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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茂林:從理論與實踐的脫離到主體與結構的張力
——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觀新探

 

 

摘要:國內外學界對于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觀的探討,主要集中于其著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核心觀點為理論與實踐的脫離。安德森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書中,通過探究這一問題的原因,認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的張力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可以說,兩部文本構成了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觀的完整演化圖景。在安德森看來,一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就是一部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歷史,主體與結構關系問題的解決過程構成了其演進的更深層動力,最終卻以人本主義與“人已死亡”的對立宣告邏輯終結。把握安德森這一思想發展的脈絡,必須在文化霸權范式于特定歷史語境中的演進過程中進行。

 

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安德森;文化霸權

 

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觀對中國學界產生了深刻影響。國內外學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著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已經取得一系列學術成果。隨著研究的深入,本文認為,需要在原有學術成果基礎上發現安德森《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書的理論價值,辨析其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的思想關系,從而將這一問題置于安德森思想演進的圖景之中進行解讀。這對于安德森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都具有補白意義。

 

一、理論與實踐的脫離

 

學術界對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觀持有不同判斷,《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1]與《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西方馬克思主義卷》[2]認為,安德森擴大了法國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梅洛-龐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段忠橋對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認為這種觀點是“對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誤解”[3],也并非被西方學者廣泛接受。在戴維·馬基高的《評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終結?[4]一文看來,安德森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終結于種種困境。《走出佩里·安德森的“西馬”——重讀<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指出,不能把安德森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解讀以普世主義的方式來理解,因為它只是一種英國化的闡釋,“不能有意無意忘記了這些論斷的歷史性與具體性,忘記了英國化只是本土化的具體形式之一”[5]

 

我們認為,國內外學界對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觀的研究,主要依據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1976)一書,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對于蘊含更為深刻思想的《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1983)的探究,需要首先梳理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觀,這樣才能發現安德森這一思想的完整演進過程。

 

在安德森看來,“西方馬克思主義首要的最根本特點就是:它在結構上與政治實踐相脫離”[6]41,這一結論來源于他所考察的1918年至1968年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在安德森看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盧卡奇、柯爾施及葛蘭西,都是所屬政黨的領導人,他們的理論是在領導或參與無產階級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因此,他們的理論與革命實踐聯系密切。然而由于他們處于共產國際在西方共產黨推行斯大林化時期,形勢迫使盧卡奇不斷做檢討,柯爾施因拒絕接受共產國際批判而被開除出黨,葛蘭西因被抓入意大利法西斯監獄最終在獄中病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中斷了。此后,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與政治脫離成為專門的學術研究,法蘭克福學派是其代表。法國的馬克思主義由于法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斯大林化運動保持高度一致,所以幾乎沒有理論創新。斯大林化運動對意大利影響較小,但是由于他們將葛蘭西理論教條化,因而也乏善可陳。

 

在政治理論和經濟理論方面,安德森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理論特征指認為,“在創作這兩個領域的重要著作方面所表現的學術成果,實際上是一片空白”[6]62。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除了上述的革命低潮與斯大林化運動,也與青年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重新發現密切相關。《手稿》的發表,掀起了重新探討馬克思思想本質的熱潮。在這一背景下,馬克思思想發展史被重新考察,馬克思與黑格爾以及西方哲學的唯心主義傳統的關系被重新認知,最終造成了青年馬克思與晚年馬克思的對立。這造就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重回抽象哲學的第三個特征。

 

安德森將西方馬克思主義重回抽象哲學的另一個原因歸結為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安德森指出:盧卡奇對其代表作《歷史和階級意識》主要范疇的“物化”是受到了齊美爾的重要影響,而“無產階級是歷史的主客觀一致”的觀點則源于黑格爾而非馬克思;葛蘭西的《獄中札記》在本質上是與克羅齊進行對話;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理論來源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薩特的理論重要來源為現象學與存在主義哲學;阿爾都塞則受白歇拉爾、拉康等人的影響;《精神現象學》《法哲學原理》則對馬克思影響深刻。

 

文化藝術美學領域集中了主要創新成果,是安德森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第四個特征指認。阿多諾、列斐伏爾、馬爾庫塞、薩特等人是這方面的代表,這種從政治經濟學到文藝的主題轉換,也成就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換句話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典型的研究對象,并不是國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點是文化”[6]97。安德森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理論創新持肯定態度,認為它們反映了一戰后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運動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在他看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方面所寫的全部著作,其內容之廣博、種類之繁多,同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遺產中所有其他著作相比,都要豐富得多,也深刻得多”[6]100

 

我們發現,安德森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做出上述特征認定的基礎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在當時的安德森看來,一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就是圍繞著“理論與實踐”主題的發展史,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的扉頁上引用了列寧的著名論斷:“正確的革命理論只有同真正群眾性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才能最終形成。”[6]6他說,“貫穿全書的這個主題的前提,當然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一被傳統地視為規定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本身的課題”[6]135。以此為標準,安德森勾勒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程,從而更為清晰地界定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特征與思想語境。

 

安德森認為,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但是他們出生于無產階級政黨誕生之前,因此,他們的豐厚理論成果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系統分析,但缺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的系統思想。安德森指出,拉布里奧拉、梅林、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四位理論家,總結而非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列寧、盧森堡、托洛茨基、希法亭出現于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主要國家對外壟斷已經完成,他們的理論主題是分析帝國主義和創立關于無產階級斗爭的戰略與策略。前一個主題的成果是《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金融資本》《資本積累》。第二個主題的主要成就集中體現在列寧的著作中,他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依據變化的革命形勢,領導俄國革命勝利,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斯大林主義興起,理論的探討在蘇聯已經喪失歷史條件,在蘇聯以外的地區,由于資本力量的強大,革命實踐沒有獲得成功。安德森由此認為,作為馬克思主義核心的理論與實踐統一已經不可能,因此,就西歐地區以學術面貌出現的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有所區別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安德森將他們指認為第三代馬克思主義。

 

我們認為,安德森的上述判斷中有諸多正確的部分。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確實是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產物,但這并非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特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不僅包含著關于階級斗爭的指導原則,也包括關于斗爭的具體策略。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7]31,并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時代階級斗爭的特征,為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理論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一文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政黨必須使每一個支部都成為工人協會的中心,工人協會必須保障工人階級的利益不受到資產階級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提出了工人階級在斗爭中自我建設的思想,而且還提出了諸多行之有效的斗爭策略,指出,“工人應當極力將那些肯定不會采取革命手段而只會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張加以提升,把這些主張變成對私有制的直接攻擊”[7]198

 

我們認為,安德森對從列寧到斯大林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的特征的概括是比較準確的,但卻將眼光局限在一時一地,忽視了廣大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這不僅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實際上隨著安德森本人思想的進展,他自己也逐漸修正了這一觀點。20世紀末期安德森提出了他的后現代主義理論,認為“后現代性的要義在于西方國家成為后現代性世界體系的組成部分,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所組織成的世界體系的新格局是后現代性的世界性本質的核心內容,世界體系呈現出多民族競爭的多元態勢,而以資本主義文明為核心的現代性遭遇了由后發民族國家在政治、軍事、文化、政治所構成的總體權力關系的世界性挑戰”[8]。當然,安德森對于當時在西歐地區以學術面貌出現馬克思主義原因的判斷是準確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處于極為嚴峻的形勢下。因此,安德森認為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絕非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特征,而只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特征。

 

二、主體與結構的張力

 

既然理論與實踐相脫離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判斷,那么,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什么?我們發現,答案匯聚在被國內外學界容易忽視的《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書之中,這構成了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觀的更深層次的內容。歷史唯物主義在取得了一系列堪稱輝煌的理論成就之后忽然沉寂了,在局部地區甚至到了崩潰的地步,解釋這一歷史現象是安德森回答上述問題的契機。安德森不同意一種解釋,即拉美地區馬克思主義在60年代中期以后被更高級的結構主義所取代。這是因為,“結構主義從未深入到兩者之間的正式論爭領域,即結構和主體的關系問題,因而沒有對充分相信自身的歷史唯物主義構成真正的挑戰”[9]75

 

我們看到,在安德森那里,能否觸及結構與主體的關系問題,是判斷一個思想的層次的重要標準。因此,結構主義無力真正取代馬克思主義。安德森之所以能夠做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他已經能夠從主體與結構關系的高度來俯視思想史問題。他穿透了關于“二戰”后法國文化從馬克思主義到結構主義再到后結構主義轉變的眾說紛紜的解釋,認為,“在這方面并不是神秘地突然一下子從一個認識的‘山頭’整個轉到另一個‘山頭’(福柯),或從一個‘疑團’轉到下一個‘疑團’(阿爾都塞)。相反,很清楚,所有的爭論者都圍繞著一個主要問題展開”[9]38。安德森將所有相關爭論的主題都明確為主體與結構的關系問題,人本主義是主體力量的極致化,“人已死亡”則是結構力量的極致化。

 

我們發現,安德森對主體與結構關系問題的思想價值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在安德森看來,結構與主體的關系問題并非馬克思主義的次要或者局部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問題的核心,也是“解釋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問題之一”[9]39。在安德森看來,馬克思著作不一致之處的根源就是在糾纏這個問題。一方面,以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為代表,馬克思把歷史變革的動因歸因于客觀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安德森將這一點總結為,“涉及到結構的實體,或更確切地說涉及內在結構的實體:這就是當代社會學稱之為系統綜合的序列(或用馬克思的話,就是潛在的分裂)”[9]39;另一方面,以《共產黨宣言》為代表,馬克思又將歷史變革的動力歸結為階級斗爭,安德森將這一點概括為,“涉及到為控制社會形態和歷史進程而互相競爭、互相傾軋的主體力量”[9]39。安德森認為,如何消解這兩種解釋原則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所造成的理論困境,經典馬克思主義在其鼎盛時期也并未給出始終如一的答案[9]40

 

我們認為,雖然主體與結構的關系問題確實是至為關鍵的問題,但安德森關于馬克思思想的這一判斷是需要商榷的。回顧思想史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這一思想受到了阿爾都塞理論的深刻影響。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的思想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845年斷裂前是‘意識形態’階段,1845年斷裂后是‘科學’階段”[10]。與阿爾都塞的“斷裂”不同,安德森更加強調“分裂”,前者突出時間前后的不一致,后者注重思想內部從始至終的張力。本文并不同意安德森將馬克思的思想歸結為主體與結構的“分裂”,因為這是一種單一實體歷史動力觀下的思維結果。考察思想史我們看到,這種單一歷史動力觀并不新鮮,不論是基督教哲學中的上帝,還是黑格爾哲學中的絕對精神,都將歷史發展動力視為單一實體。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歷史發展動力并非具體實體,而是一個包涵多個層次的動力系統。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中的最基本矛盾,恩格斯在此基礎上指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斗爭”[11]。階級矛盾的深淺決定了將會采取改革還是革命的方式,從而構成了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歷史動力的觀點是,根本動力與直接動力辯證統一。在安德森看來,這種主體與結構的張力,導致了在實踐中第二國際右派的改良主義和極左派無政府主義的對立,雖然列寧在不斷地調和這些極端對立,但他只是在處理現實危機而非理論困境層面上解決上述結構與主體的對立問題。既然我們已經分析了安德森所指認的馬克思思想中的主體與結構的張力并不存在,那么上述說法自然也并不成立。然而,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我們并不能夠因為馬克思思想中不存在這一難題,就斷定西方馬克思主義也一樣無此理論困境。

 

馬克思主義在法國衰微,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的是,法國馬克思主義編年史學很快被年鑒學派所替代,歷史學職業很快為年鑒學派所支配。那么其原因何在?這是因為相比年鑒學派而言,法國馬克思主義編年史學放棄對歷史動力的探尋,也就是安德森所說的,“其尋求歷史的更深遠或長久的東西時,對動力本身基本上不關心”[9]41。我們看到,布羅代爾將歷史分為環境史、社會史、事件史,其中事件史“最激動人心、最富有人性,但它也是最危險的”,其特征是既“短暫、急促、緊張不安的波動”,又“極端敏感”,“它能引起這種歷史的全部領域顫動”[12],歷史動力就掩藏在事件史之中,人們在事件抉擇中影響著歷史的走向。從歷史唯物主義來考察可以看到,這種觀點具有強烈的唯心主義色彩,然而它畢竟直面了歷史動力這一根本問題。安德森給出的另一個原因也成立,雖然戰后法國左派人數眾多,而且作為工人階級的主要組織對法國資產階級構成嚴重威脅,但他們也并未積極處理這一理論難題,因為他們已經是一個僵化的官僚組織,不斷錯失回答這一問題的時機。

 

在安德森看來,上述局面促使學者們對主體和結構的關系進行不斷探索,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薩特、斯特勞斯、阿爾都塞、索緒爾。本文并不認同其原因分析,其中,關于經典馬克思主義并不存在實踐與理論的脫離、主體與結構的對立,上文已經給出證明。我們認為,上述學者的理論興起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奠基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在當時已經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形態,其本質上在強調主觀的本體論,這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薩特、斯特勞斯等人處于與俄國十月革命有著巨大差異的社會歷史環境中,他們需要回答的時代課題,并非無產階級解放的政治斗爭,而是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治療,其核心在于日常生活的解放。我們認為,安德森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斷探索主體和結構關系的總體概括是準確的,但是原因并非由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困境,而在于西歐的新歷史環境使得上述學者需要以主體與結構的關系問題來發展新的理論。換言之,不論安德森如何論證思想史的同質性,都無法掩蓋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理論裂痕”。

 

安德森認為,這一問題被懸置或直面,都會導致經濟主義的“人已死亡”與張揚人的力量的人本主義之間各執一端的激烈爭論。薩特關于這一問題的集中觀點出現在他對梅洛-龐蒂詰難所作回應的《辯證理性批判》與《方法論若干問題》中,兩者的共同目的都是為了建立一門歷史的、結構的人類學。《辯證理性批判》將主體與結構的難題表述為實踐與過程、個體與集體、群體與惰性實踐之間在一個失去控制世界中的困境;而《方法論若干問題》主要是圍繞理解個體生命的總體意義,“主張將馬克思主義概念、精神分析概念和社會學概念綜合于一個統一的解釋方法之中”[9]43。列維·斯特勞斯圍繞這一問題給出的答案是,關于人的問題,歷史主義是荒謬的,因為人的心靈具有不變的屬性,“人文科學的最終目的不是去構成人,而是去分解人”[13]

 

這當然與阿爾都塞抵觸乃至對立了。安德森認為,關于主體與結構的關系問題,阿爾都塞與列維·斯特勞斯的關系其實并不疏遠,《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并非是面向列維·斯特勞斯對其批判的解釋,而是贊同列維·斯特勞斯的主張,因為他們共同重塑了關于人的解釋的共時性,從而反對了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因為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解釋的歷史性不過是共識性知識本身的各種形式的發展。阿爾都塞認為,薩特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假朋友,雖然斯特勞斯公開批判歷史唯物主義,但他比薩特距離歷史唯物主義更加接近。

 

在安德森看來,阿爾都塞獨特的理論體系和其廣泛的影響都是需要認真繼承的遺產,“他的體系的新穎和獨創性很快對法國的左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獲得巨大的聲譽”[9]45。先前諸多理論流派如薩特、列斐伏爾、戈德曼等人都被其取代,可以說阿爾都塞的理論塑造了年輕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安德森認為,阿爾都塞的理論體系與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就其質性而言,即使在阿爾都塞的理論和影響達到頂峰的時候,也依賴于在時間性上更早并比其更為持存的結構主義。如果說列維·斯特勞斯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方式是將主體從所有學科知識領域中分離出來,從而試圖解決主體與結構這一永恒難題的話,那么,阿爾都塞則以相反的路徑取消主體,認為所謂的主體不過是意識形態建構出的虛幻主體,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變得更為激進。安德森認為,阿爾都塞將人的主體性徹底消除的方案雖然可以取得一時的理論效果,但是其代價也同樣高昂,這表現為,在短短一年之后,他的學生福柯就提出了“人已死亡”這個如雷貫耳的口號。在安德森看來,阿爾都塞主義的非主體性思想在理論上被福柯推向極端,除了暴露出理論的內在深刻矛盾以外,在現實性上也遭遇了“五月風暴”帶來的難堪。

 

回顧思想史,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阿爾都塞的思想由于缺乏實質內容而喪失了影響力,薩特的《福樓拜傳》在其文化周期意義上已經是一部遺囑,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巴黎被排斥到了邊緣地位,結構主義占據了法國理論的中心,其代表性人物拉康、福柯、列維·斯特勞斯都有大量杰出的研究成果出版。《野性的思維》問世以后的20年間,斯特勞斯、拉康、福柯、巴特、德里達等人的作品相繼出版。

 

那么,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這一理論運動為什么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它們在法國取代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地位,是否因為在主體與結構的關系這一人類歷史社會的根本性問題上給出了更為高明的答案?根據安德森的考察,結構主義起源于語言學,“正是在這個學科中,德·索緒爾發展了語言(language)與言語(speech)之間的對立、共時性秩序(synchronicorder)與歷時性秩序(dia?chronicorder)之間的差異以及作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統一體的記號(sign)概念,這記號概念與其語詞所指的對象的關系在任何既定的語言之內實質上都是任意的或無目的的”[9]50

 

索緒爾這套學說經由雅克布遜傳給了列維·斯特勞斯,而列維·斯特勞斯將這一套理論運用到人類學之中則標志著結構主義的誕生。安德森把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理論運動的內在邏輯勾勒為:列維·斯特勞斯將親族系統指認為與音位學的分析形式相吻合的一種語言,親族系統中起中介作用的是婦女,這距離將這一人類學的認知擴展到社會一切主要結構只有一步之遙,經濟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如同婦女在親族網絡系統中的作用。語言學模式對人類心理結構的分析的擴展是由拉康完成的,他不僅運用語言學分析范式,而且將語言本身指認為一個無意識的異化領域。德里達將這一思路推向了極致:語言之前無他物,語言之外無他物。

 

安德森指出,“正是索緒爾本人警告不要從他的研究領域出發隨便進行類比和肆意引伸,而這種做法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卻從未停止過”[9]53。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具有強烈的獨特性,親族和經濟不能和語言模式相類比,比如家庭制度中的一夫一妻制或多偶制是一種有目的有意識的人類活動,而語言記號并無目的。安德森認為,親族關系與符號交流系統的語言是異質性的,詞語和婦女并不能像列維·斯特勞斯所認為的那樣去互換,雖然任何言說者都不能離開詞匯,但是卻可以反復使用任何一個已經熟悉的詞匯,而在親族關系中已婚婦女顯然不能恢復曾經的女兒身。在安德森看來,經濟的本質也不在于交換,生產和所有權才是更為根本性的東西。在安德森看來,列維·斯特勞斯的認知范式是對全部權力、剝削和不平等關系的掩飾,這些關系是原始經濟與資本主義文明所固有的。

 

安德森強調,主體與結構的關系問題仍然是語言和言語關系問題的本質,將言語推向極致從而完全壓抑語言的結果與張揚結構完全取消主體的結果是一樣的,而這一步正是由后結構主義者德里達完成的,“任何穩定結構的根據總是取決于悄然設定的一個并不完全‘從屬’于它的中心,換句話說,取決于設定一個與它相區別的主體”[9]71-72。然而,德里達并未去剖析這些與之相區別的主體的內在結構及其操縱手法,相反卻肅清了意志自由主義殘余,產生了沒有主體的主觀主義的荒謬結論,而其理論結果并非如德里達所愿得到一個更加高級和純粹的結構。因為一旦結構徹底喪失主體,完全由結構自己操作,結構將立刻因失去對等物從而危及自身存在。

 

安德森發現,薩特等人的難題并未像結構主義宣稱的那樣得到解決,而把語言模式當作揭開人類歷史社會的鑰匙是關于“結構和主體”關系問題的倒退。因為其不但沒有解決問題,甚至連這一問題都沒有描述或揭示清楚。這導致了對結構的肆意張揚或對主體的盲目崇拜,對主體的過多推崇也必將傷害結構。在安德森看來,結構與主體作為范疇一直是相互依賴的,盡管在馬克思主義內部這一問題一直沒有得到非常精妙的解決,但是至少對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及其內在張力有著深刻的認識。如何超越更加堅固的資本主義國家結構,把握這種國家結構的運行機制?文化霸權在這種國家結構中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動員什么樣的主體力量才能打破和超越這種資本主義國家結構?這些都取決于對主體和結構關系的重新思考。

 

三、思想的深化何以可能

 

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究的是,安德森為什么要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從而將主體與結構的關系指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問題,最終把握住人本主義與“人已死亡”之間的矛盾。這當然需要考察其歷史語境與思想邏輯的復雜演化。安德森于1964年發表了自己的成名作《當前危機的起源》,他不僅自覺運用文化霸權研究范式,而且對英國危機的起源以階級結構變遷為視角做出了深刻判斷,同時還指明了英國的社會主義文化霸權道路。其后,安德森發表《對威爾遜主義的批判》指出,英國工黨在英國左派中最可能成為英國社會主義文化霸權戰略的領導力量。但是英國工黨選擇了平庸的議會斗爭道路,對安德森提出的構想置之不理。安德森深感失望,于1965年寫作《五十年代的左派》和《社會主義的戰略問題》,總結英國左派歷史經驗,進一步闡明問題的重要性。然而,英國工黨在隨后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為都使安德森的期望化為泡影,安德森于1967年發表《工會行動的限制與可能性》,標志著對工黨由批判性支持轉向放棄。在此之后,安德森分別受到雷吉斯·德布雷與回顧葛蘭西理論以及“五月風暴”事件的影響,從而將文化霸權建構的領導力量指認為英國知識界。1968年,安德森發表《國民文化的構成》,認為英國知識界由于其保守主義文化核心導致了缺乏歷史社會總體性視野,必須翻譯和介紹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其進行改造,才能肩負起構建英國社會主義文化霸權的歷史使命。

 

安德森文化霸權思想主要源自于葛蘭西,是指統治集團通過各階級的共識來實現自己統治的領導地位。葛蘭西強調,“人們機械地看待破壞,而不是把它作為破壞/建設來看待”[14]。因此,安德森不僅注重文化霸權的分析價值,同時也突出其建構意義。而對文化霸權范式更為深入的分析,必須到《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才能完成,即主體與結構的問題恰恰是文化霸權范式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在對主體與結構的交互作用的理解中,揭穿整體社會意識、觀念的文化霸權本質。具體而言,英國的舊貴族如何將本階級利益炮制包裝成全社會利益,從而收編無產階級的階級主體意識,將無產階級的主體意識容納進所謂的“社會共識”。安德森正是通過文化霸權的主體與結構的互動關系來把握社會結構的,從而不落入經濟決定論的窠臼,即一種社會成員經濟地位與在霸權統治下文化觀念的混合體。《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正是通過探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進程中主體與結構關系的問題,構成了其對文化霸權范式根基的反思。

 

英國社會主義實踐受阻構成了這一反思的社會基礎,西方馬克思主義改造英國學術界雖然取得了相當成效,但“70年代中后期,隨著資本主義的重新穩定,新左派運動開始分化、瓦解,并在1979年英國撒切爾保守黨政府的上臺后正式走向終結”[15]。從西方大的背景來看,工人階級的政黨在歐洲接連失敗:德國社會民主黨遭遇巨大失利;意大利社會黨被淘汰出局;瑞典社會民主工黨下野;法國社會黨一敗涂地。1968年的革命傳統被消耗得所剩無幾,新社會運動和改良主義暴露了其自身的不徹底性與軟弱性。政治局勢出現了令絕大多數人意外的右派卷土重來的大逆轉,80年代右派開始獲勝,革命的前景更加渺茫。

 

究其原因,英國左派失勢是因為受到工人階級選民支持的國有化經濟陷入僵局,經濟國有化是安德森一向堅持的理論之一。曾經英國由于工黨執政而實現了大量企業國有化,帶來的高就業率和令人滿意的社會保障,為英國工黨贏得了大量的民眾支持。然而,國有化經濟在長周期中會出現的問題是,經濟活力嚴重下降,經濟個體也在社會力量的保護下逐漸與市場脫節,市場的敏感性急劇下降。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和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等問題,使得英國民眾對工黨執政的信心大幅下降。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得英國經濟局勢大為好轉,在保守黨意識形態成功宣傳的攻勢下,作為工黨執政選民基礎的工人階級轉向認同英國保守黨,中產階級則在更早時就認同了保守黨的意識形態。英國保守黨的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為,居者有其屋、私人財產、個人主義和創業機遇的自由。其策略與建構過程為“擴大宣傳危機、制造對立面摧毀原有的歷史主體集團,重建市場經濟的競爭性,最終實現了‘歷史集團’這一英國歷史主體集團的重構”[16]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安德森對作為文化霸權范式理論基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反思,尤其是對由葛蘭西文化霸權發展而來的結構主義,對人的主體性與客觀存在的限制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標志著對文化霸權范式的思想根基進行反思。安德森對文化霸權范式在揭示和建構社會結構中的價值并不懷疑,但近二十年英國社會主義實踐證明,除英國保守黨力量十分強大以外,作為新左派自身理論與實踐范式的文化霸權,在分析社會結構的深刻程度方面和建構新社會結構的力度方面都有待加強。

 

因此,安德森重申了馬克思主義自我批判的傳統,“歷史唯物主義首先表現出來的這種批判的特色在于,它不可分割地、不間斷地包含了自我批判”[9]4。這種堅定的自我批判,使得馬克思主義維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例如19世紀的革命,則經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動的不徹底性、弱點和拙劣”[7]474。通過梳理結構主義理論運動,回顧作為文化霸權理論根基的主體與結構關系,探究人本主義與“人已死亡”的張力,是安德森反思文化霸權范式的必然思想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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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喬茂林.斯圖亞特·霍爾的撒切爾主義批判[J].國外理論動態,201410):58-63.

 

 

網絡編輯:張福軍

來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4

發布時間:2021-01-24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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