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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王朝科:中國政治經濟學三大體系創新:方法、范疇與學科

人的自覺實踐催生理論,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理論與實踐的創新互動發展;科學的理論正確地反映實踐,錯誤的理論曲解地反映實踐,理論與實踐密切相關;原有理論可能落后于實踐,實踐也可能脫離科學理論,理論最終由實踐來檢驗。這是實踐與理論的辯證關系和常態,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政治經濟學研究走過的發展歷程。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將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經濟實踐相結合,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和三大改造任務,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盡管在探索中有失誤、有曲折,但正如憲法所認定的,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同時,我國開始獨立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的重大理論問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孫冶方、許滌新、劉國光、衛興華等的論著,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擺脫蘇聯經濟建設和政治經濟學的某些不良影響,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改革開放以后,黨的領袖和學者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原理創造性地運用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的經驗逐步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構建出現代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多種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圍繞兩個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時代課題,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開拓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科學解釋力和高效建設力已舉世矚目。盡管科研成果豐碩,但展望未來,新時代、新挑戰、新課題,均迫切需要我們勇敢地承擔時代使命,對中外重大經濟實踐問題做出更完美的理論闡釋,并在政治經濟學方法、范疇和體系三個層面不斷完善發展、開拓創新。

一、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體系的創新發展

 

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課題,每一個時代的經濟學都應承擔與這個時代脈搏相一致的時代使命。任何經濟學的創新都離不開方法論的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所以肩負了那個時代的歷史使命,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進行了方法論革命,建立了獨特的經濟學方法論體系,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具體—抽象—具體的辯證思維過程、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數量分析方法等。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根本上講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面對的發展環境正經歷近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處于重要的歷史關口,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偉大的實踐孕育著偉大的理論,偉大的理論在偉大的實踐中升華。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要無愧于這個時代,必須通過方法論創新,進而實現理論的革命性創新。

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創新的總原則是: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方法,堅持整體性、辯證性、開放性和批判性,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和各種理論的科學成分。具體來講,哲學方法是方法論體系中最高層次的方法,要從中西哲學中借鑒一切合理科學的成分,這一點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內在品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偉大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始終在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下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因而政治經濟學需要從現代政治學的方法中吸取養分,創新具有時代特色的政治經濟學方法體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內在地包含著對社會問題的觀察,體現的是對人的終極關懷,政治經濟學直面的真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包含著經濟對社會、社會對經濟的相互影響形成的復雜關系,社會學中諸如階級階層分析、田野調查、個案研究等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復雜經濟關系的形成機理、提高對現實經濟與社會問題交叉互動的解釋力和解決力具有十分重要意義;市場經濟離不開法制和法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莫能外,不同之處在于法的階級性,而市場主體及其在市場活動中形成的各種關系是經濟關系的法律表現,因而有必要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體系中借鑒現代法學方法;經濟系統是一個復雜系統,涉及許多子系統,如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子系統,資源、環境、人口、科技子系統,經濟過程可以理解為通過過程控制實現系統目標的過程,因而系統論、控制論、信息科學、心理學、統計學等多學科的方法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也必將大展宏圖;數學方法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倍受爭議,數學方法作為一種有用的工具與政治經濟學本身并不存在天然的互斥關系,很多時候數學甚至可以把很多經濟關系表達的十分精致優美,如馬克思關于社會再生產模型等,但在政治經濟學方法創新過程中,必須克服西方經濟學濫用、誤用數學方法的不良學風。除此之外,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創新還可以吸納倫理學、生物學、物理學、心理學、美學等的有用方法,豐富和發展21世紀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體系。

 

二、中國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的創新發展 

 

經濟范疇或經濟概念是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一種理論抽象,是構成一個經濟理論的基本語言單位。換句話說,一門學科其實就是一套邏輯嚴密的范疇體系的展開,這一點可以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找到明確的答案。一門學科的范疇大致有四種來源,一是直接繼承前人的成果,比如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時就大量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并將其科學化;二是對原有的范疇進行改造和發展以滿足建立新的理論和解釋新的問題;三是移植其它學科的范疇;四是根據研究需要建立新的范疇。

未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創新需要形成更加嚴密的一套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范疇體系,克服一些未經學理化的文件用語或經濟政策用語,以及照搬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范疇,以避免學理性、學術性和邏輯性不強的狀況。要形成一套邏輯自洽的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范疇體系,其進一步發展的基本思路是:第一,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中抽象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特征事實,正像當年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以英國為典型例證從而對當時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進行一系列抽象一樣,如可以抽象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級階段、高級階段以及共富、共享等范疇;第二,系統梳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體系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典型特征事實進行比對,發現二者之間的一致性和匹配性,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的直接繼承,如商品、貨幣、價值和價格等范疇;第三,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征事實,把那些雖不能直接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素材加以發展,從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的一部分,如擴展改造后的公有資本、公有剩余價值等范疇;第四,從西方經濟學或其他學科批判性地吸收科學合理的范疇,如制度費用、主權基金等范疇;第五,根據中外經濟發展實踐創造性地提出新的范疇,如新經濟人、知識產權優勢、準中心、新帝國主義等范疇;第六,依據科學范疇來建構話語體系,如依據“合作博弈”范疇來構建“一帶一路”、金磚國家、上合組織等國際合作共贏,反對經貿關系中的霸凌主義等話語,依據“共同富裕”范疇來構建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就要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以及扶貧和提高低收入、擴大中收入、調控高收入等財富和收入分配領域等話語體系。

 

三、中國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創新發展

 

新中國建立七十年來,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從模仿學習獨立創新的過程,這個過程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實踐是內在一致的。無論是傳統的兩大部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體系,還是獨立創新發展的三篇結構體系(原理、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四篇結構體系(商品經濟、經濟制度、經濟運行、經濟發展)、六篇結構體系(生產過程、經濟制度、微觀經濟運行、經濟發展、宏觀經濟運行和國際經濟關系),以及模仿西方經濟學建立的微觀政治經濟學和宏觀政治經濟學等,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缺少統一的元范疇、中心范疇和邏輯嚴密的學科體系和方法論體系,拼盤痕跡明顯。未來中國政治經濟學體系創新的總方向,是繼續完善和創新多元學科體系,其中有四種學科體系應受到高度重視。

其一,構建和完善狹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在恩格斯看來,研究某一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體系屬于狹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我們應廣泛收集和梳理關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外最新文獻,并撰寫出具有21世紀視野的各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其中,以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經濟理論為基礎,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尤為重要。況且,新中國成立七十年的經濟發展實踐,已經為我們準備了非常充分的實踐資源,七十年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成就,已經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堅實的學術資源,亟需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

其二,構建和完善中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專門研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體系屬于中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在有機綜合馬克思的“三過程”《資本論》體系、“六冊計劃”(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體系、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體系的基礎上,應完善和重視“五過程”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創新發展,并將直接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社會再生產總過程、國家經濟過程和國際經濟過程的敘述體系,完美地落實到初級、中級和高級現代政治經濟學體系中。

其三,構建和完善廣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在恩格斯看來,研究整個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體系屬于廣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我們應在分別研究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理論基礎上,塑造以史立論、以論為主、史論結合的廣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早在20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我國政治經濟學界就建立了廣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標志性成果是許滌新的三卷本《廣義政治經濟學》,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可以視為是對廣義政治經濟學的一次初步嘗試。中國政治經濟學經過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積累、探索和發展,已經具備足夠的中外文獻和學術底蘊,建立貫通人類社會各個社會經濟形態的廣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其四,創建“五觀”政治經濟學體系。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大勢和所處的歷史階段看,當今世界依然處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資本主義經濟和建設過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共同存在,各種思潮、理論的相互碰撞、競爭、對話、借鑒等在所難免,因而從與西方經濟學展開對話、交流的角度、從批判地借鑒和超越西方經濟學的角度,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經濟理論為指導,創立包括渺觀經濟(個人和家庭)、微觀經濟(廠商)、中觀經濟(產業和區域)、宏觀經濟(國家)、宇觀經濟(國際)在內的政治經濟學新體系,也是現代政治經濟學體系創新的可行方向。

最后應當指出,近幾年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提出各級領導“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是非常及時和有針對性的。一個時期以來,在經濟研究和教學中,一些學者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和政策,甚至把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經濟成就歸功于西方經濟學,而不認同是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科學經濟理論指導的結果。目前無論是在國內經濟領域的立法和政策層面,還是在解決中美經貿摩擦和國際經濟關系層面,均亟需主動運用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重大原則進行研究和操作,以較快地圓滿推進中國經濟的高質量協調發展,實現國與民的共強共富。科學理論不能脫離科學政策和實踐,科學政策實踐也不能脫離科學理論,不然,對現行經濟政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供給再充足、再完美,也無法通過立法、體制、機制、政策而轉化為真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重點是普通勞動人民)和高質量實踐。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經濟理論,尤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導下,經濟領域的立法、體制、機制、政策越是體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重大原則,實踐的效果就會越好,廣大干部群眾也就越認可這一經濟科學的“皇冠”學科的實用性、感召力和科學性。要言之,各級干部和學者一起共同科學發展和高效實踐21世紀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政策,這是響應和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號召的時代擔當。

 

作者: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學部委員,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

王朝科,上海對外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副會長。

來源:《政治經濟學研究》,2020年第1期,第10-13

網絡編輯:欣然

 

發布時間:2021-01-14 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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