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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張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摘要:加快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新發展階段的內在要求。在運用社會再生產理論分析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內涵的基礎上,闡述雙循環的內在統一關系。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針,新發展格局的形成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必然結果。在分析當前發展格局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新發展方略:要堅持加快產業升級原則,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要堅持科技領先原則,提升新型舉國體制效能;要堅持民生導向原則,提升擴大內需戰略功效;要堅持加快流通原則,提升整體資源配置效率;要堅持勞動主體分配原則,提升縮差共富的分配體系;要堅持自力主導開放原則,提升經濟全球化公正發展狀態。

關鍵詞: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社會再生產,政治經濟學分析

 

2020年5月23日,習近平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經濟界委員會上深刻分析國內國際形勢,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循環要暢通起來,就必須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特別是供給體系和國內需求要更加適配;強調建立新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其目的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本文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聯系國內外的經濟現實,重點從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社會再生產各個環節,來分析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緊迫性、基本內涵、主要問題和基本方略。

一、盡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的緊迫性

隨著全球化發展,各國融入世界市場,形成國際大循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融入全球體系。當今世界面臨百年大變局,全球化出現逆流,國際大循環面臨危機。近年來,內需對拉動中國經濟的貢獻不斷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間。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經濟社會進入新發展階段。

(一)新發展階段需要新發展格局

從國內來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的發展,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國內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出口對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減退,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疫情爆發后,中國采取了堅決果斷的防控措施,在世界范圍內首先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采取了推動復工復產的舉措,經濟社會逐漸恢復正常。

從世界范圍看,新冠肺炎在全球大爆發,大部分國家采取了減少國際航班,限制人員往來的措施,國際大循環受到沖擊。加上資本主義基本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和國家治理的劣勢,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出現了負增長。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經濟衰退,就業率下降,收入減少。美國等國家為了遏制中國崛起,打著反傾銷的口號,對中國產品征收高額關稅,抵制中國產品,還直接用行政手段斬斷中興、華為等中國高科技企業的供應鏈。

面對國際、國內的新情況、新變化,習近平提出了中國經濟社會進入新發展階段,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提出后,國內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現有的有關內循環、雙循環的研究,多是從中美貿易戰、拉動內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方面進行的分析。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對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關系進行辯證分析,分析新發展格局的內涵,并提出新發展格局下的新發展方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推動建立新發展格局的緊迫性

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對于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不但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緊迫性。

一是中國經濟大國地位產生的內生需要。作為一個經濟大國,中國有條件、有能力也必須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際雙循環的格局。第一,中國擁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中國擁有14億人口,擁有9億勞動力和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近年來,網絡經濟、快遞、移動支付等新興經濟也得到了快速發展。第二,中國擁有完備工業體系優勢。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工業化體系。目前,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達到了28%。在全球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占居世界第一。是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第三,大國不能過分依賴出口。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從歷史上看,在一個國家發展初期,需要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但是,當經濟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國內市場培育后,生產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滿足國內的需求,同時還應該進口更多的產品以滿足國內需求。英國、美國、日本等國都走過了典型的先出口,后滿足國內需求的道路。中國外匯儲備已達3萬多億美元,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應該放在更好地滿足國內需求上。第四,大國不能過分依賴國外產業鏈、供應鏈。如果過度依賴國際分工,一旦別國主動斷供,或別國發生戰爭、政變、罷工、恐怖主義等危機,一件產品的某個零部件,或者某種資源、能源、農產品斷供,就會使整個生產過程中斷。

二是提升經濟、科技自主權,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需要。近年來,中國科技取得巨大進步,但是,許多方面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第一,科技實力是體現一國綜合實力的關鍵因素。經濟總量是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經濟占到世界總量的30%以上,戰爭失敗的原因在于生產力水平、科技水平的差距。第二,建成現代化強國,必須提升科技自主權,掌握核心技術。中國共產黨成立近百年來,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站起來到富起來的轉變,要真正強起來必須提升科技實力,在尖端技術、核心技術方面實現突破。第三,提升科技水平,提高人才質量,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于創新,創新需要人才。有創新才會有新的產品,才會有新的社會需求,才能有新增的生產,新增的就業,新增的收入。中國過去主要靠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生產低附加值的產品,以價格優勢占領國際市場。不斷提升科技水平,才能提升中國在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三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防范化解重大經濟風險的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經濟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經濟危機、金融風險也相互傳導,進而影響整個經濟體系的安全。第一,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自身上面,更好地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全球化促進了經濟交往,為商品帶來了更大的市場,推動了經濟發展。隨著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經濟降速,特別是隨著新冠肺炎的爆發而導致的衰退,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如果不加防范,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會傳導到中國,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風險。第二,是不斷提升國際經濟話語權的需要。西方國家依靠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把持著國際經濟規則制定權,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話語權。要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需要不斷提高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規則制定權。

四是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國內國際經濟循環沖擊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沖擊。第一,國際產業鏈斷裂。隨著全球化發展,產品內國際分工獲得了快速發展,許多產品的零部件由幾個甚至幾十個國家生產。為阻止病毒傳播而采取的停工、停產、停運,使產品內國際分工受到極大影響,國外企業停工無法生產零部件,會導致國內加工無法組裝成品。第二,國際進口數量減少。為有效應對疫情,國外企業停產,工人失業,使生產過程中止生產出來的產品減少。短時間可以依靠庫存滿足中國市場的需求,但從長期來看,必然會影響中國進口的規模。

五是應對美國等國家逆全球化、去中國化的需要。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風。第一,出現了逆全球化現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采取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利用病毒對中國進行污名化,把疫情防控政治化,對中國產品施加高額關稅,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部分孔子學院,驅逐部分中國駐美記者。第二,出現了去中國化現象。一些國家進一步拋出了中國威脅論的觀點。美國把一些中國企業列入實體清單進行打壓。一些跨國企業,借口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退出中國,把生產轉移到越南、印尼、印度等東南亞國家,制造業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的“去中國化”的現象。

二、新發展格局的基本內涵

國民經濟循環的本質就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社會再生產理論是分析國內大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的基本工具,辯證唯物主義是分析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基本方法。從內因和外因的關系看,內因起決定性作用,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指出:“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1]正確處理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的關系,要把獨立自主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參與全球化的立足點。

(一)國內大循環的內涵

國內大循環是社會再生產在國內的循環過程。國內大循環,不僅包括社會最終產品主要靠國內的消費與投資,也包括生產、流通過程主要在國內進行,只有完成這四個環節,才能完成再生產的過程,開始下一階段的生產過程。

一是國內生產過程。在生產過程中,人們運用勞動工具,通過人的活勞動,加工于勞動對象,生產出人們生產生活所需要的產品,滿足人們的需要。“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2]生產的國內循環,即為生產的全過程,包括資源、能源、原材料的獲取,設備、零部件的生產、組裝等過程主要在國內進行。

二是國內流通過程。人的需求具有多樣性,通過交換可以豐富物質文化需求,提高生活的質量。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交換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于生產者來說,只有把商品運輸到市場,通過各類市場把產品銷售出去,換回貨幣,才能給工人發工資,購買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維護更新機器設備,開始下一階段的生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產品賣得出去非常重要,如果產品賣不出去則生產過程就停滯了。流通過程的國內循環是指商品在國內流通、流動的過程。

三是國內分配過程。分配是由生產決定的,“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于有多少產品可供分配”[3]分配包括物質分配和收入分配,物質分配和收入分配是密切相關的。物質分配關系到生產出來的商品在社會各成員、各部門之間的分配,關系到社會生產的物質平衡。收入分配關系到社會最終產品的實現,收入分配不合理,產生兩極分化,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收入分配還關系到勞動者的積極性,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會引起社會的不滿情緒,甚至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而合理的收入結構,有利于拉動消費,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分配過程的國內循環是指國內的收入分配過程(廣義分配還包括財富的分配)。

四是國內消費過程。消費是生產的最終目的,生產產品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需要包括國內和國外需要。一件商品只有被人們使用,經過消費,才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實現了其使用價值。從供求關系來看,消費屬于需求側。通過拉動消費需求,可以刺激生產發展,推動經濟增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4]國內循環的消費,主要是指國內生活和生產消費的過程。

(二)國際經濟循環的內涵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不斷增加,世界各國聯系日益密切,依賴日益增強。國際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通過世界市場,形成了更大范圍的國際大循環。

一是國際生產過程。從生產來看,生產過程突破了國家界線,需要國外的資源能源、原材料、零部件、勞動力以及機器設備,即為國際生產。隨著全球化、跨國公司的發展,生產過程的資源、能源和原材料,生產線上的機器設備、零部件等有可能來自國外,跨國公司的管理人員、工人等也有可能來自外國。

二是國際流通過程。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海運、空運、陸運等在國際貿易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全球大宗商品國際貿易的80%以上是通過海運進行的,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全球港口排名前十名中有七個在中國。流通過程也越來越走向國際化。

三是國際分配過程。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利用自身的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有的國家利用技術優勢,有的國家利用資源和能源優勢,有的國家利用人力資本優勢,有的國家利用供應鏈成本優勢,從而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價值鏈的不同位置。越是具有壟斷性的優勢,在國際分配中獲得的越多。

四是國際消費過程。從消費來看,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生產、生活消費越來越走向國際化,人們消費的產品從農產品到工業品,從易耗品到耐用品都來自世界各地,大大豐富了人們的選擇,滿足了人們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隨著消費的全球化,“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5]

(三)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對立統一

國內大循環是國際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大循環離不開中國國內大循環。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要妥善處理好二者的關系,使雙循環相互促進。

一是國內大循環是國際大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國際投資和跨國公司的發展,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在世界市場上,各類商品按照價格、競爭、供求等機制進行配置,更好地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更好地滿足了世界各地人們的需求。改革開放后,中國主動融入世界市場體系。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制造業產值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進出口規模居世界第一,中國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大循環成為國際大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是國際循環離不開中國國內大循環。二戰以來,國際分工向縱深發展,國際貿易規模越來越大,世界各國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大。中國通過便宜的勞動力和高效的供應鏈體系,為世界提供價格便宜的產品,提高了世界各國人們的生活水平,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以上,國際大循環離不開中國國內大循環。

三是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正確處理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的關系,能夠推動二者的相互促進,推動國內經濟和全球經濟的發展。國內大循環發展,生產出更多更好、價格更便宜的產品,能夠更好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從國際大循環中購買更多的原料、資源、能源和零部件以及制成品,從而推動國際大循環的發展。國際大循環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生產要素和商品價格,有利于更好滿足國內生產和消費的需求,更好促進國內大循環。反之,如果處理不好二者的關系,則可能使二者相互限制,導致國內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共同衰退。

(四)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內因對事物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外因通過內因對事物的發展起作用。經濟發展必須掌握主動權,要“以我為主”,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習近平指出:“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6]一個國家應該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在自身的基礎上。如果一個國家過分依賴于其他國家,就會受制于人,就會失去經濟的獨立自主權,淪落為其他國家經濟的附庸。因此,應該把著力點放在國內大循環的基礎上。

二是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協調發展,相互促進。強調內因不是徹底否定外因,外因通過內因影響事物的發展。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7]外因對內因起反作用,國際大循環的發展能夠推動國內大循環的發展。從世界發展的趨勢來看,全球化的進程可能因為一些國家的破壞而暫時出現波折,但是由于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不可能因某一個國家或某個人的阻擋而終止。從歷史大勢來看,全球化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中國應致力于推動國際國內雙循環良性發展的局面,構建更加公正合理國際經濟新秩序、新生態。

(五)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與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聯系

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針,新發展格局的形成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必然結果。

一是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與新發展格局的內涵。發展理念是發展過程中應該堅持的原則、指導思想。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堅定不移貫徹五大發展理念,并把它作為“十四個堅持”基本方略之一。發展階段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過程中所處的段落。習近平指出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新發展階段是指由于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經濟社會將進入新的階段。“格局”從字面上看是“結構”的意思,新發展格局是經濟發展的新結構。具體到中國來講即改變過去偏重于出口,忽視國內經濟循環,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結構,強調增強自主發展能力,促進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循環進行的國內大循環,同時使國內循環更好融入國際大循環,推動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二是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與新發展格局的關系。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都是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提出來的。第一,新發展階段需要構建新發展格局。世界面臨百年未遇大變局,新冠肺炎加速了變化的過程,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國際大循環對拉動中國經濟的動力減弱。同時,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價格提高。土地資源的減少,土地價格上升。隨著資源利用的增加,資源和能源短缺問題突出,中國的要素稟賦發生變化。但是,隨著網絡經濟、人工智能等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經濟、新業態,內需對拉動經濟動能日益顯現。國際和國內大循環,“客觀上有著此消彼長的態勢。”[8]第二,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新發展理念。要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貫穿于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大循環融入國際大循環的全過程。國內循環需要創新發展,這樣才會不斷擴大國內市場。參與國際循環也需要創新發展,這樣才能更有國際競爭力。國內大循環需要協調發展,這樣才能解決國內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國際大循環也需要協調發展,這樣才能解決國際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等、不平衡問題。國內大循環需要綠色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國際大循環也需要綠色發展,開展全球生態治理,有利于更好保護全球生態環境。國內經濟循環需要開放發展,這樣才能更好融入全球化,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國際循環也需要堅持開放原則,這樣才能更好推動國際交往,推動各國文明交流融合發展。

三、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發展出口導向型的經濟,迅速成為“世界工廠”,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發動機。特別是加入WTO后,中國出口迅速增長,但也存在著對外依賴度過高等問題。

(一)當前發展格局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生產過程存在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但是出現了技術對外依賴度高,產業鏈、供應鏈受制于西方的問題。第一,生產過剩,結構性問題突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時間不長,還沒有完全摸清市場經濟規律,一些地方進行低水平重復投資,導致一些低端產品過剩,而一些中高端產品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第二,出口企業競相開展價格戰,外國對中國產品發起貿易保護。中國擁有數量眾多的出口企業,各企業開展競爭,壓低出口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低廉的價格滿足了國外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外群眾的生活水平。但仍然有一些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工業,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甚至發起了反傾銷報復。第三,生產技術含量低,一些產業存在被卡脖子的風險。中國工業起步晚,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近年來,雖然中國出口產品的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轉變為以機電產品特別是通信產品為主,但是手機等的零部件等硬件,以及軟件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一些中國品牌也在芯片、操作系統等方面嚴重受制于國外。一旦國家之間發生貿易摩擦,更嚴重的如發生戰爭,則面臨核心零部件斷供,從而生產過程中斷的風險。而且,芯片、操作系統被國外企業把持,也面臨著數據信息被監控、泄密等安全風險。第四,是處于全球價值鏈的底端,附加值低,環境污染重。由于不掌握核心技術,在生產中獲得的利潤低。美國、日本等利用專利技術在國際分工中能夠獲得更多的收益,而中國從事技術含量低的零部件生產以及最終產品的組裝,生產過程對水、空氣等的污染嚴重。

二是流通過程存在的問題。流通是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紐帶,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流通經濟獲得了飛快的發展,對于加快社會再生產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著流通費用高,對國際市場依賴度高等問題。第一,國內流通費用高。近年來,中國高速公路、鐵路、航運、航空等基礎設施,以及網絡購物、物流快遞業獲得了快速發展,但是高速公路收費高,物流成本高,仍然是限制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第二,對國際市場依賴度高。一些企業生產長期依賴國際訂單、貼牌生產,沒有國內營銷渠道,沒有按照中國標準進行生產。國際市場充滿了不確定性,一旦遇到國際經濟危機,甚至國際戰爭、恐怖主義等威脅時,國際市場需求大幅減少時,企業面臨銷售危機。

三是分配過程存在的問題。近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但仍然存在著收入差距大等問題。從國際來看,存在著國際分配不公平的現象。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同時,住房、教育、醫療等支出大幅度增加,存在著經濟壓力大,不敢消費,消費意愿低的問題。同時城鄉之間、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大,居民儲蓄意愿高。第二,國際分配不公平。在國際分工中,不同的國家處于不同的競爭地位,導致在國際價值鏈中處于不同的地位,從而在國際分配中處于不同的地位。在全球化體系中,西方國家利用資本上的壟斷、技術上的優勢剝削落后國家。國際分工中,中國多以加工組裝為主,缺乏核心技術,獲取的收益少。

四是消費過程存在的問題。由于長期依賴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方式,國內消費占經濟的比重相對發達國家比較低,受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大。第一,國內消費比重低。消費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一般消費占經濟較大的比重。但是,由于中國長期實行低工資制,收入差距大等原因,消費對經濟拉動的效應不夠大。第二,國際消費存在不確定性。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高,美國把中國當作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甚至頻頻在南海對中國發起挑釁。雖然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但是出口仍然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習近平指出:“我們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深化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9]構建和完善新發展格局需要有新發展方略。

一是堅持推動產業升級原則,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第一,完善國內分工體系,構建完備的產業鏈。國內不同地區,要按照資源、人才等優勢形成不同的國內分工,在國內形成完備的產業鏈。特別是一些關鍵行業,要形成從原材料、能源資源到零配件、組裝生產到制成品的完整的產業鏈,形成國內產業循環。要著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力爭重要產品和供應渠道都至少有一個替代來源,形成必要的產業備份系統。第二,發揮大國優勢,促進產業梯度升級。發揮中國人口多,經濟發展情況差異大的優勢,加快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推動東部地區發展高新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把一些在東部沒有競爭優勢有可能轉移到其他國家的企業優先往中西部地區轉移,推動中西部地區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發展。第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要從供給側入手,解決結構性失衡問題,解決供給存在的低端產品生產過剩和中高端產品供不應求問題。要提升產業鏈的現代化水平,生產差異化的產品,更好滿足國內和國際市場需求。

二是堅持科技領先原則,提升新型舉國體制效能。第一,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盡快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實現突破。發揮公立高校、國有研究機構的優勢,著力提升發展的科技含量,盡快掌握核心技術,解決卡脖子問題,推動高質量發展。在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制藥、航空航天等領域,進行必要的國際協同、集中攻關,爭取盡快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實現突破。須借鑒日本在最近16年獲得15個自然科學諾貝爾獎的經驗,我國也應盡早在自然科學前沿基礎理論方面進行戰略謀劃和實施。第二,引育并舉,加大人才培養力度。人才是第一資源,要不斷提高科研人才待遇,堅持引進國外人才特別是華人科學家與國內人才培養并舉的原則,不斷提升人才培養質量。要推動大科學裝置建設,為科研人員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推動專利技術的市場化,構建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

三是堅持民生導向原則,提升擴大內需戰略功效。第一,要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建設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提高社會網絡化、信息化程度,有利于改善社會生產條件,提高人們生活質量,推動經濟發展。要加快推動5G網絡布局,加快大數據中心建設,加快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智能化工作,加快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第二,堅持民生導向的生產,更好滿足群眾生活需要。要由過去以國際標準、出口為導向的生產目標,轉變為以中國標準、滿足中國人生產生活需要為目標,促進出口型企業本土化、中國化。第三,推動城市化發展,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相對于同等工業化水平的國家,中國城市化率特別戶籍人口城市化率仍然比較低,還有許多地方傳統基礎設施仍然比較落后,沒有下水道,沒有抽水馬桶,許多家庭條件仍然比較落后,家里沒有家電設備。大量的群體沒有坐過飛機,更沒有過外出旅游。要進一步放開戶籍政策,推動城市化進程。同時要加快新農村建設,要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力度,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

四是堅持加速流通原則,提升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第一,加快交通強國建設,完善交通基礎設施。目前雖然中國高鐵通車里程世界第一,但是由于面積廣大,地形復雜,仍然有許多地方交通條件比較落后,人們出行困難,商品特別是農產品運輸困難。要加快中西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中西部更好融入全國經濟發展大循環。第二,降低物流成本,促進商品流通。要進一步降低油氣價格,降低高速公路收費標準,降低鐵路航空貨運收費,規范海運口岸收費,推動物流基礎設施網絡建設,降低物流、人流、資金流的成本,加快商品流通過程。

五是堅持勞動主體分配原則,提升縮差共富的分配體系。第一,控制富豪及其財富的增長速度,提升中低收入水平,提高民生保障能力。雖然中國人均GDP邁上了1萬美元大關,人均年收入達到3萬元人民幣,但是仍然有6億人每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進一步采取措施提高中低社會階層的收入,特別是提高月收入1000元的6億人的收入。[10]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升非正規就業群體的保障能力,進一步完善教育、住房、醫療制度,提高民生保障水平,進一步做好就業工作,加強職業培訓,確保中低收入者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第二,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完善國際財富分配體系。國際分工本質上是通過技術、資本、標準等的壟斷而建立起來了的一套不公平的國際分配體系。中國要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堅持互利共贏,按照平等互惠的原則,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財富分配體系。

六是堅持自力主導開放原則,提升經濟全球化公正發展狀態。第一,推動更高水平、更深層次、更大力度的的對外開放。雖然目前出現了逆全球化的現象,但是正如明清時期中國的海禁政策,無法阻擋全球化的趨勢,反而使自己越來越落后一樣,美國一國同樣無法阻止全球化的進程。要推動建立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以自貿區、新片區、自貿港為抓手,推動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管理現代化、監管法治化,推動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第二,推動國際大循環。中國要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充分利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發展中國家,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要縮小貿易順差,促進國際收支平衡。要加大國際進口力度,更好滿足群眾生活。要進一步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更好利用國外市場、國外資源。促進國際貿易更加公平公正,打破國際貿易壁壘,推動世界市場健康發展,暢通國際大循環。第三,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要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揚自力、自主、自立、自強的精氣神,正確處理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的關系。“可以這樣說,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單個經濟體,不管它的規模多么龐大、實力多么強悍和手段多么狠辣,當其對中國發起戰略挑釁甚至采取戰略行動的時候,我們都是存在化解之道和化解之策的。我們既要有這樣的自信,也要有相應的智慧,更要厚植經濟基礎。”[11]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國內大循環的基礎之上,以國內大循環的健康發展,帶動國際大循環的順利發展,就能形成二者相互促進,良性發展的新發展格局,在反對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合作博弈和偉大斗爭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1]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

[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頁。

[7]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頁。

[8]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20年08月25日,第 02 版)

[9]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20年08月25日,第 02 版)

[10]“中國經濟體量增長迅速同時,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基尼系數一度超越警戒線,中國最富1%、10%人口收入占比逐年增大。其中,基尼系數與日本、瑞典、德國、新加坡、英國、美國、法國相比,中國處于較高的位置;中國最富10%人口與最窮10%差距數值在這些國家中也較大。”李立男:《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現狀的國際比較研究——與日本、瑞典、德國、新加坡、英國、美國、法國的對比分析》,《海派經濟學》2020年第1期。

[11]伍抱一、伍山林:《美國關稅政策變遷的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研究》2020年第1期。

 

 

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

張峰,上海海事大學教授

來源:《求索》2021年第1期

網絡編輯:欣然 

 

發布時間:2021-01-27 1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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