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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輝:“中國之治”的制度基礎與文化奧秘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站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和戰略高度,立足當前,著眼長遠,首次以中央全會形式研究審議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問題,從堅定制度自信和推進制度創新相結合上系統回答了“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一重大政治問題,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相輔相成、有機聯系、系統集成的顯著優勢,系統闡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構成的層次清晰、全面系統的科學制度體系,明確提出了推進我國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指導思想、總體要求、總體目標、戰略途徑和重大舉措。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豐富發展,為成功實現“中國之治”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基礎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縱覽世界歷史,一個民族的崛起或復興,往往與其民族精神的崛起和民族文化的復興息息相關。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無論是在革命、建設時期,還是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既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其所蘊含的政治理念、倫理規范、價值追求、人文傳統和社會理想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又不斷傳承弘揚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不斷創新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文化自信得到充分彰顯,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全黨全社會思想上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理解“中國之治”的文化奧秘,就要從制度與文化的關系出發,把握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推動和發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

一、創造“兩大奇跡”的制度密碼和文化基因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或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一種社會制度優劣與否,是否管用有效,不能靠單純的主觀判定,而是由實踐來檢驗和證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的:“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管不管用,有沒有效,實踐是最好的試金石。”經過70余年的探索發展,我國形成了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體系。這套制度體系鑄就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概括的“兩大奇跡”,即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以這兩個奇跡為主要內容的“中國之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威力和文化實力的實際展現。在人類歷史上,那些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的國家,大都沒有形成穩定有效的國家制度以及充滿活力的治理體系和較為完備的治理能力,究其根本,就是沒有從本國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出發,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中國的“兩大奇跡”交相輝映、相輔相成,這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極為罕見,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不會否認這個事實。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說,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能夠取得偉大成就,無不得益于其獨特的制度優勢和發展模式。中國能創造這樣的奇跡,鄭永年認為,源于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在背后的支撐,為執政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制度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改革開放經驗時曾指出:“我們扭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鍵,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永葆黨和國家生機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證。”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科學概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十三個方面的顯著優勢,涵蓋了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各領域各方面,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既有韌性更有活力,既穩固可靠又充滿潛能。這十三個方面的顯著優勢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最大優勢為統領、其他十二個顯著優勢各展其長的有機聯系的“制度優勢群”,匯聚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整體優勢。這一科學概括,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表明我們黨對“三大規律”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制度穩則國家穩,治理強則國家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當今世界,置身以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為特征的大變局中,制度競爭更加復雜、日趨激烈,“中國之治”和“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比。一些西方國家不愿意看到我國日益強大并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把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視為對西方制度模式的挑戰和替代,對我國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竭盡歪曲污蔑、遏制打壓。比如,把我國發展強盛丑化為“新帝國主義”,把我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及其成功實踐歪曲為“新殖民主義”,并發起貿易戰、打壓我國發展高新技術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些西方國家的根本目的就是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阻滯甚至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需要看到,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201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中暢談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指出“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正像我們無法要求所有花朵都變成紫羅蘭這一種花一樣,我們也不能要求有著不同文化傳統、不同歷史遭遇、不同現實國情的國家都采用同一種發展模式。改革開放40余年來,我們國家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全球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有力回答了擺脫貧困這個困擾人類發展的歷史性難題。在“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鮮明對比中,更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顯現,我們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我國發展道路對世界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

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既是一個國家制度生長的土壤,也是這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基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正是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不斷學習借鑒、消化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優秀成果,形成了我們的民族特色和獨特優勢,構筑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化基因。 

二、關于“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全新回答

社會主義是實踐、理論、制度的有機統一。馬克思主義政黨通過革命掌握政權后,國家建設、改革和治理的問題成為擺在執政黨面前突出的重大歷史任務。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進程,同時就是治理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中國共產黨是具有高度制度自覺和卓越治理能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長期實踐探索中,總是把開拓正確道路、發展科學理論、建設有效制度有機統一起來,及時把創新的理論原則、成功的實踐經驗轉化為系統的制度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建立并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成和發展了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斷加強和完善國家治理,為實現黨的綱領和目標、推動社會發展進步提供堅實有力的制度保障,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深厚的制度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以深遠的世界歷史眼光思考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問題,明確提出“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全新社會”這個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課題。蘇聯國亡政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沒有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道:“因為沒有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日積月累、積重難返,必然帶來嚴重政治后果。”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后,積極探索“怎樣治理中國”這個問題,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改革開放前,在國家治理體系上還沒有完全找到一種完全符合我國實際的模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認真探索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現代化問題。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使當代中國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活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處于新的歷史方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把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完善國家制度、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有機統一起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明確要求“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既體現堅持戰略部署的一貫性和連續性,又根據我國發展要求和時代潮流,形成新的理論成果、實踐成果、制度成果。具體地看,既準確把握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演進方向和規律,又把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明確了前進方向和指導原則,又提出了總體要求和重大任務;既講清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十三個顯著優勢”,又指明了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主要途徑;既提出了“三步走”總體目標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又規劃了“十三個堅持和完善”的重大任務;既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總之,《決定》創造性回答了“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個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課題,豐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具有全局性、開創性、里程碑標志的重大意義。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開辟“中國之治”新境界

“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迫切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更加完善、不斷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好;我們說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面對這一重要歷史任務,要做到堅定制度自信與推動制度創新的有機統一,既要堅持好、鞏固好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又要完善好、發展好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在以下五個方面不斷發力,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進而開辟“中國之治”的更加美好的未來。

一是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所描繪的制度圖譜中,首要的是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在“十三個堅持和完善”的制度安排中,首位的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在《決定》的各個結論和各項要求中,根本都是要加強黨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領導。可以發現,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是貫穿其中的一條紅線和主線,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突出強調了黨的領導制度是具有統領地位的根本領導制度。開辟“中國之治”更加美好的未來,必須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

二是必須牢牢把握“中國之治”正確的前進方向。方向決定道路。把穩“中國之治”的前進航向,就是要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回顧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其完整含義包括兩部分:一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二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組成了一個整體,前一句話,規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話,規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的鮮明指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這里面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偏離了這一條,那就南轅北轍了。”完善和發展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要堅持方向不偏、道路不改,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從中華文化中汲取豐厚滋養;又把握黨和人民在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走過的道路、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不照抄照搬別國制度模式,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三是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馬克思曾指出:“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任何一項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把握和處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問題,都要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中國共產黨成立近百年來,始終堅持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建設,始終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維護人民合法權益。開辟“中國之治”更加美好的未來,要始終著眼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制度建設和國家發展。

四是必須推進全面系統的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不僅要解決好體制機制弊端問題,而且要解決好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實現總體目標,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全力推進以實現總目標為主軸的所有領域的改革,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十三個堅持和完善”的全面性安排和全方位畫像,是我國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建設的頂層設計,是新時代“中國之治”的整體性布局和系統性建構的宏大工程。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不僅是這十三個顯著優勢的具體體現,更是作為一個整體而展現出的整體優勢,是十三個顯著優勢疊加后形成的整體制度優勢。因而,在實踐中,必須更加注重全面系統的改革,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幾何級數優勢充分發揮。

五是必須借鑒世界優秀制度文明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根據自身現實國情和自己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建立和完善國家制度,選擇適合自己的國家治理體系,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亦步亦趨地照搬別國模式,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排斥有利于中國發展進步的其他國家的治理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民族,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這才形成我們的民族特色。”其他國家的制度文明和治理經驗有其制度性質、階級屬性和歷史文化的特殊性,但也有一定的規律性和共性。當今世界,各種社會制度密切聯系、相互影響,在融合交流中比較競爭,共同構成了人類政治文明的百花園。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可能脫離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不可能在自我封閉中獨善其身。對于其他制度文明的優秀成果,要尊重其多樣性和豐富性,學習借鑒各民族創造的優秀制度文明成果,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

來源:《江淮論壇》2021年第1期

網絡編輯:欣然

發布時間:2021-01-27 1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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