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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卿:黨建引領集體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塘約經驗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旨在通過提升農村的內生動力改善鄉村風貌,以實現城鄉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改革開放40余年來,農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土地制度改革。當前,關于如何深化集體土地的家庭承包制,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認識與思路:一是將土地承包關系由原來的“債權”轉變為“用益物權”,這種思路就是通過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并通過立法保障土地承包權長久不變,讓農民在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獲益,進而實現土地規模化經營,推動農業現代化;二是以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為代表,在黨支部帶領下,通過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給村集體進而推行土地規模經營,借助“村社合一”的合作社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帶領農民脫貧致富。

  第一種思路認為,村集體與農戶之間基于“債權”而形成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并不穩定,因為承包期滿就面臨土地被收回的風險。只有在法律層面將農戶的承包權界定為“用益物權”,使之擁有承包地的使用權、經營權和收益權,才會讓農民在吃了“定心丸”的同時享受土地收益。這種思路建立在快速城市化與市場邏輯之上。當前,快速城鎮化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離村,為防止耕地撂荒,就需要從法律層面規范農村土地流轉,并保障農戶的土地收益,于是以“三權分置”為核心內容的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然而,土地流轉需要在遵循市場機制的基礎上實現土地規模經營,將土地集中到現代農業經營主體層面,如專業大戶、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和龍頭企業,從而帶動農業的規模化、現代化與集約化。然而,此種思路以資本組織農村,依然是“分”的邏輯,這些新型主體并不承擔帶領全村農民共同富裕的職責,在具體政策執行中還存在“扶強”的偏差,使土地集體所有權名存實亡,不利于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無法全面提升農村社會保障水平。

  第二種思路是為了提升小農生產在市場經濟中抵御風險的能力,而將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同時調動農村的內生動力并借此解決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的“三農”問題。“村社合一”合作社的建立,明確了農戶與村集體的關系,也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在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同時也利用市場機制帶動農民有效進入第二、第三產業,擴大了農民收入,實現了當地就業,有利于農村社會和諧發展。可以說,塘約村的實踐讓分散的農民得以組織化,成為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并能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值得注意的是,此種集體化發展思路并不否定市場經濟。

  應該說,農村改革開放40余年的實踐,更多地注重“分”,以保護農戶的財產權利,而忽略了“統”,沒有很好地實現“統分結合”,導致集體經濟削弱甚至消失,農村發展不盡如人意。雖然有諸如華西村、南街村、大邱莊等個別村莊堅持發展集體經濟,但畢竟是未能形成燎原之勢的“星星之火”。小崗村作為大包干的全國第一村,其后來的發展停滯也發人深省。對此,前小崗村第一書記沈浩就提出“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的發展思路。

  1990年,鄧小平曾提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與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20164月,習近平在視察安徽小崗村時,針對土地流轉等土地改革問題,重點強調了“四條底線”,即“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可見,發展集體經濟是黨中央一以貫之的政策。

  綜合現有文獻,體現集體化發展思路的塘約經驗受到關注,緣起于王宏甲的報告文學《塘約道路》。當前關于“塘約經驗”的有關論述主要集中于報紙文章的事實報道和經驗總結(特別是《貴州民族報》的系列報道),也有幾位學者圍繞集體經濟與精準扶貧、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業第二次飛躍等主題解讀塘約經驗。基于此,本文嘗試以塘約村為對象,在系統總結塘約村黨建引領集體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經驗的基礎上,對“塘約經驗”進行總體性闡釋。

一、塘約振興之路:黨建引領集體經濟發展

  (一)華麗變身:從貧困村到美麗鄉村

  塘約村隸屬于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是該鎮最大的村之一,也是國家二類貧困村。該村有10個自然村寨,11個村民小組,921戶,3393人,居住有漢、苗、回等民族。全村總面積5.7平方公里,耕地面積4881畝。該村屬于貴州省最貧困村之一,主要表現為:一是農民收入低,改革開放前農民年人均收入只有3786元,占全省平均水平的70%,有貧困戶138600人,而且該村外出打工人員最多時候有1100多人,外出人員70%以上是年輕勞動力,導致村莊空心化問題比較嚴重,30%以上耕地撂荒。二是村民生活環境差,“破石板、爛石墻、泥巴路、水凼凼”是其真實寫照。三是村級組織渙散,村集體經濟幾乎空白,村干部威信喪失,無人愿意當村干部。一方面村民爭當低保戶、搶救濟糧的“等靠要”思想嚴重,另一方面村民紅白喜事亂辦酒席斂財的現象嚴重,造成了村民沉重的人情負擔。

  20146月,一場洪水將村莊的房屋和道路沖毀。面對這場災難,以左文學為領導的塘約村黨支部因地制宜,走“抱團式”發展之路,通過“三權”促“三變”改革激活了塘約村的發展活力,該村迅速脫貧。“村民年人均純收入從2014年的3000多元,增加到2017年的11200元,村集體經濟從一張白紙到312萬元,外出務工人員也減少到50余人。”現如今,塘約村不僅實現了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還推動了村容村貌以及社會風氣的質變:由最初的“人心渙散”變成了“人心思齊”,黨組織戰斗力增強,村民生活水平提升、安心家園建設。塘約村的“蛻變”使其獲評貴州首屆“十佳美麗鄉村”。

  (二)塘約村改革振興的基本舉措

  塘約村由“村窮、民貧、地荒”的國家二類貧困村轉變為一個小康村,只用了短短兩年時間。在“窮則思變”原則指導下,塘約村因地制宜,確立了“黨建引領、改革推動、合股聯營、村民自治”四位一體的改革措施,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通過黨建引領創新激活村黨組織的統合作用。

  過去的塘約村之所以貧窮,關鍵是因為村黨組織渙散。面對大洪水沖毀家園的災難,左文學認為“要發展,就得改革,要改革,就得眾志成城,全村黨員群眾擰成一股繩”。為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增強村民的發展信心,左文學從黨員教育管理入手,加強村黨支部建設,措施主要是推行全體黨員“駕照式”積分制管理和黨員的“網格化”服務。

  左文學制定的黨員積分制考評制度適用于當時全村43名黨員,以一個月為周期進行考核。同時,明確每名黨員結對聯系10戶群眾,推行通村通組路管護、清潔衛生等事務的黨員承包責任制,把職責落實到具體黨員身上。“每個黨員每月滿分10分,全年120分,記分內容涵蓋學習教育、組織生活、履行職責、廉潔自律和遵紀守法等540多項,由村民小組議事會每月進行測評打分。”塘約村的每個黨員人手一本《黨員記分冊》,由黨員所在的村民組委員會保管,專門用來記錄黨員成績。根據制度,年終時獎勵超過80分的黨員,60分以下的黨員被定為不合格,連續3年不合格的黨員勸其退黨。量化、可視化的考核制度讓村民對黨員干部的工作有了清晰認識,也激發了黨員干部的服務熱情,因為如果考核不合格,該黨員不僅待遇降低,還會覺得沒面子。

  為了讓村民更好監督黨員干部工作,塘約村還每半年開展一次“曬實績”活動,由村民對村兩委干部評分,分數低的,就按積分制規定降低年終績效報酬,借此激勵村干部為民辦實事。同時對村兩委成員、村民小組長、村民議事會實行“三級”考評,形成了村委會監督、監督委員會專門監督和村民小組民主監督的“三方”監督機制,大大提升了基層黨組織的執行力。

  20154月,塘約村黨支部升格為黨總支,以此為契機,左文學依托塘約村的地理位置,以村中10個自然村寨、11個村民小組為基礎,建立4個網格和11個黨小組,在網格內建立黨支部,黨小組則建在村民小組,還有一些不擔任職務的黨員被安排在黨小組設崗定責。此外,黨總支委員兼任村社一體合作社、老年協會、婦女創業聯合會、產權改革辦和紅白酒席理事會等五大機構的領導人員。這樣就實現了黨組織和黨員的“網格化”全覆蓋,使之在村莊治理中發揮引領和服務作用。2018年,塘約村黨總支決定在全村執行干部駐村民組、黨員走訪群眾制度,加強黨組織服務群眾的功能。與此同時,黨組織還積極吸收優秀有志青年加入黨組織,培養有力的“接班者”。

  當前,塘約村已經形成了“支部管理全村、村民監督黨員”的格局。在黨支部的領導下,過去渙散的黨組織得以重新整合煥發新的活力,村民對黨組織重拾信心。

  第二,以“三權”促“三變”。

  塘約經驗的形成源于以左文學為代表的村民“窮則思變”,他們抓住了災后重建的重要契機,走出一條“抱團式”的集體經濟發展壯大之路。塘約之變起于土地權利之變,20147月該村成立農村改革辦公室,以“三權”促“三變”。“三權”指:一是確權。塘約村利用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的利好政策,在上級黨委和政府的支持下,設置農村綜合改革辦公室,成立村級土地流轉中心,建設農村產權確權信息管理平臺,對集體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農村房屋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權和集體財產權等“七權”進行確權并頒發權證,初步形成了土地的三權分置,為農村產權交易奠定了良好基礎。二是賦權。賦權主要是將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等權利賦予農民,以及評估確權后的各類產權確定其價值,賦予產權人在法定期限內依據規定用途依法使用、經營、流轉、作價入股或抵押擔保權,同時出臺相關保障措施。賦權明確了集體財產和村莊的主人是所有村民,每戶農民和集體資產的權益也更加清晰。三是易權。易權是指通過農村產權交易平臺(如土地流轉中心、股份合作中心、金融服務中心等)的建立和完善,為農村各類產權進入市場提供有效渠道,保障其在流動中實現保值增值,激活農村的自然資源、存量資產和人力資源。

  所謂“三變”,即在“三權”改革基礎上實現村莊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借助一系列改革,塘約村不僅辦起了農業產業園,還組建了旅游公司、建筑公司、運輸公司及水務管理公司等多家產業。短短3年時間,塘約村就實現了“蝶變”,2017年底村集體收入達到312萬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萬元,全村貧困戶由2014年的138600人減少到現在的1022人(均為民政兜底)。全村基本實現脫貧。

  第三,進行合股聯營,成立“村社一體”合作社。

  塘約村黨總支書記左文學在改革之初就決定要走“抱團式”集體經濟發展之路。為了組建合作社,左文學召集黨員代表和村民代表就此事進行民主商議并投票,絕大多數村民同意成立合作社。于是,201412月“塘約村農民種植專業合作社”(后更名為“塘約村金土地種植專業合作社”)成立。成立之初,合作社只有左文學和十幾名黨員干部加入,在合作社效應的感召下,現已有2900多村民加入,入社村民接近百分之百。

  塘約村的合作社與其他農民專業合作社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幾乎全部村民以土地入股聯合經營,實現了村社一體。在村黨總支的引領下,合作社屬于集體所有,村兩委與合作社兩塊牌子,一套人馬。

  塘約村土地的“三權分置”改革是合作社成立的基礎。塘約村在對全村土地資源進行精確統計的基礎上,按照田每畝700元、地每畝500元、坡耕地每畝300元計算,按500元一股入股,實現戶戶入社、戶戶帶股。同時,合作社遵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自負盈虧、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成立了社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等機構,初步建立了公司法人制度。

  塘約村合作社制度主要有:一是股權管理制度,為股東發放股權證書,允許股權在村集體范圍內依法轉讓、繼承;二是土地流轉制度,村民作價入股的土地由村集體統一經營,不得向本集體以外的經濟組織流轉;三是財務管理制度,實施獨立的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同時由執行監事監督合作社資產運行、財務管理、收益分配等事項,保障社員收益;四是利潤分紅制度,合作社收益按照334的比例在合作社、村集體與村民間進行分成。水務公司的收益由村集體和水務公司按照64比例分紅,其中村集體收益的50%再分配給全體村民,20%用作幫扶貧困戶,30%作為村水利發展基金。同時,合作社接受的國家扶貧款也通過量化分配給個人。

  合作社成立后僅兩年(2016年),村集體及合作社分紅就高達121.47萬元,社員分紅80.98萬元、最高分紅達8960元,最低也有1840元。

  當前合作社以發展農業種植為主。塘約村有4864畝土地實現了流轉,現栽種晚熟脆紅李520畝,核桃500畝,軟籽石榴200畝、綠化苗木612畝,種植蔬菜300余畝、淺水蓮藕150畝以及羊肚菌基地100余畝。2000多畝林地確權以后,現已開發林地養雞項目。小型水利工程確權以后,合作社籌劃建設無污染的山泉水廠。合作社還在建設現代化的養豬場,配建大型化糞池,實現水肥一體化積累,為600畝的蔬菜種植提供有機肥。2016年,山東省壽光市龍耀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對口幫扶塘約村,無償提供700萬元幫扶資金,并以470萬元作為技術入股塘約村的農業產業園建設。目前,占地300多畝的農業產業園已經初具規模。

  為解決村莊勞動力就業問題,進一步健全合作社功能,左文學還依靠合作社組建了勞務輸出公司、婦女創業聯合會、建筑合作社、老年協會、運輸協會等,讓村民實現村內就業。村民們依照自己的能力自愿參加專業生產隊或者公司;專業隊長由村民選舉,村兩委認定。目前,全村有210名駕駛員,磚、木、漆、電技術人員800人,汽車、摩托車修理工15人,大部分留村青壯年都基本學會了一項技能。在合作社帶動下,村民既是合作社的股東享有分紅,同時又在合作社務工獲得工資收入,較以前收入大增。村民也得以安心于村內就業,建設村莊家園,推動了村莊和諧發展。

  此外,塘約村還以黨建為引領,成立了土地流轉中心、股份合作中心、金融服務中心、營銷信息中心、綜合培訓中心和權益保障中心等六個機構,借此推進“村社一體”經營,進一步深化農村綜合改革。

  土地流轉中心的作用是在村集體范圍內推進土地流轉,將“資源”變“資產”;股份合作中心主要是鼓勵村民將土地和資金與村集體進行合股聯營,一方面推動村民與村集體的“聯產聯業”,另一方面促進村民與村集體之間的“聯股聯心”,讓村民感受到主人翁地位;金融服務中心的成立是為了解決合作社融資難的問題,通過建立村級金融擔保基金,該村與平壩農信社實現了“社社合作”,以“金土地貸”的形式獲得了集體發展的資金;營銷信息中心通過組建營銷團隊,憑借“互聯網+”“合作社+物流”等形式的營銷模式擴大合作社的農產品銷售;綜合培訓中心的職責是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開展集中培訓,培養有知識、懂技能、會管理的新型農民;權益保障中心則通過社員(村民)選舉產生的合作社監事會,圍繞土地用途和流轉以及合作社資金收益與分紅進行監督,保障村民合法權益。

  與此同時,為了有效約束村干部和村民的行為,提高村莊的治理績效,塘約村建立了“七個統一”制度,分別是:資金統一核算、土地統一規劃、村干部統一使用、財務村務統一核算、農產品統一銷售、美麗鄉村統一建設、紅白喜事統一操辦。“七個統一”制度改變了塘約村原來的生產方式、農產品的銷售方式、土地的經營方式、村集體財產的積累以及運用方式、村里財務的核算方式、村委會的管理方式及村民的生活方式。可以說,“七個統一”制度奠定了塘約村走“抱團式”集體經濟發展道路的制度基礎,成為全體村民脫貧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撐。

  第四,推動村民自治,制定村規民約以正民風。

  改革前,塘約村紅白喜事亂擺酒席成風。借用左文學的話就是“村民不是在吃酒,就是在吃酒的路上”。2014年,塘約村兩委曾做過調查,估算出村民每年因為擺酒損失5千萬到8千萬元(不包括禮金),甚至許多每年拿3千多元低保的貧困戶每年要舉債送掉14千多元的禮金。為了轉變民風,在左文學帶領下,全村廣泛征集民意,20157月在村民代表大會上表決通過“紅九條”,并張貼在各個路口,和每戶簽訂了承諾書并留檔于村委。

  “紅九條”規定:凡不參加公共事業建設者、不交衛生管理費者、亂辦酒席鋪張浪費者、貸款不守信用者、房屋亂建不按規劃者、配合組委會工作不積極者、不執行村支兩委重大決策者、不孝敬奉養父母者、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以戶為單位列入“黑名單”管理,考察期為三個月。考察期間不享受國家優惠政策,村委也不為其辦理任何相關手續,直至考察合格,取消“黑名單”管理后,才能恢復普通村民正常享有的權利。“紅九條”推行之初,有人執拗要擺“狀元酒”,還有的人不交衛生管理費,最后都被拉入“黑名單”,經過三個月考察才恢復權利。

  塘約村還成立了“紅白酒席理事會”,以更好地服務于村莊里辦紅白喜事。該理事會下設三支專業服務隊,由村委出資免費為村民提供“一條龍”服務。同時,村委規定除紅白喜事外一律不準操辦其他酒席,紅喜八菜一湯,白喜“一鍋香”,禮金100元以內。這就是“七個統一”制度中的紅白喜事統一辦理。經過一年整治,塘約村的酒席總量減少了七成。左文學說:“我們村集體花了不到60萬元,堵住了過去村民濫辦酒席近3000萬元的損失。怎么說都太值得了。”

  民風正則事業興。塘約村通過制定和推行被稱之為“村憲法”的“紅九條”,民風大為改變。“紅九條”不僅塑造了文明的生活環境,也提升了村民的文明意識,為解決“文化貧困”和防止農民返貧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塘約經驗的內涵

  塘約經驗的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黨建+“三權”+“村社一體”合作社+產業扶貧+金融發展。

  塘約村成功的關鍵在于通過組織建設創新打造了一個堅強的村黨組織。以左文學為代表的黨員干部,有思想、懂經營、富有團結精神、甘于奉獻,勇于犧牲小我,以此贏得村民的信任并調動村民的積極性。他們以“三權”促“三變”激活農村沉睡的資源。在“三權”改革中,“確權”是基礎,農村產權“七權”確權給村民一顆“定心丸”;“賦權”是關鍵,確認村集體財產和村莊的主人是全體村民,明晰農戶和集體財產的權益;“易權”是核心,借助產權服務平臺給產權進入市場提供渠道,保障其增值。

  塘約村通過“村社一體”合作社帶動了共同富裕。“村社一體”合作社本質上是一種社區股份合作經濟,在遵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吸收全體村民入社,從而實現“強弱聯合”,帶動村民脫貧致富。在此基礎上通過產業扶貧即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帶動村民增加收入。塘約村將土地集中后統一規劃,組建了精品農業生產、養殖等第一產業的專業隊,還成立了建筑、加工以及運輸等專業隊,一二三產業共同發展,優化了村莊的產業結構,促進了農民增收。

  塘約村通過與金融機構合作獲得資金以撬動村莊經濟發展,他們與平壩區農信社合作開發了“金土地貸”貸款項目,由村級金融擔保基金提供擔保,經營主體申請貸款時授信額度最高可達繳納擔保基金的10倍,利率在同期同檔次基礎上下浮10%。金融支持的獲得,撬動了農業經濟的發展,使沉睡的資源變成了有生命力的資產。

  塘約村的成功主要在于通過黨建引領,在“七權”確權的基礎上,探索出了“合股聯營、村社一體”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了深化改革奔小康。左文學曾這樣總結塘約村成功的三個基本條件:“一是通過加強黨的建設,提高村莊的組織化程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二是實現了高度的村民自治,理順農村管理各方面的關系;三是‘村社一體’,有效盤活了農村資產,同時有效地將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事二、三產業,實現農村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基于此,塘約經驗可以凝練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走出了一條基層黨建引領和統合農民的內生性發展之路。塘約經驗最突出特點就是基層黨組織實現了政治功能與服務功能的有機統一,成為農民共同富裕的引路人。塘約村通過加強黨組織建設,實施“駕照式”考評制度和“網格化”服務,將黨員與村民緊密聯系起來,激發了村民的積極性,借助組織化引領和統合村民走內生性的共同富裕之路。

  第二,以產權改革推動農村產業融入市場。塘約村的發展證明,農村振興離不開市場。塘約村在推行國家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基礎上通過“三權”實現了“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村集體利用合股聯營興辦了“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將市場因素引入合作社,發展村莊一二三產業幫助村民脫貧,并與農信社合作進一步盤活村莊資產。

  第三,“合股聯營、村社一體”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助推共同富裕。“合股聯營、村社一體”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是塘約經驗的顯著特點。應該說,農民專業合作社、種植大戶或者龍頭公司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帶動村民收入增長,但是這種帶動作用是有限的,因為專業合作社或者龍頭企業的利益分配機制對農民不利,特別是專業合作社的公司化傾向日顯。國家對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扶持政策實際上是一種“扶強”政策,即強者越強,難以兼顧農業農村中的弱者。“合股聯營、村社一體”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了村莊的“強弱聯合”,讓村民比較公平地分享農業的經營收益和土地溢價,有效承接了國家對于農村地區的資源投入,同時推進了村民參與合作社管理。這就激活了村民的主人翁精神,催動了農村社區的共建共治共享。因此,左文學提出,“農村最重要的是沒有窮人,而不是造就富翁”,不走資本組織農村的道路。

  第四,村規民約優化村民自治并防止村民返貧。改革前的塘約村互相攀比、亂辦酒席、不思進取等社會不良風氣蔓延。為了移風易俗,讓村民擺脫“精神貧困”,確保村莊管理有序、互相遵循,以左文學為代表的村干部制定了“紅九條”以正民風,并以身作則嚴格執行。村規民約“紅九條”是由村干部提議并由村民代表大會通過的,被當地村民稱之為“村憲法”。“紅九條”將中國傳統的公義、誠信、守法、忠孝等理念囊括進來。它的實施不僅減輕了村民們的人情負擔,也形成了勤奮節儉、尊老愛幼、團結向上的良好社會風氣,優化了塘約村的村民自治,為塘約村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文化基礎。此外,塘約書屋的建設也激發了部分村民的讀書熱情,有力推動了村莊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

  從另一層面看,村莊社會風氣的改變也能有效地防止村民返貧。精準扶貧不僅要做到物質脫貧,更重要的是擺脫“精神貧困”。貧困村之所以貧困,與當地不良社會風氣有著密切關聯,因而精準扶貧還需要幫助村民擺脫“精神貧困”,防止因“精神貧困”而返貧。塘約村以“紅九條”的嚴格執行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移風易俗,幫助村民實現了“物質與精神的雙豐收”。

三、塘約經驗:鄉村振興的現實道路探索

  塘約經驗是農村綜合改革的貴州樣板。概括起來,塘約村的改革涉及農村產權制度、農業經營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該村通過“七權”同確提高市場化水平,激活資源;借助合股聯營,構建生產、加工和銷售“三位一體”的合作社,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增加村民收入;以黨建凝聚農民力量,以村規民約優化村民自治。可以說,塘約經驗非常契合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針。

  塘約經驗能否成為“塘約道路”,需要考察其生成條件是否可復制。可以說,塘約經驗的形成有著較為深刻的內外部條件,其形成的外部條件主要有:

  一是政治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決反對土地私有化,堅守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底線。這是塘約經驗形成的重要政治基礎。這一基礎在全國范圍內都是適用的。

  二是政策基礎。為了激活土地資源,黨中央開展了新一輪以地“三權分置”為主要內容的土地改革,將沉睡的土地資源變成農民手中鮮活的資產,為農業資源融入市場提供了政策基礎。同時,黨中央實施精準扶貧戰略,也是塘約經驗形成的關鍵政策基礎。這些政策亦能在全國范圍內復制推廣。

  三是經濟環境。當前,中國城市經濟面臨產業結構升級和下行壓力增強等現實難題,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勞動力回歸村莊。這是重建農村集體經濟的寶貴戰略機遇。這一機遇對于全國其他農村而言也是存在的。

  四是上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與支持。時任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和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都曾視察塘約村。特別是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前后11次考察塘約村,在帶來一定資金的同時也給予政策支持,比如指導塘約村合作社建設、將黨支部升格為黨總支以加強黨的領導等。周建琨看到了塘約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活力,有意將其打造成貴州的扶貧樣板。在當下精準扶貧攻堅克難階段,其他地方黨委和政府都很重視貧困村的脫貧,這也是塘約經驗得以推廣的有利條件。

  塘約經驗形成的內部條件有:

  一是能人的帶動。塘約村能夠迅速脫貧,以左文學書記為代表的帶頭人是必不可少的。左文學是一位德才兼備、甘于奉獻、勇于創新的帶頭人,也曾是一名外出的打工者。飽受背井離鄉之苦的他1998年回鄉創業,雖然前期受到資金、技術與市場的影響而屢遭挫折,但最終還是靠養牛而在平壩區小有名氣。這說明左文學是一個有經驗、有想法、不氣餒的能人。左文學在2000年當選為村主任以后,不顧家人反對賣掉所有的牛,專心于村內事務,2002年又被推選為村支書,一干就是十幾年。這說明左文學贏得了村民的信服。特別是塘約村在遭遇罕見的大洪水之后,左文學加強村黨支部建設,帶動了一批黨員積極投身于村莊發展。看似左文學這樣的優秀干部可遇不可求,其實只要通過優化基層黨組織建設,像這樣作風正派、一心為公的優秀干部還是可以挖掘出來的。

  二是創新村黨組織建設。塘約村成功的關鍵在于村黨支部堅強有力的領導。在上級黨委的支持下,村黨支部升格為村黨總支,并對全體黨員實施“駕照式”積分管理,推行黨員“網格化”服務,這就通過制度創新推動了黨員融入村民群眾,激活了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服務群眾的熱情。正是左文學注重村黨支部建設,使得全體黨員空前團結起來,成為帶動村民脫貧致富的領導力量。在全面加強黨的領導與建設的時代背景下,盡管各個村莊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是通過創新加強黨組織建設是各地可以結合實際逐步探索的。

  三是村民團結力的激發。塘約村成功的動力在于村民內生動力被激發。在發大洪水的搶險救災過程中,村民表現出了較強的團結力并迅速實現了家園重建。周建琨正是看到了這點才建議塘約村走發展集體經濟之路。隨后,合作社建設讓村民變股民,更加強化了村民之間的團結協作精神。可以說,正是基于村民團結力的激發,塘約村迅速脫貧致富才有了強大的內生動力。從全國來看,許多村莊的團結力尚未被激發,但這并不意味農民都不團結,關鍵還是要看村莊帶頭人如何引導。

  四是走村民組織化的自強之路。塘約經驗的最大特征在于組建了“村社一體”的合作社。這種模式在將村民變股民的同時,也將全體村民有力組織起來,實現了強弱聯合,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對接市場,走共同富裕道路。“村社一體”合作社的組建實現了統分結合,改變了過去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單打獨斗的局面,也正改變著村民的生活方式,帶動塘約村民走上自強之路。塘約的黨支部辦合作社模式正在安順市推廣,而且山東煙臺等地也已開展了類似探索,說明了此種模式的生命力。

  綜上所述,塘約經驗形成的內外條件在絕大多數農村地區都具備,或者經過努力探索也可具備。

  應該說,集體經濟的發展是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只有集體經濟發展好了,帶動農民收入增加,黨的威信才會得到加強。借此,黨的基層組織也通過引領集體經濟發展實現了政治功能與服務功能的有機統一。塘約村經過實踐探索,業已形成在黨的領導下,黨、政、社、群大融合、小分工的格局。未來村黨支部不僅會成為村莊政治的核心,也將演變為村莊治理的主平臺,在這一平臺上有可能形成“黨支部+”的治理格局,既可以將村民自治實踐納入,也可以容納現代化的治理技術。基于此,塘約經驗便是“黨支部+”治理格局的一種具體體現。目前,盡管以黨支部創建合作社引領集體經濟發展的塘約經驗的形成只有短短幾年,還可能存在一定問題。但是以塘約村為代表的通過加強基層黨建引領集體經濟發展的塘約經驗是具有普遍性的,能夠成為實現農業“第二次飛躍”及鄉村振興的現實道路。

(作者:李漢卿,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網絡編輯:彩虹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21-02-01 2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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