福利和教育資源、更完善的醫療保健和文化設施,為婦女、青年等群體提供更多的保護。二是深刻剖析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系統總結了蘇東劇變的經驗教訓。澳大利亞共產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探索之路充滿了困難和挑戰,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背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因而犯了許多錯誤,如經濟上不顧實際情況超越社會發展階段、政治上高度集中缺乏民主、意識形態上忽略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教育、黨的建設上嚴重脫離群眾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陷入危機,并不是由于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工人階級掌握政權而導致的,而是對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認識不清、認識不到位的結果。【17】社會主義本身并沒有失敗,失敗的是早已問題叢生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弊端凸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挽救澳大利亞。21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制度性危機和結構性矛盾不斷深化。特別是2008年以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更是宣告了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議程的破產,使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危害暴露出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的《共產黨宣言》中就曾預言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不可克服性。經濟危機、糧食危機、生態危機、失業、剝削和不平等現象猶如資本主義制度的影子,這些危機可以被延遲、被緩解,但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這些危機就無法根除。澳大利亞目前深受經濟危機和環境危機的困擾,工人們的生活狀況也不斷惡化,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嚴重。“30%的澳大利亞人沒有一個安全的家,超過10萬人無家可歸,工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下降到53%,而利潤占GDP的比例已經上升到27.6%。由于工資增長滯后于通貨膨脹,工人的稅收負擔有所增加。”【18】澳大利亞共產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才是徹底解決現有社會問題的最佳替代方案。【19】只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澳大利亞實際結合起來,社會主義不僅可能,而且可行。

()“團結就是力量”成為新口號

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在20世紀中后期的發展中多次陷入分裂,力量比較分散,而且各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組織之間也存在著多種分歧。共產主義力量的散亂狀態,使得它們“既沒有一個明確的短期奮斗目標,更缺乏一個長遠的行動綱領”【20,也難以抵擋澳大利亞新右翼政治力量的沖擊。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原澳共、澳大利亞社會主義黨等組織曾提出構建“新左翼黨”的設想,也召開過“左派磋商會”,但由于隨后發生的蘇東劇變,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運動遭到沉重打擊,左派聯合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進入21世紀,經過一系列探索和調整,澳大利亞共產主義力量的態度更加積極。“團結就是力量”(Unity Is Strength)成為澳共(CPA)和其他社會主義組織的新口號。它們認為,要想進行社會變革,必須把社會上不同的進步力量真正團結起來,建立最廣泛的聯盟。具體來講,最廣泛的聯盟包括三個層次,即左派的聯盟、工人階級的聯盟以及廣泛的人民或民主聯盟。首先,承認階級斗爭、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派政治力量先團結起來。以往各派的分裂與分歧嚴重影響了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但大家的目標和基本主張卻是共同的,如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主張和平與裁軍、人民民主、充分就業、婦女解放等。所以,左派政治力量可先就某些具有共識的政策共同行動,然后逐步協商,從而達成聯合與團結。其次,廣大的工人階級要團結起來,組成統一戰線。澳大利亞的工薪階層有著共同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有著組建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工人階級統一戰線將提高工人們的戰斗力,從而使自己的主張和要求更容易實現。澳共(CPA)表示,將全力支持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組建,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21】最后,努力建立一個廣泛的人民或民主聯盟,把社會上所有進步和民主力量團結起來。工人階級在領導人民進行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的過程中,也應重視其他社會進步力量的作用。只有建立廣泛的人民或民主聯盟,實現最大程度的團結,才能實現澳大利亞的社會變革。

在澳共(CPA)的積極推動下,左派社會主義組織和共產主義者加強了團結,把組建左派聯盟一事提上了日程。為了擴大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共產黨和其他支持共產黨的組織和人士成立了一個新的選舉聯盟——“共產主義者聯盟”。該黨于20093月在澳大利亞選舉委員會登記注冊,并向新南威爾士州參議院和悉尼眾議院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雖然共產黨人尚未在聯邦選舉中取得多少成就,不過,“由于澳大利亞共產黨積極地開展競選活動、捍衛人民的權利和生活水平,它贏得了許多社會人士和一部分工會運動的支持,提高了知名度”【22,也擴大了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

 

四、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面臨的現實挑戰

經過100年的探索,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在21世紀邁上了新的臺階。但是,客觀地講,由于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仍然面臨許多挑戰。

()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轉移引發了工人階級內部構成的變化

在信息技術革命的影響下,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極大的變化。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信息化重組”,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內部構成不斷演變。

一是工人階級的層級化特征明顯,少量工人成為核心雇員,享有較好的工作保障;大部分工人成為邊緣雇員,工作不穩定,如非全日制工人、不定期合同工、臨時工和轉包合同的受雇工人等。這就使得工人階級內部越來越分裂,從而造成工人階級力量的分散和對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亞有近40%的工作現在被歸類為不穩定的,從事這類工作的工人沒有什么保障,也沒有什么權利。【23】二是經濟全球化對雇傭勞動者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全球化過程中產業結構的“去工業化”導致以“藍領工人”為主體的傳統產業工人力量被削弱,企業經營的“業務外包”則使白領雇員的生存狀況日趨惡化。【24】澳大利亞的制造業曾在20世紀中后期蓬勃發展,但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目前已經大幅萎縮。澳大利亞在“去工業化”的進程中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變,勞動力市場也隨之開始重組,傳統的藍領工人數量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中產階層。這就進一步削弱了共產主義政黨的組織基礎。

()合作主義在資本主義勞資關系中占據主導

資本借助于信息技術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使資本主義勞資關系發生新變化,合作主義盛行。資本在政府的支持下力量不斷強化,勞工則被迫與雇主合作,在集體談判中“自愿”縮減工資。典型的例子就是1983年澳大利亞工會理事會(ACTU)與霍克-基廷政府達成的《價格和收入協議》,以及2005年霍華德政府強行通過的《工作選擇法》。根據這些協議,工會同意限制工人工資,以換取雇主允諾的一些醫療保險和福利,代價則是工人們不再進行大規模的斗爭,以合作取代階級斗爭和沖突。之前,工會主要通過協商的辦法來確定工人的工資和工作條件,但現在需要通過與企業談判、簽訂個人合同的方式,而且,如果違反協議或合同,將被罰款或起訴,罰款有時甚至高達數萬澳元。澳大利亞統計局數據顯示,1985年勞資糾紛共1876,而到20199,連續12個月處理的勞資糾紛才154,數量削減90%。【25】勞資糾紛減少,并不是因為工人們的要求總是能夠得到滿足,而是因為維護自身利益的代價太大,多數工人只能選擇在協議框架內活動。隨著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決定權越來越分散,工會的力量遠不如從前,工人們的階級意識也逐漸被削弱。

合作主義替代了階級斗爭和沖突,工人們的工資水平和工作條件得到一定改善,但是作為工人階級共同體的意識卻越來越弱了。由于歷屆政府和雇主們發起的反工會立法,工會密度和工會戰斗性有所下降。再加上澳大利亞政府近年來對工會的打壓,“將工會在澳大利亞政治中的角色邊緣化,并侵蝕了左翼政治運動的支柱性政治信念——團結一致”【26,工人階級越來越處于無組織狀態,這些因素都動搖了左翼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基礎。澳共(CPA)認為,40年澳大利亞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確實出現了衰退。【27

()右翼民粹主義突起

澳大利亞目前經濟轉型任務艱巨,人民收入增長停滯,失業率不斷上升,選民焦慮、排外情緒不斷蔓延。在歐美民粹主義浪潮的推動下,澳大利亞本土民粹主義力量卷土重來,邊緣政黨興起。近年來,澳大利亞的極右翼政黨在聯邦選舉中比較活躍,選票逐漸增多。如單一民族黨(Pauline Hanson's One Nation)2016年聯邦選舉中獲得17.5萬張選票,2019年其支持者增至近44;帕爾默聯合黨(Palmer United Party)2016年的聯邦選舉中只有315張選票,2019年其領導人克萊夫·帕爾默(Clive Palmer)另以聯合澳大利亞黨(United Australia Party)重新參選,獲得近50萬選民支持,得票率為3.43%,且在參議院贏得兩個席位。【28】此外,澳大利亞目前有多個新興的極端政黨,如鮑勃·卡特(Bob Katter)的“澳大利亞黨”(KAP)、“雅基·蘭比小組”(Jacqui Lambie Network)、由獨立參議員尼克·瑟諾芬(Nick Xenophon)組建的“尼克·瑟諾芬小組”[NXT,該組織20184月更名為“中央聯盟”(Centre Alliance)]、由退出自由黨的參議員科瑞·伯納迪(Cory Bernardi)組建的“澳大利亞保守黨”(Australian Conservatives)、“澳大利亞崛起黨”(Rise UP Australian Party)、“要么愛澳大利亞要么離開”(Love Australia or Leave)等。

這些政黨的興起,雖未觸及澳大利亞的主流政治,但它們打著極端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旗號,主張回歸經濟保護主義,抨擊收入不平等,反對移民、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直接搶走了大量傳統左翼政黨的核心支持者——中產的勞工階層、底層的低收入者和失業者的選票。

()左翼社會主義力量分散

與右翼民粹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澳大利亞的左翼社會主義力量長期處于弱勢地位,且派別比較多,聯合難度大。目前,澳大利亞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組織大約有十幾個。其中自稱為共產黨的組織主要有三個,分別為1964年從原澳共分裂出來的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1971年成立并于1996年更名的澳大利亞共產黨(CPA,其前身是1971年從原澳共分裂出來的澳大利亞社會主義黨)以及20196月從澳共(CPA)分裂出來的澳大利亞人共產黨(ACP)。比較有影響的社會主義組織主要有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Alliance)、維多利亞社會主義者(Victorian Socialists)、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社會主義平等黨(Socialist Equality Party)。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毛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政黨。21世紀以來,這些左翼社會主義力量曾多次嘗試建立左翼聯盟,但效果甚微。

它們雖以實現社會主義為共同目標,但具體的策略和途徑不盡相同。社會主義聯盟和維多利亞社會主義者認為,除了罷工、示威等斗爭形式外,社會主義者還應積極參加議會選舉,利用選舉來宣傳社會主義思想、改善自身形象,從而贏得廣大選民的支持,進一步推動社會運動。在2019年聯邦選舉中,社會主義聯盟獲得2447張選票,目前在西澳大利亞弗里曼特爾和維多利亞州墨爾本有兩名地方議員;維多利亞社會主義者通過與維多利亞州較大的托洛茨基派合作,在此次選舉中共獲得12453張選票。【29】也有一些更為激進的共產主義組織不參加選舉,如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認為,“議會和選舉是一種膚淺的民主”【30,強調要獨立于資本主義制度之外開展社會主義活動,其目標是在“革命性變革”中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并且認為必要時可采取非法行動,該黨于2019年加入了主張“自治、獨立和自力更生”的國際共產主義組織——“革命政黨和組織國際協調”(ICOR)。還有一些無政府主義組織主張通過教育或者直接暴動來建立一個自由、互助和自我管理的社會,反對工人參加議會活動,如無政府工團主義聯合會(Anarcho-Syndicalist Federation)31】。

綜上,新技術革命引發的一系列變革導致了澳大利亞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不僅使得工人階級內部越來越分化,還使資本主義勞資關系發生了不利于勞工階層的重組。再加上近年來右翼民粹主義突起,而左翼社會主義力量仍然分散,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給當前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帶來極大阻力。

 

五、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前景

雖然挑戰重重,不過,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整體發展形勢向好,資本主義的制度性弊端和結構性矛盾凸顯,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也面臨著歷史性的發展機遇。

一方面,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波及,再加上本身經濟轉型困難和一些自然災害的影響,澳大利亞近年來經濟形勢不太樂觀,鐵礦石需求下滑、房價暴跌、農業損失慘重,家庭負債率創新高,失業率上升,人民生活狀況不斷惡化。前澳大利亞政府經濟和政策顧問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澳大利亞的“經濟災難”已經難以避免,然而政府并沒有采取有效行動。【32】而中國、古巴、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危機和公共衛生危機中的表現則突出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表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方案確實是存在的,而且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從澳大利亞目前的政治生態來講,選民對主流政治感到失望。“澳大利亞選舉研究”互動數據庫近30年的調查數據顯示,選民的政治態度和投票行為發生了極大變化,對于主流政黨的認同在下降,具體表現為不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數量增多且選民的政黨認同感和歸屬感變弱,具有“強烈”政黨認同的選民減少。【33】在2016年和2019年聯邦選舉中,25%左右的選民沒有把工黨和自由黨—國家黨聯盟作為他們的第一選擇,而是投給了其他新興小黨。【34】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澳大利亞的興起則印證了這一點。同時,選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也大幅減弱,尤其是最近兩年來澳大利亞政府在應對自然災害、族群分裂、公共衛生危機等問題上的表現遭受了廣泛批評。目前的政治生態為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帶來很大發展空間,這些對主流政黨失望的選民正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的潛在支持者。

機遇與挑戰并存,而且挑戰多于機遇,這是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面臨的現實。不過,盡管前路漫漫,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力量仍然滿懷信心,積極開展活動。澳共(CPA)在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指出:“目前資本主義制度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社會矛盾激化,階級斗爭形勢加劇,這正是我們走向人民的機會。”【35

共產主義運動在澳大利亞的百年演進,既是一部澳大利亞共產主義政黨的發展史,也是一部工人階級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爭取民主和解放的斗爭史。雖然目前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力量規模有限,仍活躍在主流政治之外,但是它們一直走在為工人階級爭取權益、推動婦女解放、維護原住民權利、爭取民主和平等的最前列,影響著澳大利亞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注釋

1Vinnie Molina,“For a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in Guardian,Iss.1905,2020,p.3.

2參見楊成果《澳大利亞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頁。

3參見楊成果《澳大利亞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

4Laurence W.Maher,“Dealing with the King's Enemies:The Draft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issolution Bill 1950”,in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Vol.44,No.1,2013,pp.37-53.

5參見秦德占《塑造與變革:澳大利亞工黨社會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頁。

6Phillip Deery and Rachel Calkin,“‘We All Make Mistakes':The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n and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1956”,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4,No.1,2008,pp.69-84.

7Tom O'Lincoln,Into the Mainstream:The Decline of Australian Communism,Sydney:Stained Wattle Press,1985,p.98.

8Nick Knight,“The Theory and Tactic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M-L)”,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28,No.2,1998,pp.233-257.

9Edgar Ross,Of Storm and Struggle,Sydney:Alternative Publishing Co-operative,1981,p.140.

10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CPA Documents of the Seventies:1970,1972,1974 and 1976 Congress Documents Plus a New Course for Australia,Sydney:Red Pen Publications,1977,p.6.

11Greg Mallory,“Th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Australian,1967-1975 and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ustralian”,in The Hummer,Vol.3,No.7,Summer 2001-2002,pp.16-17.

12Richard F.Stear (ed.),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1973,p.408.

13CPA,“Statement from a General Meeting of Victorian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http://www.reasoninrevolt.net.au/objects/pdf/a000497.pdf.

14Suzanne Jamieson,“Clancy,Patrick Martin (Pat) (1919-1987)”,http://adb.anu.edu.au/biography/clancy-patrick-martin-pat-12320/text22131.

15Jon Piccini,Evan Smith and Matthew Worley,The Far Left in Australia Since 1945,New York,NK:Routledge,2019,p.3.

16王宏周《澳大利亞左翼》,載于《國外社會科學》1986年第10期。

17CPA,Program,Amended CPA 13th National Congress December 2017,Sydney:New Age Publishers Pty Ltd,2017,p.66.

18Bob Briton,“20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https://www.cpa.org.au/amr/69/amr-69-01-20th-international-meeting.html.

19Socialist Alternative,“Statement of Principles”,https://www.sa.org.au/node/3924;CPA,Program,Amended CPA 13th National Congress December 2017,Sydney:New Age Publishers Pty Ltd,2017,p.2.

20王宏周《澳大利亞左翼》,載于《國外社會科學》1986年第10期。

21CPA,Program,Amended CPA 13th National Congress December 2017,Sydney:New Age Publishers Pty Ltd,2017,p.40.

22[]溫尼·莫利納《從國際金融危機看不斷深化的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以澳大利亞為例》,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4期。

23OECD,“In It Together: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All”,http://www.oecd.org/social/in-it-together-why-less-inequality-benefits-all-9789264235120-en.htm.

24參見孫壽濤《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狀況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頁。

25Anna Pha,“Stop the Wage Rorts!”,in Guardian,Iss.1906,2020,p.1.

26袁野、姚億博《2019年澳大利亞大選與政黨政治新變化》,載于《當代世界》2019年第9期。

27Bob Briton,“20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https://www.cpa.org.au/amr/69/amr-69-01-20th-international-meeting.html.

28AEC,“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2016 Federal Election”,https://results.aec.gov.au/20499/Website/House State First PrefsByParty-20499-NAT.htm;AEC,“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2019 Federal Election”,https://results.aec.gov.au/24310/Website/HouseStateFirstPrefsByParty-24310-NAT.htm.

29AEC,“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2019 Federal Election”,https://results.aec.gov.au/24310/Website/House State First PrefsByParty-24310-NAT.htm.

30CPA(M-L),“Political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15th Party Congress”,http://www.cpaml.org/congress.php.

31ASF-IWA,“Aims,Principles and Statutes”,https://asf-iwa.org.au/aims/.

32Frank Chung,“Six Pathways to Australia's ‘Economic Armageddon'”,https://www.news.com.au/finance/economy/australian-economy/six-path-ways-to-australias-economic-armageddon/news-story/5f11849237d1621569e85 a9f2c2a1948.

33Sarah Cameron and Ian McAllister,Trends in Australian Political Opinion:Results from the 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 1987-2019,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19,p.5.

34AEC,“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2016 Federal Election”,https://results.aec.gov.au/20499/Website/HouseStateFirst PrefsByParty-20499-NAT.htm;AEC,“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2019 Federal Election”,https://results.aec.gov.au/24310/Website/HouseStateFirstPrefsByParty-24310-NAT.htm.

35CPA,“Political Resolution:Taking the Party to the People”,https://www.cpa.org.au/resources/cpa-doc-current/cpa-political-resolution-adopted-2017.pdf.

 

(趙婷,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學者。)

 

 

網絡編輯:張劍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年第5

 

發布時間:2021-01-24 18: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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